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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以来，王志平必须在调走与报道的过程中，找到一个能暂时栖身的空间。
“可是，我不正是因为缺少这个空间才调动工作的吗？”王志平对接连不断的怪圈迷惑不已，更悲愤不已。
接下来的调查中，赵政策了解到，在北方大学，像王志平这样在死循环中痛苦挣扎的人，并不止一个。
死循环磨掉了很多人的热情与希望，浪费了多少人的才华与精力！在调查的过程中，赵政策也为之动容。
而在初级干部当中，不止一个系主任对赵政策说：“为了把教育质量搞上去，我们很想引进一些人才。但是想归想，我们却没有进人的权力，根本办不成。当然。各全部门也有他们的困难，可学校不是要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吗？”
学校的管理体制有问题，学生们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为了改善大学生们的住宿条件，扩大招生名额，学五楼在人们急切的盼望中，终于在暑假里完工了。
然而，落成归落成，新楼却不能使用。
原来，人们发现，各个房间的门一旦被锁上，就再难以打开。外面的人进不去，里面的人也别想出来，还真是一座围城。
另外，新楼厕所的大便冲水器都有毛病，需要重新更换。
这些问题该由谁来解决呢？过去，这都是总务处的事情。学校后勤方面的事情。统统由他们负责。不过，今非昔比了。
如今，在总务长的领导下，与总务处平级的单个就有八九个之多。有权管房子的，就有四个处级单个：基建委员会办公室，基建处，修建处，校产办公室。
面对新楼的问题，基建处说。我们只负责建房子，维修是修建处的事情。修建处的人说，我们的任务是维修旧房，这种无人住过的新房，不在维修之列。
各方互不相让，最后还是经过老校长的调停，由修建处把门锁，冲水器全部更换，修理了一遍。当然，增加了五千多元的开支。
不管怎么样，学五楼的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耳并不是所有的楼房都有学五楼那样幸运。
电教楼附设的一栋三层楼。建成后才发发现，全楼上下竟没有一个厕所。人们必须从三楼跑下来，拐进另一座楼中去方便。
楼内人员强烈呼吁，起码在一楼给建一个厕所。这毫无疑问又是一个需要分清权责的大是大非问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肯出面解决？
而赵渊让讨实地勘察，确实发现该楼已经使用年有余，而厕儿门期仍然在扯皮当中。
只是苦了那些楼内的工作人员，只好继续忍受着老大的不方便，去它楼寻求“方便”。
赵政策禁不住想起了一仁人，这个人叫帕金森，是个英国人。帕金森曾经通过考察英国官僚政体，总结出一条定律：打量膨胀的官员和机构，是会彼此之间制造出工作来的。
也许，这个并非虚构的故事，就是对这条定律所作的中国式的注
据老校长介绍。北方大学现在有在职处级干部三百余人，至于科级单位和科级干部的数字。不只是老校长不清楚，常务副校长他们几个校领导都摇头表示不清楚。
赵政策只能是这么理解：这些数字大大超出了上级规定的编制，所以必须保密吧。
以赵政策的身份。自然只能相信学校领导的说明。除个别存在的因人设事的问题，大多数行政机构的产生，走出于更好地保证教学和科研工作顺利进行的良好愿望。
但是，同时，赵政策的心里有很清楚，行政管理的客观运行机制，却不是以这种良好的愿望为转移。权力系统是庞大的，权力本身也很强大，但这种权力已经不是服务于教学科研这个中心，而是异化为凌驾于科研之外，之上的力量，人们要为它的存在而奔忙工作。
些学校的高层领导也道出了他们的心声。
中文系主任谢自立：“听起来我是一个系主任，可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大干事。今天这全部门要求填报表，明天那全部门要你去汇报。什么伙食节电，园林绿化，房屋分配，计戈生育，什么都要求系里主要负责人来管，哪里还有精力去抓教育？”
副教务处长纪宝成：“教研室主任按理说都应该是本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担任，可现在许多系都安排年轻人干了。原因很简单，干这个差事真正研究学问的时间并不多，却经常得干跑腿的活，日常杂事也应付不完，谁愿意干？法律系有两位三十多岁的副主任，干了一年硬是不愿意干了。他们跟我半开玩笑地说，谁要是把我们给撤了，我们给他磕三十六个响头
主持工作的副校长黄达：“人称我们八斤，正副校长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其实，我们八仙连开个会碰头都很难。每个人都有一滩事，真得靠各显其能了。
我当系主任的时候，还能抽出一半的精力考虑教学和科研的事情。可当了副校长后，把全部精力都用来处理行政事务了，可还是不够
面对着白发斑斑的老校长，赵政策一针见血地说道：“校长，学校里任何一个单个都有二三十个单个去管，这样的事情能办好吗？肯定要闹官僚主义。因为这个体制，这个机构，这个架势，就要闹官僚主义
“是啊。”老校长点了点头，表示认可，“我们这些管理部门究竟是为教学科研单个服务。还是给教学研究单位设置障碍，还真是个问题。一号首长说过。管理就是服务。可实际上，我们并不是这样，管理不是服务，而是让基层为我们服务。
对于庞大的行政机构运转的结果，赵政策自然胸中有数，一语中的！
而赵政策更关心的是，在北弈大学里，究竟谁在办教育？
为此，赵政策专门走访了工经系的系主任施礼明。工经系在北方大学，被认为是教育改革走在前列的系。
可系主任施礼明和赵政策聊起来，却是满腹苦涩：“我们和学校职能部门的直接联系。就是教务和研究生院。他们管的就是学生考试量的控制，教师工作量的计算这些硬件。学生招进来，分出去，他们就算完成了任务。至于教学计戈，教材编写，课程安排以及课讲的好坏，学生水平如何，社会是否需要等等，是没有人来我你的。现在办教育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教师的良知和觉悟。为什么出现有什么交换四开什么课，开什么专业就招什么生的现象？因为只要你不找上边要钱，要物，那么你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会有人来干涉你。现在是教师办教育，系主任办教育，学校在办什么？我们不了解，今年初开系主任会议，传达本学期工作任务，十项任务中涉及教学和科研的仅仅只有两项。
人脉的积累 第四百四十二章
更新时间：2010…8…27 0：36：46 本章字数：4121
施礼明接着说道：“八六年。我们系甲为了加强教学神口，卫产实际的联系，想办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我们提出不要经费，不要编制，不要房子，不要电话，只要学校点头批准。可就为点这个头，竟然拖了一年，这个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原则怎么体现？”
而通过老校长的助力，赵政策了解到，统计系主任曾经对本系的一位博士研究生说出了一翻肺脐之言：“说心里话，我不愿意给青年教师加更多的任务。因为他们太清苦了。我作为系主任，心中有愧啊！假如我有权给他们增加工资，有权给他们分配住房，有权给他们解除后顾之忧，那么，我就会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任务增加一倍。让他们拿出一流的教学和科研成果出来。”
通过和这些人的交谈，了解他们的亲身感受。赵政策逐渐清晰地看到，在那庞大的权力体系中，作为学校工作中心的教育和科研，却是处于最底层。这就是教育的现实。
然而，如果把这一切都推在白发苍苍的校长们头上，以为这些都是他们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造成的，那也未免太冤枉他们了。校长，自然也有校长的难言之隐。否则的话，老校长就不会放下面子，主动来找赵政策这个曾经的学生帮忙了。
人年树本。百年树人，赵政策感觉到自己这个教育部的副部长，其实还是有事情要做的。这一玄，赵政策终于感觉到了肩膀上的压力。
北方大学这样名牌学校，瘦死的络驼比马自然要大。学校的领导们和教师们其实也在对教育做着认真的思考。只是，在现行管理体制的约束下，思考很难化为行动。
副教务处处长纪宝成对教育体制的改革，从宏观上做了思考：“我认为，高等教育改革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运行机制的问题。其中心内容，就是竞争机制。要竞争就得让竞争者有奔头，也就是要建立起动力机制和制约机制。校长也好，系主任也好。你要负起一校一系的责任，你手中就必须有让人们向往和追求的利益。不然的话责任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大家都明白，机构太多了，人浮于事不好，可这是工资制度造成的，不提职就提不了工资。作为领导，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学校要以教育和科研为中心，就要依靠教师。可是靠什么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靠行政手段不行，靠经济手段没有，靠职称评定又受名额限制。”
说到这里。纪副处长讪笑了两声：“政策，不怕你笑话，我们靠的一年中的两个假期，靠办好幼儿园，附小，附中，以百分之一百的升学率，来吸引做父母的教职工。然而，在商品经济和竞争机制越来越对学校产生冲击的今天，仅仅靠这些，究竟能维持多久呢？”
而北方大学一个刚刚离体不久的副校长更是感叹说：“从做校长的经历中，我总结出一条真理，在高校中，最没权的就是校长！”
对于这一点，分管后勤工作的副校长最有体会：“现在办教育难，当校长更难，拿我主持的这摊事情来说。要财权没有财权，要人权没有人权，你要雇用几个临时工，指标控制在教委。你要解决几斤，工转干，也要到教委报批。
教育经费也是这样，钱给了你。怎么用却要他来定。比如基建费，你可以拿来盖楼，但盖几居室一套，你没有权力，也得教委说了算。前一段，有些教师给我们提意见，说我们放着图书馆百分之五十的拒借率不抓。却花几个万元曲盖门楼，建花园。可提意见的同志并不了解，那花的是绿化经费，专款专用，不用上交，我们有什么办法？现在学校的婆婆也多。谁都可以管学校，连接到上的小姑娘都可以对你校长拍桌子，动不动就罚你的款。开公审会也要主管校长带队，检查交通安全也要分管校长参加，换总务长去不行，不去就扣你单位的分，罚你的款。就拿预防肝炎来说，区里召集主管副校长开了会，市教育局副局长到会发的言，可过后市高教局却又开了一次会，内容完全一样。然后又是区里检查，卫生局听汇报，精力都是这样被消耗掉了。现在，我不敢奢望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只要少找学校点麻烦，我就念阿弥陀佛了。”
赵政策也邀请了八位政府校长特意谈到了学校的机构膨胀问题。
“高等学校也往往被人们比做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发生的种种矛盾现象，吴斤小大社会系统中的矛盾的反映小社会中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无不受着大社会的制约与影响。”赵政策抛出了影响，“各位校长，对这些我是深有体会的，因此，我认为学校的机构膨胀也算是斤，大问题
“是啊一个副校长点头赞同，“精简机构势在必行。但光是学校汗不管用。最大的问题是上边得先减。教委，市委，高教局都应该带头喊，要是下边喊了上头不喊，将来上头工作压下来，谁去干？我们承认，个别机构有因人。设事的现象。但是发展教育，促进改革，要稳定两支队伍。一是教学科研队伍，二是行政管理和政工队伍？现在，教师队伍实行聘任制度，在教育科研单位工作打手 可以评教授，研究员，这些都是与工资挂钩。可行政管理干部怎么办？工资制度改革后，工资是与职务挂钩。行政干部只能在职务上找齐。民以食为天哪，你不给他安排个处长当怎么办？四五十岁的人了，拖家带口的，同期毕业的同学成了教授，副教授，心理上也难以摆平。当初，也是组织上需要，人家才放弃教学工作，从事行政管理的呀。”
赵政策心里一乐。看来，领导者有领导这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未必没有道理。但是，这种权宜之计，势必会带来新的矛盾。至少。赵政策是这么认为的。
学校在呼吁自主权，校长在呼吁自主权。而中国的教育改革，赵政策认为并先就要从自主权改革起步。
于是，赵政策又邀请了京城里一批高等院校的校长们还有教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