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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政道》
作者：浮沉
作品相关
中秋前夕的祝语
在中秋前夕，浮沉又开了新书，在此先感谢一直以来支持我的书友们，提前祝大家阖家快乐、美美满满、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稳稳当当的走未来的人生大路！
多的话不说了，浮沉要朋友们一往既往的支持，是的，一往既往！
中秋快乐！！！
发新书更快乐！！！
从今天开始，兄弟们陪浮沉一起快乐吧！这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是诸位工作之余的乐趣，也许浮沉不能叫所有书友满意，但浮沉会尽最大的努力写好这本书！！！
再一次谢谢支持浮沉走到今天的书友朋友们、作者朋友们、编辑朋友们！！！
八月十五中秋节，全家团圆乐无边，过了这一天，我们携手都赚钱！！！
国家五五计划至十五计划
1976年，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总是和这几件大事联系在一起――周恩来、朱德、毛主席等革命伟人的相继逝世，唐山大地震发生，中国宣布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对于这一年里经历了大悲大喜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期待着一个崭新的开始。
因此，对于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恢复和调整成为“五五”计划实施的主线。
“计划赶不上变化”。“五五”计划实施期间，跨越了由“特殊时期”至粉碎“四人帮”及拨乱反正的重大历史转折，致使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亦随之变化。其制定开始于1974年，没有独立的文本，包含在《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之中。此纲要直至1977年12月才被下发，“五五”时期缩水仅剩3年。
“五五”计划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经济建设处于恢复发展时期。1978年前后的“新跃进”，使国民经济结构失调、效益低下。
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没有及时总结纠正“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上继续推进冒进方针，不顾国情国力，强行要求“大干快上”、“革命加拼命”的老毛病又卷土重来。
在工业上的“新跃进”则表现得更为激进。1977年4月至5月，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华国锋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全国至少要有1／3的企业要办成大庆式企业，并且表示：“石油光有一个大庆不行，要有十来个大庆。”1977年9月，他又召集国务院领导和有关部委负责人研究加快经济建设速度问题，并且在会上批评国家计委提出的工业增长速度“太保守”，强调“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地实现现代化”。
第二阶段，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处于全面调整时期，“五五”计划指标相应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1980年年底，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开始改善，生产和建设也取得较大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正确路线，确定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史的伟大转折，会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法、活动方法和思想方法，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由此而来的是开始于1979的经济调整期，直到1981年基本完成调整任务，国民经济才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从“五五”计划执行情况来看，1977年至1978年间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连续两年大幅度增长，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恢复或者超过了历史最好水平。但此时表现出明显的冒进倾向，对经济发展要求过急，规定的具体指标过高，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出现新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新八字方针），并从这一年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
在中国人的记忆中，喇叭裤和邓丽君的歌声，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如果说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是一场“听觉的革命”，那么形状颇有些怪异的喇叭裤就是一场“视觉的革命”。国门一点点打开，不同的观念、思想开始激荡。改革开放的历史车轮不可逆转。这一道道开放之初的生活冲击波，不仅表达了人们对美妙生活的向往，也标志着我国各个方面的巨大转折。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特区经济”这个词，在此后十几年里，以一种突飞猛进的姿态，向我们展示出市场经济配置资源下的一种全新的增长和发展魅力。
“五五”计划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最后一个五年计划。“五五”之后，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翻开了新的篇章。
1981年到1985年，“六五”计划开始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对资源配置分别起什么样的作用，对外开放是不是搞资本主义等事关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的重大理论问题，社会上存在着极大争论。“六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就是，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正是在这个5年里，中国经济在调整、探索、发展中开始走向繁荣。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当时最为典型的改革事件。1982年“一号文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不管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由此，包产到户被正式确认为社会主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取消了人民公社，又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前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筹划派官员参加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也就是中国后来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开始为期长达13年的入世谈判，能否加入该组织一度成为中国是否能够融入全球经济大家庭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中国倡导对外开放的关键一步。
1984年10月4日，一份《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的文件为商品经济走上历史舞台开辟了道路。《规定》指出：要根据“大的方面管住管好，小的方面放开放活”的精神，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并颁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基本国策，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概念；商品经济第一次写进党的决议。之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建起了当时全国最先进的专业市场。这个地方开始聚集来自四面八方的小摊贩，在未来的岁月里，义乌几乎成了小商品市场的代名词。
“六五”计划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个计划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社会发展事业第一次写进了5年计划里，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在那个5年里，教育、科技、文化、对外交流等方面都获得了较大发展。
1981年年底，托福考试第一次在中国大陆举行，无数中国学子将通过这个考试打开通向世界的大门，1985年，取消“自费出国留学资格审查”，留学大门大开。
1983年年底，中国的“银河”大型机研制成功，运算速度达到1亿次每秒。几乎在同时，电子部计算机局召开会议，为一台微型计算机的设计最后定型。中国第一台具有商业价值的微机被命名为“长城100”。同样在这一年，王永民的五笔字型研制成功，严援朝的CCDOS编写完毕。这两项发明为计算机在国内的普及奠定了重要基础。
1984年7月29日，许海峰连中10环，拿下了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第一块金牌，揭开了中国体育史新的一页。从那届奥运会开始，中国人的奥运梦变得不再遥远，最终在2008年成功举办第29届北京奥运会，创下奖牌榜和金牌榜第一的好成绩。
“六五”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它为“七五”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六五”计划规定的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技术改造、国内外贸易、教育科学文化、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的任务和指标，绝大部分提前完成或超额完成。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重新出现了繁荣兴旺的局面；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打开了新局面，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3年。1983年，国务院即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七五”期间可以分为＇1＇…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六五”后期，从1984年第4季度开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猛，货币发行过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经济过热。这些也成为“七五”开局的基础条件。经济过热局面成为整个“七五”期间不得不认真对付的难题。
“七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历时3年。1983年，国务院即着手组织“七五”计划的起草工作。1986年3月，经六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史上第一次在一个新的五年计划刚刚起步的时候就制定出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七五”期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1986年到1988年9月，特点是经济发展持续过热，不稳定因素增加；后一阶段从1988年9月到1990年，为经济的治理整顿时期。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幕。几乎所有的银行门前都排满了来提款的储户，不管到期还是未到期；几乎所有的商店前都挤满了来购物的大妈大婶，不管需要不需要。她们抱着、拎着、拖着各式各样的物件，一趟又一趟。百货大楼空了，杂货铺也空了。这个时刻属于白糖，属于洗衣粉，甚至属于大白菜。因为它们都成为这场空前的抢购风中的**货品。这个时刻也属于“七五”。
力行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点，计划和市场也到了生死抉择的最后交锋时期。新旧体制的“共荣共存”难以为继，继续转舵势成必然。“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其中最大的尝试和焦点之战则是“价格闯关”。
1988年5月8日，各大新闻媒体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第一张百元大钞。这让长期习惯了“大团结”（拾元币）的中国老百姓颇感意外。虽然不知道决策层的具体动向，但是已经对涨价异常敏感的老百姓也悄悄紧张起来，传言四起。
当时中央在下价格“并轨”的决心。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张塞说，“当时的改革是考虑要由产品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如果不解决物价严重的扭曲问题，那就不可能转到商品经济的领域里来。我们当时的物价，管你供求关系有多大变化，我照样不动，价值有多大变化，我价格照样不动。这就是产品经济，因此，没有活力。”
1988年5月19日，邓老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指出，中国的改革要“过五关斩六将”，物价改革虽然风险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同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改革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文章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性阶段，到了非解决物价问题不可的时刻。
1988年8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戴河召开，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初步方案》。该《方案》提出，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8月19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条重要消息。当天，各地就出现了抢购。有的人一下子买200公斤食盐，买500盒火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