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薮锏�2。9左右，也就是说每1000名妇女可以生育2900个孩子。但是这一速度比起巴勒斯坦人5以上的生育率，因此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口永远也不可能超过巴勒斯坦人。而犹太人口的比例持续下降。这种此消彼涨的较量最终导致的以色列人不得不放弃了他们在加沙地带的定居点，以加大了以色列控制的以色列本土以及西岸地区的犹太人口比例。但这也仅仅是将犹太人从多数民族转为少数民族的时间推迟了不过20年而已。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埃里卡特便曾不无得意的说过：“我们并没有消失，我们也不准备消失。出生在我家乡杰里科镇的孩子们将成为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多数民族。”
为了改变这一力量对比，在不进行战争来削减巴勒斯坦人的前提下，犹太人只能选求外来力量的帮助。而自称“失落的十族”之一的米佐拉姆人显然不失为号召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重回以色列的一个典型范例。当然一口气引入200万根本与犹太民族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的米佐拉姆人显然不是大多数犹太人可以接受的事实，因此以色列的教宗—大拉比阿马尔在派出宗教法庭代表团与米佐拉姆人进行了接触之后，决定不承认来自米佐拉姆和曼尼普尔两个邦的印度人为犹太人，但接受他们是犹太人后裔的证据。而其中的一个拥有7000余人的“布尼梅纳什”部落则被认为是犹太的直系后裔，派几名犹太宗教法官前往印度东北部与缅甸接壤的偏僻角落，主持仪式使“布尼梅纳什”部落人皈依犹太教，而这个部落中两百多名幸运儿则可以如愿以偿的移民以色列。最终定居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镇和卡尔米埃勒
显然绝大多数的米佐拉姆人并不了解以色列政府这一举动背后“千金买骨”的象征意义。这极少数人成功的加入以色列国籍给了他们无穷的动力和勇气。但是在新德里的统治之下，他们的这一美好夙愿显然依旧遥遥无期，印度政府在这个问题虽然保持着听之任之的态度，但实际上却根本不会给米佐拉姆人脱离印度的机会。这一点并非单独出自于印度自身利益的考虑，更是以色列政府与新德里达成一致协议。
不过中印战争的结束却给了一直以来都幻想着自己是“犹太后裔”的米佐拉姆人一个实现梦想的最好契机。当中国远征军带来了新德里无条件投降的消息，米佐拉姆邦的居民们并没有象他们的邻居那样对独立自主，可以摆脱印度斯坦人的统治抱有太大的兴趣，相反真正可以激发他们热情的是他们终于可以不受约束的奔向自己的那失落的家园了。米佐拉姆人第一时间联络的并不是前来解放他们的中国远征军，而是远在中东的以色列政府。米佐拉姆人组织了一个由各部族长老组成的使团前往耶路撒冷，除了朝圣之外他们还希望根据《犹太人回归法》，让大多数的米佐拉姆人移居以色列。而国际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会社则应该承担“玛拿西儿女”部族皈依犹太教的全部费用，并为他们移民以色列提供便利。
面对这群“讹人”的“远方亲戚”，以色列政府多少有些哭笑不得。痛斥对方然后拒之门外自然并非难事，但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形象，以色列政府还是表示了愿意考虑他们的意见。只是让众多米佐拉姆人离开生活已久的土地，恐怕大多数人都会留恋吧！因此以色列政府希望米佐拉姆人可以多考虑一下移民的问题。
“我们一点也不后悔离开那些我们出生的地方。因为以色列才是我们的应允之地。”但以色列政府的劝告却遭到了对方义正词严的回答。根据《出埃及记》中记载：当年希伯来人因受到埃及人的高压统治而被迫逃出埃及，摩西奉上帝之命，带领希伯来人穿越红海，抵达充满奶与蜜的应允之地。显然米佐拉姆人早已不将可以移民以色列看成是一种奢求，而是自己作为“神选之民”所理应享有的权力。
面对米佐拉姆人死皮赖脸的移民请求，以色列政府只能表示将200万米佐拉姆邦的居民移居到以色列的国土之上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并非可以一蹴而就，以色列政府希望米佐拉姆人能够先逐步找回他们作为犹太后裔的光荣和生活习惯再考虑移居以色列本土。但是令以色列人没有想到的是对于自己的这一推脱，米佐拉姆人似乎也早有应对之策。米佐拉姆使团面对无法移居以色列这一问题显然早已有预料。他们迅速退而求其次提出了希望能够先与以色列结成一个基于犹太后裔共同利益的联盟。
这一要求虽然表面上看对以色列颇为有利，毕竟自1948年5月14日，犹太复国主义者宣布建立以色列国以来，在世界各大种族的政治版图之上以色列依旧是犹太人唯一的聚居地。如果可以与独立的米佐拉姆结成联盟，无疑从一个侧面扩大了以色列的政治生存空间。但是精于算计的犹太人却不难从这事情充满诱惑的表面洞察其背后的隐患。米佐拉姆邦的面积不过2。1万平方公里，且地处米佐丘陵，东部河谷狭窄，人口极稀，西部虽然有一些利于耕作的平原，但农业却以粗放的轮作为主。可以说整个米佐拉姆的经济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米佐拉姆邦空前的落后与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使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以色列完全格格不入。如果这个联盟真的变成了现实，那么最终的结果也不过是为以色列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被迫向遥远的米佐拉姆邦持续输血。
最终以色列政府不得不抱着“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心理，向在处理印度所属各邦的前途问题上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中国政府求助。在了解了以色列政府所面对的尴尬之后，中国政府多少也有些无从应对，毕竟米佐拉姆人对于自己是犹太后裔这一理论坚信不移。而在印度东北各邦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又向来强调民族自决的精神。如果不是以色列政府开出了众多丰厚的后报，中国政府也实在不想趟这个混水。最终经过了历时数个月的讨价还价，在中国政府的协调之下，以色列政府与获得独立的米佐拉姆共和国订立了一系列经济、科技互作协议。暂时稳住了叫嚣要“举国重演《出埃及记》”，到处租借船只恨不能全民渡海，移民以色列的米佐拉姆人。
原印度东北部特区在战前共有印度政府设立七个邦，分别是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米佐拉姆、特里普拉、锡金和阿鲁纳恰尔。总人口3100多万，总面积约占印度陆地领土面积的8％。由于印度东北部在行政上属于印度的时间较晚，而印度自身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统一的时间也很短。加上贫困落后问题尤为突出，因此长期以来都与印度政府处于离心离德的状态。虽然新德里一直以来强调东北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例如地处山区，没有港口，又偏处一隅，与印度其他地区之间夹着一个孟加拉国，仅有狭窄通道相连等等原因。但实际上印度政府长期以来错误的经济政策也是导致东北部地区贫穷落后的重要原因。除了在民族自绝的基础上赋予了阿萨姆、那加兰、梅加拉亚、米佐拉姆、特里普拉、锡金这6个邦的独立自主之后，中国政府更是启动了准备已久的“中印缅孟地区经济合作”战略。这一战略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便由中国云南省的经济学界提出，但是由于新德里的反对而迟迟无法启动。而随着中印战争的终结，一个崭新的自由贸易区域的雏形终于出现在了环孟加拉湾地区。
中印这段争议始于1914年的中英藏西姆拉会谈。在会上英国全权特使威廉。亨利。麦克马洪提出麦克马洪线为西藏和英属印度之间的边界，该线将藏南及达旺等地区割与英国。后来英藏代表皆签字批准该线，中方代表则因中央政府反对而没有签字。中方至今的观点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西姆拉会谈条约只有单方签字，应视为无效。中国所坚持的是中印传统线。
而长期以来由印度根据英国政府单方面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而强占的藏南及达旺等地区建立的所谓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从来不承认该邦的合法性，而随着中印战争的结束，这一长期搁置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迎刃而解了。印度所强占的阿鲁纳恰尔邦地区，总面积为83743平方千米，可以说是现时印度东北部面积最大的行政区。但是人口不过100多万。随着由拉萨军分区组织的特遣队抵达该邦首府伊塔那噶。阔别祖国多年的藏南领土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民的手中。
印度东北部各邦的独立风潮一度引发了印度本土民众和西方各国政府的猜测。中国会以印度原属各邦为单位彻底肢解印度的怀疑一度出现在众多国际观察家的报告之中。但是很快一个新兴联邦政体的出现却最终打破了人们的这些顾虑。
尾声：恒河沙数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在探讨苏联解体之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之时，总认为象印度、日本这样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国家里存在共产主义党派，并不为奇。毕竟在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陷入空前低潮的情况下，这些共产主义党派的存在与其说是一股政治力量，不如说是这些国家议会民主的一种象征和标志。虽然在印度，共产主义党派存在的时间并不短，影响力也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在象西孟加拉邦这样的地方政府内长期执政，可以说星星之火，生生不息，但是由于其自身存在的缺陷，也导致了他们要想夺取全国政权，形成燎原之势，却也遥遥无期。
共产主义理论在印度的传播几乎与中国是同步的。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正是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和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这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在印度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土壤，一些小资产阶级秘密革命组织成员和国大党内的少数激进青年成为最早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人。其中作为著名、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熟知的当数—罗易。这位出身于印度一个婆罗门家庭的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18岁就参加谋求印度独立的地下抵挡运动，而当1915年尝试发动武装政变推翻英国统治之后。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开始踏上了前往德国及中国上海寻求德国提供武器支持印度革命的道路，但是却均未能获得成功。据说他还曾在日本会见了在那里避难的孙中山，但是谈到民族解放问题时，孙中山提出了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把欧洲列强赶出中国和亚洲。罗易对孙中山的主张不予赞同。而孙中山还建议罗易从袁世凯的反对者手中购买武器用以协助自己的倒袁运动。
1917年，罗易流亡墨西哥开展民族主义革命活动。由于与当地知识份子及政治领袖关系密切。罗易曾一度被选为墨西哥社会党总书记。十月革命后他转向共产主义，与当时在墨西哥的俄罗斯革命者鲍罗廷熟悉，并一起创建了墨西哥共产党。1920年他受到列宁的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并在会上发表关于民族及殖民问题的理论，甚至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方面理论的补充。罗易在这次会议中的表现可以说是印度人在共产国际运动的一次颠峰，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旧处于襁褓之中。此后罗易在共产国际之中可谓春风得意，1920年他于塔什干成立印度侨民共产党。1922年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之一，之后更一度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但是随后的中国之行，却成为了他人生事业的一个重要的拐点。
1927年年初，罗易奉共产国际之命前往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负责“指导中国革命”。不过他生不逢时，他4月初抵达中国，4月12日便发生了震惊中外“4。12”反革命政变，接下来他又与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以及老友—苏共驻华代表鲍罗廷就中国革命的策略问题发生激烈冲突。5月31日，共产国际密电中共，指示中共发动进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没收土地；渗入国民党内并组成可靠的武装部队。但罗易请与6月将共产国际指示未经许可给了国民党在武汉的领导人汪精卫过目，最终令汪精卫在在武汉发动“7。15”反革命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可以说这位印度人在华期间的所谓“指导工作”除了间接重创了中国革命之外一无所获。毛泽东曾说：谁促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分裂？“到头来还是罗易本人”。1929年，罗易被斯大林开除出共产国际。
与罗易创立印度侨民共产党的同时，在印度国内，也有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1－1922年间，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拉合尔、马德拉斯和康浦尔等地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罗易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