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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此情景，别人赶忙上去拉他，可无论如何，他就是跪在地上不起来。管教干部说话了，谁也别管他，他也该跪了。说完撇下刀疤脸，硬拉着老两口到干部食堂，并吩咐做饭的师傅赶快做些汤面。片刻工夫，满满两大碗汤面端了上来，看样子老两口是真的饿坏了，也没有多推让，也不往椅子上坐，原地一蹲，便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不一会就把面条吃的精光，直吃的满头大汗。吃完之后，管教干部又过来了，手里握了一大把零钱：“大爷，大娘这是我们几个干部凑的钱，钱不多，算我们一点心意。”然而不管怎么说他们就是不肯收，嘴里还直念叨：“这就够麻烦的了咋能要你们的钱呢。”他们转过身对仍在地上跪的儿子说：“娃儿，你在这里千万好好改造，等明年麦收了，我和你爹还来看你”他爹远远地退到一边，用像砂纸打多的手，那根木棍在地上乱画。
本来，一般家属看望时间只有半个小时，管教干部觉得老两口来一次不易，就尽量放宽时间。最后，他们无声地端详了娃儿好久，才依依不舍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又费力从板车上拖下了一个大麻袋。说是娃儿在这干活改造怕他吃不饱，给他留点吃的，等儿子饿的时候慢慢吃。
看着老人一步三回头渐渐远去的背影，刀疤脸还在地上跪着，满面泪痕。人们心里一阵发酸，同时也纳闷，这么一大麻袋都是什么吃的？既然他们带吃的了怎么还饿成那样？正好有两个犯人，上前帮忙拾起麻袋。其中一个不小心，手没有抓住麻袋的扎口，“砰”地麻袋摔在地上。一下子，一堆圆圆的东西欢蹦乱跳的滚了一地！仔细一看，满地骨碌滚动都是馒头，足足有几百个！大的，小的，圆的，扁的，竟然没有一个重样的——显然，它们并非出自一笼，而且这些馒头已经被晾的半干了。看到这些，人们的脸好象被人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火辣生疼！有人也‘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这一举动好象具有感染力，只听“扑通扑通扑通”，在场所有的犯人，也都齐齐地跪了下去！
不敢想象，老两口徒步百里看儿子的情景。更不敢想象，老两口是怎么挨家挨户讨要这么多的馒头！最让人心痛的是，怕儿子一时吃不完坏了，他们一人拉车，一人在车上晾馒头。这麻袋里装的不是馒头啊，分明是一袋鲜活的心，一袋父母心！它刺痛着人们的眼睛，更刺痛着劳改们的灵魂！这时，耳边传来一句撕心裂肺的嘶喊：‘爹，娘，我改！‘那是刀疤脸人在爹娘来看望他期间说的唯一的一句话，那简短的四个字响彻天际，重重地砸在每一个人的心上。
刀疤脸的话，对李思明的触动很大。李思明天生是乐观派，特立独行，对什么都不在乎，生活中的苦难和政治上的桎梏并不能让他消沉，因为在他看来未来是光明的。这是李思明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地方，同时也是让他遭受牢狱之灾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令他心痛的是，父母因为自己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还要为自己操心，这是李思明不想看到的。
“还是早点离开这个地方吧！”李思明打定主意。
1977年的春天，一个调查组进驻到农场，这在劳改农场的人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只是不知道这次谁又是幸运儿。
这次来调查的是李思明的问题。徐大帅等人的行动起了作用，不过最关键的不是他们，李思明还是后来才知道，沈阳军区有人直接向建设兵团施加了压力。实际上，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是在1979年。
李思明被叫到了场部办公室，调查组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巧合的是，这次调查还有他认识的人，那负责记录的女战士还是那位，这个人恐怕对自己了解的一清二楚吧，李思明这样想的。同上次相比较，这几个人看上去顺眼多了。气氛也很“友好”，李思明将自己所有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少不了的还将责任推到“四人帮”身上。
“李思明同志，”称李思明为“同志”，这让李思明心里有点放心，那位领头的说道，“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有关你所受的指控，其它的都可以略不计，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关于你诋毁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你怎么解释？”
“这个嘛，我以前在接受审查的就说过，这是我一家之言，属于学术范畴。当然我才疏学浅，其中也一定会有认识不够不正确的地方，但决不是对伟大领袖的光辉军事思想的否定，只是我自己所做的一些理论上的补充而已。”李思明知道自己最大的罪名是什么。
“你很自信，但这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你这个年纪所能写出的东西。”对方一本正经的问道。
“是的。因为我对军事比较感兴趣，最崇拜的是我军的光辉军史，对人民军队战无不胜的战例有所了解。平时对这方面也有所研究，勤能补拙，所以嘛自己就写出来了，没有经过专家的修订，完全是一家之言。你就当是胡扯！”李思明知道自己解释不清楚，只好把一切归结于“个人兴趣”和“胡编乱造”，至少表明自己没有什么“险恶用心”。
他不知道的是，对方军旅生涯数十年，对他所写五本小册子，都一一拜读过，虽然有些论点并不认可或不理解，但也认为绝对是有价值的。更何况这几本小册子，在李思明的案卷刚被从某个档案袋里翻出来时，就被几位高层将军拿走，传说有人还为这几本书的观点争得不可开交。但是无论哪位将军，都认为写这几本书的人至少在理论上是军事天才！
既然上面已经定下了基调，重新审查李思明的案子不过是走过场，当初的检举人也承认是错案，所以对方并没有为难他，双方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结束访谈。
第五十七章 扔掉锄头捧书本
1977年的7月，在万物生长的季节，李思明终于获准离开了劳改农场，踏上了返回大兴的路途。可在李思明及千万知青看来，这依然是个万物复苏的春天。
回首看了看劳改农场，李思明恍然如隔世，要不是进了劳改，自己的小命说不准就完了。但这段牢狱里的日子只是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的注角而已，属于自己的春天终于到来了，这个比大兴还要偏僻的地方，也许在自己的未来的生命轨迹中将不会再出现。
李思明转过身来，爬上返回大兴的汽车，再也没有回头。
大兴还是那个样子，不同的是人们的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服饰的样式多了些，以前随处可见的标语如今只剩下写着“两个凡事”标语，在空中孤伶伶地随风摆动，只是在建筑物斑痕累累的墙上，还可以很容易找到过去用石灰刷的标语。
1营5连的知青们听说李思明要回来，早就在通往团部的十字路口等着。看到李思明那在阳光下高大挺拔的身影，人群中早就有人在欢呼，如迎接英雄凯旋般欢呼。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徐大帅张华等人则激动地抱在一起。食堂老李早就张罗着做一顿好吃得慰劳慰劳他。先是洗了个澡，去掉晦气，然后吃上一大碗面条，居然还有肉丝？
“兄弟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安顿下来，李思明问道。
“怎么样？以前都偷偷摸摸的走门路返城，现在大家都公开的找门路离开这鬼地方。”张华说道。
“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徐大帅感叹道，看着李思明诧异的表情，接着说道，“这是连长说的。”
“现在连里已经走了十来个人了。有的是因为家庭困难，有的是因为患了重病干不了重活，不过大多数是走了后门托关系。”猴子分析道。
“反正我是不想呆在这里了，早走早好。”曾智发着牢骚。从这76年开始关于知青的政策，正越来越公开的受到无数人的指责，十年中陆续因招工、参军、上学、病退、顶替、落实政策和开后门等公开或非公开的渠道回城约1000万人，尚在农村边疆接受再教育的还有1000万。像兵团战士这样的，过着半军事化集体生活，享受着微薄的工资，但不能招工回城，也不招干，占全国知青的五分之一。
“曾智，过去我说的不要放弃复习功课，还记得吗？”李思明问道。
曾智一愣：“你是说过，不过那有用吗。现在又不高考！再说了还要看出身，看了也白看。”
“你不是想回城吗，从现在起，抓紧时间复习，我估计，今年可能要恢复高考。”
“不会吧？”徐大帅怀疑道。
“是啊，你从哪知道的小道消息？”张华也不信。在文革中，高考早就被“扔进垃圾堆里”，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被认为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因此要废除高考制度，以“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招收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上大学。实际上真正起作用的只有四个字“领导批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主要任务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
“这个嘛，我听说的。难道你们不知道邓小平同志又复出了吗？而且管的就是科教工作。”学过历史的李思明当然知道这一年，恢复高考是最重要的大事，但并没有人能够相信，所以他只能编这个理由来说服他们。
“这个到是有可能！”徐大帅点头道。
“你们觉得呢？”李思明问其他几人。
“暂且相信你一次吧！不过出身问题还是硬指标。”曾智等人还是有些将信将疑。
就在李思明等人还在议论高考的时候，越来越多的消息让千万知青们看到了希望曙的光。
1977年7月，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分管科技和教育工作。复出不到一个月，邓小平就抓住机会，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决议。
此前，已有很多细节表现出邓小平对于恢复高考的决心。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讲话，针对十一大提出的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说，他说：“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
1977年8月4日，那本来只是一次普通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议开始时，大家发言都很谨慎，但谈了两天后就变成对“推荐制”的批判。清华大学教授说，推荐来的学生，许多人甚至还要补习初中甚至小学的基础课程。邓小平说，那就不要叫大学了，改成清华中学清华小学好了。时为武汉大学副教授的查全性举手发言，提出在当年就恢复高考，这个建议立刻得到与会科学家的一致赞同。有新华社的记者称他在会议上扔了一个重磅炸弹。
1977年8月13日开始，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各方意见不统一，头绪太多，会议创造了一项开会时间的纪录——历时44天。会议的主要争论点，还是如何突破“两个凡是”。对此，焦急不已的邓小平在9月提出了他的招生标准：“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最后，马拉松会议终于在10月初得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
——摘自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
明确的消息，正如平地一声雷，让千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们喜出望外，尤其是突破了上学看出身的政治歧视，更让许多人看到了希望，纷纷奔走相告。
于是，拿惯了锄头镰刀的手操起了笔杆，挥惯了铁锤板斧的手捧起了书本，扛惯了犁耙石头的肩膀背起了书包，背惯了语录口号的嘴巴读出来是“GoodMorning”，在田间地头机器马达旁响起了朗朗读书声，在牧场工厂宿舍茅屋里的夜灯下留下长长的背影。
李思明所在的五连也一样，一时间高中教材甚至初中教材成了抢手货，没有教材，油印手抄；老三届的毕业生成了临时教师，毕竟他们受过完整的教育，功底还是比较深厚的，而大多数的人只有初中水平甚至小学水平，几年甚至长达十年的劳动把本来并不完整的知识又统统还给了老师。实在没有实力自学的，也捧起了课本装模作样，最起码也要向别人看齐吧？人们发出“书到用时方恨少”感叹，或带着“临时抱佛脚，不快也光”的侥幸心理。
李思明也捧起了课本，这是杨月千里迢迢寄过来，还一再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