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文集-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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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飞狐》是在《新晚报》上连载的）、《倚天屠龙记》（在一九六一年和《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之地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明报”因倾力倾情地报道、评论“逃亡潮”而声名大噪，发行量遽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宣告结束。一九六○年（三十六岁），查良镛为《武侠与历史》杂志撰写《飞狐外传》。还是这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自然是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一九六三年，开始为《东南亚周刊》撰写《连城诀》，《天龙八部》也开始在《明报》连载。一九六五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化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时，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同年年底，查良镛开始创作《侠客行》，并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在一九六六年的“文革”期间，《明报》以对此及时、准确地系列分析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其大报地位。一九六七年夏季，香港爆发了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六七暴动”，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明报》也成为左派分子重点攻击目标。不过，在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创办《新明日报》，在香港创办《明报周刊》，并开始创作《笑傲江湖》同样是在这年。其实，金庸不但是文学天才，还有极高的政治敏感性和洞察力，比如，是他最早指出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林彪将会被毛泽东清算的可能。《明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港第一健行”。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写武侠小说，他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撑起《明报》的大业。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创作、发表于一九六九年）。这两部小说被公认为其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一九七○年，查良镛创作《越女剑》的同时，开始修订全部武侠小说作品。一九七二年，《鹿鼎记》连载完毕，四十八岁的金庸就此宣布挂印封笔、金盆洗手，不再写武侠小说了。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二十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十年的修订，一套十五种共三十六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这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其中，又要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这正是：“武林”至尊，唯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一九七三年春，查良镛应国民党之邀，以《明报》记者身份赴台访问十天，还与蒋经国等人见面会谈，之后在《明报》连载《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蒋经国是“金庸迷”，但他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事……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一九七九年，五十五岁的他参加了在台北举行的“建国会”，与丁中江同为小组讨论会之主席。其间，正式授权给台湾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一九八○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的《射雕英雄传》，使金庸的武侠小说正式进入大陆。此时，十五部三十六册的《金庸作品集》也全部修订完毕，前后花了十年时间。邓小*平重新执政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查良镛这时向中共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一九八一年，查良镛与妻子儿女回大陆访问。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都充分地表露出来。这次访问，还得到廖承志的宴请。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应道。此行共游历了十三个城市。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将两朵天山雪莲带在身边回到香港……返回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一九八四年，查良镛出版《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并再次赴北京访问，会见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年九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又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一九八五年六月，中方委任查良镛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中，查良镛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发言完毕，掌声热烈。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好极了！”一九八六年，查良镛正式授权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还获颁香港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小组港方负责人。对怎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当真是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查良镛主持的“武林大会”，由于决不出胜负输赢，得不到积极的成果，于是他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的政制协调方案。第一稿出来以后，遭到强烈反对。与中方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将“新协调方案”略作修改，终成为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但反对查良镛和“主流方案”的声音却铺天盖地而来。为了平息在一九八八年发生的此事件在香港引起的轩然大波，查良镛在《明报》撰写社评，论述自己的政制观点。谁知，“社评起风云”，引发了更大的风波。香港有数十名学生游行示威，火烧《明报》和经影印放大的社评，指责查良镛“歪曲事实，断章取义”。广州：十二月六日，草委主任扩大会议通过“主流方案”，决定把它原封不动的提交给草委全体会议讨论。香港：仍然群情汹涌，抗议的浪潮一波接着一波。查良镛：为息众怒，抛出洋洋洒洒的万言文章《平心静气谈政制》，在《明报》连载十二天。最后，在一九九○年的二月二十七日，邓小*平、杨尚昆、李鹏、万里接见参加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会全体会议的成员的当天，《基本法》通过，几年的政制方案纷争终于尘埃落定。查良镛说：“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一九八九年（六十五岁），查良镛宣布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并在《明报》创刊三十周年庆的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下定决心淡出江湖。五月三十日，查良镛卸任《明报》社长职务，只担任明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明报企业挂牌上市，查良镛的持股量从80％减少为65％。把明报企业推向市场，表明查良镛逐渐告别《明报》的决心。在他宣布退休时，十多个财团上门要求收购《明报》。但是，查良镛却选择了一家出价较低的公司，让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当《明报》掌门人。他和于品海联合宣布：由智才管理顾问公司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这，让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一九九二年，六十八岁的查良镛赴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学者，并于牛津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持讲座，做《香港与中国：一九九七年及其后五年》的演讲。其间寄寓的牛津大学城，环境清幽，学术空气浓厚。奔波劳碌了几十年的查良镛，终于找到一处像圣地那样清幽的地方，酬其一贯神驰的“牛剑”之情。这一年里，他还回乡寻师访友，为嘉兴市捐建“金庸图书馆”，获得了加拿大毕（卑）诗省省立大学名誉博士的荣衔。一九九二年年底，新上任的港督彭定康又抛出一份“政改方案”，引发中、英新一轮政治风波，中方将彭定康视为“香港的千古罪人”。查良镛对香港将来政治制度的一贯主张，从未改变过。他忍不住再次“重出江湖”，笔战彭定康……一九九三年，六十九岁的查良镛发表《功能选举的突变》长文。还是这年的四月一日，查良镛宣布辞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的职务，改任名誉主席，并在《明报》发表《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一文，确定“退休”一事。多年来一步步“淡出江湖”的“金大侠”，这次可谓一退到底，退得干干净净。从此，他将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一九九四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金庸武侠小说的第一部英译本《foxvolantofthesnowymountain》（《雪山飞狐》），查良镛也正式授权给北京三联书店出版《金庸作品集》大陆简体字版。在本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中，将金庸列为本世纪中国小说家第四位。他还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获选英国牛津大学两所学院之荣誉院士。一九九五年，香港明河社星马分公司出版《金庸作品集》东南亚简体字版。后一年，日本德间出版社取得版权，正式开始翻译刊行《金庸武侠小说集》。一九九七年，《中国时报》浮世绘版“金庸茶馆”专栏开张，查良镛也举行了个人在台的第一场公开演讲，主讲《历史人物与武侠人物》。同年七月，香港回归中国大陆，他在《明报》上发表《河水井水互不相犯——写在回归第一日》一文。该年十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thedeerandthecauldron》（《鹿鼎记》）第一册。一九九八年五月中旬，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召开“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各国四十余位学者赴会或提交论文。该年度中，查良镛获香港政府市政局颁授“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而香港（及海外）文学艺术协会以最高之“当代文豪金龙奖”授予巴金、冰心、金庸三人；日本“潮”出版社、香港明河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金庸与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的对话录，即《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一书。在十一月上旬，由汉学研究中心、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远流出版公司在台北举办的“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中、港、台及美、英、澳等国二十七位学者发表论文，二百多位学者与会。该论文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正式出版。一九九九年三月，七十五岁的查良镛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并开始进行《金庸作品集》的三度修订工作。二○○○年七月，香港特别行政区颁赠最高荣誉大紫荆勋章给查良镛。十一月初，中国北京大学举办“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十二月，获颁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二○○一年四月下旬，已是七十七岁高龄的查良镛访台，由新竹清华大学颁赠荣誉讲座教授证书，并与圣严法师、杨振宁博士、刘兆玄教授进行“岁月的智慧——大师真情”会谈。已经“淡出江湖”的查良镛，过着平平淡琰、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