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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但也难辞其咎，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所以谢安不能马上说出头，要歇一段时间。
对于桓温来说，豫州是谢家旧地，好不容易除了谢万，不能马上把比谢万强百倍的谢安扶上来，而且也城要给准备出头的谢安一个下马威，所以也不能用谢安。
这样从359年冬天到次年夏天，谢安就呆在家里，当然他也没闲着，他等待一个闪亮登场的氛围，而且他相信他的出场为期不远。
第一，在高官圈子里，特别是在中央政府里占主导地位的王氏家族有人出头，替谢家说话，要知道，东晋政权号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政权是王家一手扶持起来的，王家人出来说话，分量当然不轻。替谢家说话的，主要是太原王家，王家与谢家渊源很深，太原王家六世的顶尖人物王述是谢万的岳父，王述官至尚书令，也是就是中央各部部长的领班，相关于常务副总理，说话当然有分量。而谢安和与王述的儿子，皇帝的幕僚长、中书令王坦之又是儿女亲家。由于这种复杂的血源关系，两家结成了利益供同体。
虽然“共天下”的王家是临沂王家，但临沂王家一向重视同姓，视太原王家为一家。此外，谢安本人与临沂王家的王羲之也是长期交往，大家知道传世国宝《兰亭集序》是记录王羲之的朋友在他家游玩的事情，这里的朋友之中，就有谢安。有这样重重叠叠的关系，不用谢安说话，自然有人开口。
这对于桓温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第二，谢万回家后，一病不起，简直到了病危的境地，这种情况，为谢安出山，加了不少同情分。谢安出山的第二年谢万就死了，谢万死了之后，一向爱好音乐的谢安竟然十年不听琴音，当然，这一方面有兄弟情深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谢安还没有上位，必须不断利用悲情形象。本来，当时占主流学术地位的是老庄哲学，这个哲学有个特点，就是要劝人看得开，比如庄子夫人死了，别人都在哭，但是庄子却好象很兴高采烈，晋朝人推崇老庄哲学就是看上这一点，原因很简单，当时战乱频繁，政权经常交替，权贵们各领风骚，整个社会没有规矩，人们的安全感很差，上年世纪30－40年代，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一个人的需求理论，后来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学和社会学中，这个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安全感是人们仅次于吃饱饭的需要，没有解决安全感，人们就不会想着爱情呀、人生规划呀之类的看起来很美好的追求，东晋社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上层社会很流行玄学，这其实是很无奈的选择而已。
但是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越是处在无望、困难的情况下，越渴望真情，所以在魏晋之间，就有特别多的文人结交现象，像什么七贤呀，八达呀，这跟后世为了附庸风雅，硬把几个人凑在一起命名的情况不一样，他们是先交游在一起，天天喝酒、作诗，搞集体活动之后，人们或者他们自已才给他们取这些名字的。所以，在那个社会，人们对于友情、亲情的重视到了非常变态的地步，比如嵇康有名的《与山巨涛书》，因为与自已的理念不同，甚至直接干涉人家当官找前途，如果现在有人这样，非得被骂神经病不可，但在当时被认为是美德。
所以，谢万的不幸，反而拯救谢安，甚至整个谢家的重要加分。
第三，豫州旧属不满。谢家在豫州经营十多年，也算是根深蒂固，有反弹是很自然的是，后来谢安的侄子谢玄还利用了这资源，整合豫州子弟，组成北府兵，这支军队后来不仅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关键还是后来打击桓温儿子桓玄的主力。
这样，面对上上下下强力反弹，桓温不得不考虑安抚一下谢家人。这个时候，社会上关于谢安的舆论突然多了起来。京城里，特别是高官之中，很多人都在讲“谢安不出，苍生何如”，好象天下没有谢安，就不能转了。这种传言的出处，大家心知肚明，以谢安的交游圈子，里头不乏类似王羲之这样的舆论领袖和清淡家，反正这些人经常和高官混在一起，大家闲谈时，每个人都随便提两句谢安，就好象递了内参一样，自然有人传给中枢，当然包括皇帝，也会包括桓温。在我们古代中国，尽管绝大多数人都想当官，但是人们都不想跟“贪恋权术”这四个字联系起来，每个有抱负的人，都希望自已既有权势，又有高道德形象，所以舆论基础不可少。谢安做这些事，既是向社会吹风，又可以为高调出场作准备。
果然，来年8月，桓温就请谢安来当司马了。
桓温在这时候才请谢安，也有讲究，一是豫州有人接手了，半年时间，不长不短，刚好够新人布局；二是谢万病危，如果等到谢万真的死了，那桓温就要被那些高官们安上“逼死人命”的高帽，所以趁他没死，还可以补救，而且一石双鸟，等谢万真的死了，按例要守制，也就是谢安就要辞职回家，当然，严格来说，兄弟之间，守制是可守可不守的，但是如果谢安不守制的话，那么他积累40多年的高道德形象就毁了，前面说了，东晋政权高层的贵族圈最讨厌爱当官的人，所以谢安一定要守制，否则强留下来，前途也不会光明。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接受桓温之请呢？
第一，毕竟桓温是当朝第一大实权人物，到桓温旗下当差，向桓温示弱，避免提早刺激桓温，并取得桓温支持，对于谢安前途来说，这很重要。在一个非民选的制度里，一个人如果只是当低层官员，可能还需要点本事和能力，可能还有点事需要你去执行，可是如果要当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基本上就跟个人本事无关了，因为你决策就好了，执行是别人的事，基本上你只有权力，没有什么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是要站好队，你要很自觉的把自已归为谁的人，这样人家才能放心把权力交给你。所以谢安很自觉的就把自已归队了桓温队伍里去，尽管谁都知道这是扮猪吃老虎，但对于势大气粗的桓温来说，重要的是态度，他才不怕谢安们造反。
第二，谢家传统的当官路线图就是从桓温幕府开始的，谢安的亲大哥谢奕，在桓温没发达时，就是好朋友，后来也当了桓温的司马，两个人还经常在一起神侃唠嗑，被桓温称为“方外司马”，后来，在谢奕、谢安之后，谢家最有了息的后代谢玄也当桓温的司马。司马是军府里的二号官员，名义上权力很大，掌管军政事务，但实际上是个顾问，幕僚长的角色。这对于文人出身的谢家人来说，非常适合这种有名无实的军职，而对于桓温来说，又不用担什么实际风险，最关键的是，还能体现了桓家与谢家的通家之谊。这种关系，对于桓、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整个东晋王朝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四、兵权是强权的核心
谢安入了桓温的军府，这令桓温非常高兴。这期间，发生了三件事，让谢安很不爽。
第一件事是桓温的态度。谢安一来军府，桓温非常高兴，跟他畅谈好几天，有什么东西这么好谈？其实是桓温自已在倾诉过往的辉煌历史以及谢安的家世。也就是说谢安一进门，就被领导带去听讲座，拉去洗脑了，对于这种会议，说者兴奋，但听者很苦，因为不仅要听，还要非常巧妙的捧臭脚。更何况，谢家的荣辱，其实都是拜桓温所赐，谢家之前发达，谢奕、谢万能够当上豫州刺史，是桓温力挺，之后谢万被贬，也是桓温造成。桓温拉谢安讲这番话，一是炫耀，二是打压，虽然后来写历史的都说，他俩的这番见面是欢声笑语，其实是有人欢笑有人愁。
更可恶的是，桓温聊完之后，还让人传出话去说“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这样待客的？”，这句话的恶心在于，第一，他是向那些贵族们吹风说，其实我还是对谢家很好的；第二，他是向主流的舆论界思想界人士喊话，你们的精神领袖已经降服于我，而且我们交流的很好。桓温对于清谈人士有刻骨铭心的恨，因为这些人认为桓温不过一个武夫，而且还激进，在早几年，桓温在现在河南安阳打了一个败战，这对于打了无数个胜战的人来说，兵家常事而已，结果那些清谈界人士很高兴，其中一个还写了赞歌，搞了桓温很火，就找写歌人的儿子谈话，这个儿子怕惹事，就偷偷改了歌词，这事传了出去，可想而知，又变成强权打压舆论的恶例。所以桓温这下子请到了谢安作司马，可真是擒贼擒到王了，连半夜睡觉都要偷笑，可不得到处说去。
这事很还没完，过不久，桓温又突然对谢安作个袭击，当时谢安正在理发，古代人头发长，搞了好久才办完事，戴上帽子，刚要绑上头巾，桓温在客厅里发话了，说算了光戴帽子来就好了。这本来是芝麻大的一件事，结果又被传了满世界都是，而且传的重点有两个，一是人家桓温很重视谢安，这个传言与今后桓谢公然对抗埋下伏笔；二是说谢安动作很慢，这句话很值得有心人玩味，既可以说谢安听说领导来了还故意摆架子，也不抓紧，也可以说谢安这个人身手太慢，有点木讷，不堪大用。
我们前面说过，谢安本来是扮猪吃老虎，借桓温的势而已，结果反被桓温利用了。大家想想看，桓温是什么人？虽然他是带兵打战出身的，但是光会打打杀杀能当上全国总司令吗？《孙子兵法》说，打胜战的关键在于庙算，事前的策划是最重要的，所以像桓温这种从基层打上来的总司令，智慧和权谋自然不低。
所以我在这里要诋毁一下《晋书》的作者群，《晋书》原来有十八种，有的是私撰，有的是官家编修，到唐太宗时候，这位也是从基层打战上来的皇帝一看觉的这些书都是垃圾，就下令让房玄龄带人重写，大家都知道，那一阵子是“贞观之治”时期，大家都忙着搞经济，就象我们现在这样，谁还会有心思搞“文化事业”，特别是历史这种极其无趣，又没有效益的事情，但是国家有拔款，上级有指示，不能不办，于是房玄龄组织了一批主要是科举上来的文人，抄抄写写，因为大家不象司马迁等前朝史官那样，是史官世家，所以这些人把写历史当成写历史随笔了，怎么好看怎么来，抄了好多晋朝人的文章、小说、笔记，而且细节也不详加考证，人云亦云。比如说对于桓温的评价，简直把人家当大凯子了。《晋书》关于桓温的评价，主要来源于晋朝清谈家们的所谓“品题”，大家都知道，一群人，如果没有工作，没在阅历，还净讲话，那么他一定跟长舌妇的前途一样，讲人家是非，只是长舌妇讲人是非叫拔弄，文人讲人家是非叫“品题”，但本质一样，都不能轻信。所以后世认真的史家，随着对晋朝的考证越细，对《晋书》批评越多，但是我们现在如果还照抄书中观点，那我们也把自已当凯子了，所以大家会发现，本文中的许多观点都是跟史书反着来，虽然不一定准确，但毕竟也是还历史清白的一种努力罢了。
好了，言归正传。谢安到桓温府里，还有一件事很刺激他。这就是军府里的中丞高崧的一番话，他说，以前朝廷几次三番叫你当官，你老是抗旨，而且外面还有风声说，谢安不当官，老百姓没法过，现在你当官了，你预备叫老百姓如何过？这个问题问的很有意思，震惊了谢安。中丞说白了，只是桓温的秘书，而且是谢安的下级，高崧的问题，是不是桓温的意思呢？很有可能。这句话表面上是嘲笑谢安，实际上是提醒谢安两个问题：第一是提醒关于“禁官令”的事。前面说了，谢安曾经当过一个月的官，是在桓温的政敌庾氏家族的军府里当官，辞职之后，朝廷还不断的叫他当官，比如他愿意当散官的话，可以当琅琊王友，琅琊王通常是皇帝起家前的职位，基本上琅琊王都是现任皇帝的亲兄弟或者儿子，王友这个官是个闲职，顾名思义，名义上是官，实际上是友，相当于国策顾问，地位超然，但是谢安不愿意，后来吏部尚书范汪又叫他当吏部郎，这是实职，相当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他还是不当，所以，朝廷就急了，觉得很没面子，下了道命令，“禁锢终身”，也就是永世不得录用，这是非常严厉，而且很不寻常。因为自汉代以来的惯例，就是当不当官随便，辞不辞职也随便，所以有好多人，当官当几天就辞职了，也没有人追究责任，比如大家都知道的陶潜陶渊明，当官当不爽，说不干就不干了。因此可见朝中官员对于谢安的愤怒。所以这也是谢安把再次出仕的起点选择桓温府里的原因，至少没有人敢吭声，但是只有桓温敢提起这事。第二个意思是打探谢安的底牌，大家看到，谢安两次出仕都选择从军府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