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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下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窗户上挡着严严实实的帘子。那帘子是黑色的，好像很沉。
他坐在我的对面。他没有给我倒水，两个人就那样干巴巴地坐着。他看着我的眼睛，问：“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我说：“打听的。”
他继续看着我的眼睛：“你为什么要找我呢？”
我知道，他一直在试探我。我有点紧张。
只有我和他。
假如我挑破那个秘密，我能活着走出这间房子吗？
我装做没事儿一样说：“我记得曾经接到过你寄的照片。因为你长得跟我特别像，所以记得很清楚。现在我到北京工作了，偶尔想起你，就找来了。”
他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你找我费了很大劲儿吧？”
我说：“就是。”
他说：“真是怪了，我根本没寄过什么照片。”
我说：“那可能是我搞错了。”
接下来就没什么话说了，很静。
为了掩饰尴尬，我假装左顾右盼地打量他住的这个房间。
我说：“这房子采光不好吧？”
他也四下看了看，说：“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搬走了。”
我忽然想到，他随时都可能在我眼前消失。也许，现在不问清楚，我就再也找不见他了，而那个事件也就成了永远没有底的谜。
我鼓了鼓勇气，终于说：“曹景记，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别介意啊。”
他意会地笑了笑：“我知道你有事。”
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问：“你前一段时间去没去过东北？”
“去过。”接着，他也盯着我的眼睛，问：“你怎么知道？”
我避开他的问话，继续问：“是黑龙江吗？”
他想了想，说：“是。”
我又问：“你去干了什么？”
这句话中加个“了”，味道就变了。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他摸了一下鼻子。我觉得他是在掩饰慌乱。然后，他说：“我去抓一个骗子。”
我皱了皱眉：“你去抓骗子？”
他说：“是的。”
然后他又摸了一下鼻子：“那时候我刚刚调到公安局，正巧接到一个案子，诈骗，罪犯嫌疑人跑到黑龙江去了。但我扑了个空……”
然后他又盯住我的眼睛：“你怎么知道我去了黑龙江？”
我毫不信任地说：“我实话实说，不想绕弯子，那段时间，有一个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到黑龙江冒充我，我怀疑是你。”
说完这句话，我的心剧烈地跳起来。
他并没有吃惊，只是说：“是吗？那不是我，你又搞错了。”
然后他拿出他的警官证，在昏黄的灯光下递给我：“您看看，我现在是警察，不可能冒充你。”
我揶揄道：“他还有我的身份证呢，所以，我看你的警官证也没啥用。不过，这个冒充我的人到那里并没有骗钱财，反而干了些好事，没啥，我之所以查这件事，是因为我觉得很怪。”
曹景记说：“那可能是变态。”
我仍然看着他的眼睛说：“也许是。”
他又问：“他去的是什么地方？”
我说：“天安县。”
他说：“我去的那个地方是方圆县。”
我说：“这两个县挨着，太巧了。”
这时候，有人敲门。
曹景记站起来，打开门，我看见门外有两个穿警服的人。那一瞬间，我应该一下想到是曹景记犯事了，警察来抓他。可我没有那样想。我当即认定他们是曹景记的同伙。我甚至怀疑他们是被曹景记施了法术的纸人，因为他们的脸也都很白，白得不正常。
曹景记对他们低低地说：“进来吧。”
然后，他对我说：“这都是我们刑警队的同事。”
他们是警察？我觉得他们穿的警服都不合体。
我忽然想起一个电影，两个人害死了两个警察，把他们的衣服从身上扒下来……那电影中的两个亡命徒跟这两个人还真是像。
我观察着他们的脸，他们的神情都有些怪，很飘。
他们进了屋，都坐在沙发上，不说话。他们坐在我和门之间，也就是说，他们的四条腿挡着我出去的路。
曹景记把门关上了，动作就像他打开时那样轻。
我一下想到，我可能真的不能活着走出这个房间了。
曹景记指指我，对那两个人说：“你们看看他。”
其中一个人看了我一眼，没有一点笑意，他问曹景记：“这是你哥哥吗？”
“不，不是。”
另一个说：“那就是你弟弟。”
曹景记说：“我的哥哥弟弟长的其实并不像我。”
那俩人感叹：“你俩真像。要是你当他，或者他当你，肯定没人能认出来。”
我哆嗦了一下。我看看曹景记，连忙说：“熟人还是能区别出来的。”
曹景记突然对我说：“要不，咱俩就换换？”
我一惊：“换什么？”
他说：“就是我当你，你当我呀。”
我挤出一点笑，带着讨好的味道：“你真会开玩笑，当一个卖字的作家多苦啊。”
曹景记也对那两个人挤出一点笑：“你们觉得呢？”
那两个人都挤出一点笑：“我们觉得这个游戏很好玩。”
这时候，墙上挂的那个破钟敲响了，很刺耳，“咣！咣！咣！咣！咣！咣！……”丧钟为谁而鸣。
我鼓了鼓胆气说：“曹景记，我还有事，我走了。”
他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阻止我，他说：“那好吧。”
我说：“有空你到我那去玩。”这完全是一种客套，我没给他名片，他根本不知道我的地址和电话。
我走过那两个人的四条腿时，也跟他们打招呼：“再见。”
“再见。”他们是一同说的。
曹景记说：“我送你。”
我说：“不送了。”
曹景记说：“不行，楼道黑。
出了门，他又轻轻把门关上，然后他低低地说：“要是你发现那个人在北京出现了，你立即通知我。”
“噢。”我随口说。我看不清他的脸。
他送我到了楼梯口，有了点光。
我回头看了他一眼，那束灯光照着他很白的脸，贼吓人。那一刻，我觉得他的眼神可疑到了极点。我低头匆匆走开。
出了那个旧楼，我感到无比孤独。
一个人，匆匆走过，看了我一眼。他也许是小偷。他也许在对我说：小偷向您提示，谨防警察。
我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剧院中，四周的座位都空着。帷幕慢慢拉开，台上也是一片漆黑，只有一束惨白的光，从舞台后直直伸出来，照在我脸上。我看不清四周。一个恐怖故事要开演了……三 见鬼了从死亡的方向看，总会看到一生不应该见到的人—— 多多这天下雨了。雷声阵阵。
我躺在床上，走在去往梦乡的半路上。亮起一道闪电，雪白的墙壁上，出现一个人在电脑前打字的侧影。闪电一灭，那侧影就被黑暗吞没了。
我打了个冷战，坐起来。
是梦。幸好还有这样一个借口。
一个人经常到编辑部投稿，时间一长就熟了。他是一所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他几次邀请我去他们学校搞一次讲演，主题是“恐怖文化”。
他叫许康，他的脸也很白。
我太忙，一直没有去。
这一天，许康又来了。
大热天，他挤公共汽车，满脸是汗。
我说：“我去，就这几天，时间你安排吧。”
他极其高兴，说：“周老师，谢谢您！”
两天后，我真去了。我穿一件挺做作的黑风衣。
路上塞车，很严重。好像有一辆汽车撞到了高速路的护栏上，有伤亡。因此，我到了那所大学，已经很晚了。
梯形教室。
我进去的时候，学生们都等在那里了。有近百人。
我快步走上讲台。许康介绍我，说我是作家，那些可爱的孩子就用力鼓掌。
我谈笑风声。
我说：“恐惧在人类精神世界里占据很大空间。人生来就有恐惧。婴孩脱离漆黑、温暖、宁静的子宫，对光明充满本能的恐惧；临死的时候，对黑暗、消亡、未知充满无望的恐惧。恐惧潜伏在人类的心理经验中，滋生于人类的想象中。”
我说：“人类的安详永远低于人类科技水平的最上限。和浩渺的宇宙比起来，科学太渺小了，像漂浮的一粒尘埃。因此，人类的恐惧无边无际。”
我说：“人类的恐惧和人类的想象成正比，恐惧感越强烈想象力越发达。”
我说：“东西方的恐怖文化不太一样。西方更倾向于外星人，机器人，刑事犯，那是某种物质的恐怖。在东方，在中国，更倾向于鬼魅——鬼魅包括莫名其妙的事情，不可解释的现象，隐隐约约的神秘的不可抗力等。那是某种精神的恐怖。就像中西医的区别。前一种恐怖不绝望，似乎总可以抵挡，用智慧，用技术；后一种恐怖常常不可救药，从内部摧毁你。”
我说：“我写恐怖故事的理念是——展现恐怖，解构恐怖，战胜恐怖。”
这时，靠近门口有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拿过麦克风问：“周老师，现在有一个周德东就在门外，他说路上塞车，他刚刚赶到。这就是东方式的恐怖吧？”
我说：“差不多。不过，假如真的遇到这样的事也不要怕，只要追查，一定有一个周德东是假的。”
那个学生惊惶地说：“周老师，我不是打比方，真有一个周德东在门口，他和您长得一模一样。”
我想到以前发生在天安县的那件怪事，我的心一抖。难道是那个一直飘在阴暗之处的另一个神秘的我又出现了？
整个教室里的人都很吃惊，大家交头接耳，很多学生站起来朝后看。
坐在第一排主持这次演讲的许康也摸不着头脑了，他站起来走过去，想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过了好半天他才回来。
他站在我旁边小声说：“确实来了一个周德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问：“他人呢？”
许康：“他已经走了。他听说您在这儿，很生气，说您是假的，他质问我为什么不把事情搞清楚，然后就气咻咻地走了。”
我问：“他长的啥样？”
许康上下看我的脸，说：“他跟您长得特别像，也穿着黑风衣，真是怪死了！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他的脸比您白。”
听完这些话，我几乎忘了自己还坐在台上，我张大了嘴巴，回不过神。
教室里的人骚动了一阵，终于安静下来，静静等我说话。他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许康轻轻碰了碰我。
我端正了一下姿势，装作很平静地说：“刚才是个误会，没事了。”接着我说：“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这时候，那个穿中山装的男学生又站起来，用麦克风问：“周老师，我一直以为，写恐怖故事的人应该是最勇敢的人。可刚才——请原谅我的直率——我觉得您害怕了。”
这句话很尖利。下面有些骚动，有很多学生站起来朝后面看，想看看说话的人长得什么样。还有一些学生在观察我的反应。
我尴尬地咳嗽了一下。
我说：“没那么严重。不过，我确实有点紧张。因为，我担心我是假的。”
那天我草草收场了。
回家的路上，我看着车窗外的都市灯火，一路都在想，想那个脸上没血色的周德东。
四 他是画的一个我？
你看见很多张你的脸有黑白的素描有彩色的油画可是，你怎么也找不到那个画家的脸—— 无名氏有个女孩叫毛婧，她19岁，家住山东省长岛县。
那个县在大海中的一个小岛上，很封闭。那里的人要走出来，得坐大船。
毛婧有一个表叔在北京，但是两家多少年都没有来往。毛婧想投奔这个表叔，在北京找个打工的地方。
毛婧是第一次出远门，她在济南换车时，不小心背包被偷走了，她一下就变得身无分文，连身份证都丢了。
她坐在火车站广场上，举目无亲，回不去长岛，去不了北京，就哭起来。
她哭了很长时间，没想出任何办法。
天黑了，她的肚子饿得“咕咕”叫。
这时走过来一个老头，他好奇地打量毛婧。毛婧脸上的泪痕未干。
毛婧见那个老头像父亲一样和善，就支支吾吾地开了口：“大伯……”
那个人停下，听她说话。
“大伯，我的钱丢了，您能不能给我买个面包？”
那老头立即冷了脸，说：“我凭什么给你买面包！”然后，他转身就走了。走出一段路，还回头怀疑地看了看毛婧。
毛婧脸红到脖子根，好像所有的人都在看她，她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受了这次打击，她再也没有勇气张口讨要了。
她觉得特别累。她想，在想到办法之前，一定要减少消耗能量。
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