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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儿代表金四来下“战书”。说是生产队长同意了，先扳手腕，再记工分。这就是说，和我们“没完儿”了。
本来我的人缘很好，但那次扳倒村里“第一腕”，引起“公愤”，除了队长的儿子，因抽到柳州钢铁厂饭堂当工人而把自己也看作城市人敢出面为我呐喊以外，全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帮我的，连和我最好的春风也反常地为金四摇旗呐喊。那时才17岁的我，被这种“同仇敌代”的气氛吓住了，我感到了外来人的孤独。我审时度势，决定输给喝得满脸通红的金四。但我又不愿这样轻易地输给他，于是就一会儿用巧劲儿拉开他手臂，一会儿用死力与他对扳，直弄得他气急败坏、歇斯底里了，才让他把我板下来……
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矿矿时，他很不以为然地说：“什么外来人？！是我呀，非扳倒他不可！”
矿矿还真说到做到。
美国的孩子常常先入为主，有的还真以为凡中国人都会功夫，加之矿矿的中国功夫早已是名声在外，看着矿矿虚张声势的样子，有的还没比，手就先软了。
有一天，矿矿的好朋友塔斯登，终于发现与矿矿扳手腕有劲儿使不上的现象，于是，怀疑矿矿用的是巧劲。但是试了几次，仍然是输，就是看不出来矿矿是怎么使巧劲儿的。塔斯登恼羞成怒，就来个先发制人——开始就抓住矿矿的手反扭过去。矿矿发现吃亏，就用力挣扎，试图解脱出来，谁知一使劲，正好反手一拳打在塔斯登的鼻子上。
“哇，不好了，塔斯登的鼻子流血了！”围观助战的孩子都起哄地叫起来。
惊慌的老师赶来，塔斯登被送进了护士办公室。矿矿则被送进了校长助理的办公室。
孩子们打打闹闹，你捅他几下，他打你两拳，那都问题不大。但是流了血，问题就严重了。家长怪罪起来，学校也就很难办了。美国的公立学校（主要指中、小学）的钱都来自本社区居民上交的房地产税。理论上说，学生的家长应该是学校的“k朋”（上司）。学校在处理此事时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就给我打了电话。
当时，我正在开会。半小时以后回到办公室听到的是电话录音。一个女性的声音：“这是某某中学，请你听到信息后马上给学校办公室打电话……”
“学校的电话！？”一听到这个电话录音我的心就不安起来。经验告诉我，凡是学校突然打来电话，准没好事。除了孩子犯错误老师告状外，就是孩子出了事，碰破头或摔伤手什么的。
几个星期以前，我曾接到过矿矿学校的一个电话，那是因为矿矿上体育课时，为救起一个球，“英勇”地撞到一张铁椅子上，把门牙给碰断了。
等我急匆匆地赶到学校，办公室的那个老秘书笑吟吟地对我说：“若家里有个男孩，你就得做好他要摔断门牙的准备。”
学生上体育课撞着铁椅子，学校是要负责任的。
不知是为了安慰我，还是想把事情“化”得小一些，轻一些，老秘书接着说道，她的四个男孩中，就有两个曾崩断了门牙。百分之五十。
我们家就一个孩子，那是百分之一百。本想追究学校的责任：体育老师怎么能够让孩子在有铁椅子的环境中打球呢？但用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一想：门牙不断已断了半颗，牙医费由医疗保险公司支付。追究学校的责任，又能怎么样？对孩子有好W？
好在牙医马上就把矿矿的门牙修整得天衣无缝——就是告诉你，你也看不出来！
我一边给学校拨电话，一边想：但愿今天别是又断了另一颗门牙。
电话那头传来了那个治秘书的声音：“是黄先生吗？清等一等，校长助理要同你说话。”我暗暗吃了一惊，校长助理要同我说话？看来这回可不是断颗牙、伤个手什么的小事。恐怕这小子麻烦惹得还不小。
我想起矿矿曾描述过这个校长助理：每天坐在电脑前表示忙碌的家伙，甚至在同人家谈话时也装模作样地敲打键盘。除了敲键盘，他还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耸着肩，在学校的走廊和教室里走来走去，到处教训人……
我想，他总不至于对我摆谱吧。
听筒里校长助理的语气很平和，他简单地述说了一下午饭时发生的事。出乎意料之外，他竟没有对矿矿的行为批评半句。他像是很随意地提起：根据学校董事会的规定，矿矿将被罚三天不得上学。并很抱歉地说：“真对不起，这个惩罚从现在就开始了。矿矿现在在我的办公室里，请你立即来学校接他回家。”
决定都已经下了，我还能说什么。我急急忙忙地收拾了一下办公桌，跟同事打了个招呼，就开车直奔学校而去。虽然从我的办公室到学校并不太远，20多分钟的路程，但觉得似乎开了很久。这个儿子真是太调皮了！在家里每天都跟他的狗打来打去，说是练摔跤，好在那只近80磅的德国猎犬与他势均力敌，翻来滚去可打个平手。多次警告过他，在学校不能显示他的什么“功夫”，不能同小朋友打来打去。我还曾试图向他灌输些“武林高手”的德行：以德服人！这回可好，假功夫一露，就出了圈儿……
学校偌大的停车场和运动场上静悄悄的，想来孩子们正在上课。我在教学楼前找了个空车位停好车。刚出车门就看见那个老秘书的脸在办公室窗子后晃了一晃。看来他们正等着我呢。我向教学楼楼门走去，感到有好多双眼睛从窗内看着我。
进了办公室，老秘书笑眯眯地看着我说：“请进，校长助理正等着你呢。”
办公室里的另外两位妇女像是不经意地抬头打量了我一眼。
校长助理看上去要比我想像的年轻些，很有礼貌，一张口就向我道歉。说他知道矿矿其实是个很好的学生，不但学习好，还从未被送到过他的办公室。这次看来不过是一次偶然的事故。他本不想惩罚矿矿的，但无奈的是学校的条例已明文规定，他实在不能更改。为了显示他的宽宏大量，他慷慨地把三天惩罚改成两天半。
同我说话时，他一直都很尊重地看着我，并没像矿矿所描述的那样，边同人说话边敲打计算机的键盘。
他从桌上拿起两张打印得非常整洁的文件递给我。这是一份学校的正式通知。
第一张上面写着：
亲爱的家长：
你的孩子黄矿岩今天在学校午餐时与同学发生争执，以至于造成他人受伤。鉴于该行为违反了学校董事会所定的条例，特给予黄矿岩停课三天的惩罚，从XX年XX月XX日到XX年XX月XX日，这三天作为缺课处理，所有作业、考试成绩均为零分。
你若对此有疑问的话，请与学区董事会联系。电话XXX－XXX－XXXX
你忠诚的XXX．xXXX
第二张是个表格，列有犯错误的原因、时间、处理意见，以及家长和校长的签字，等等。
一切都是照章办事。我除了道歉还能说什么呢？在“判决书”上签了字，带着儿子从教学楼走了出来。我没有说话，儿子也没出声。
这同一个月前的全校表彰会对大不一样，那天矿矿前前后后得了五六个奖，上了好几次颁奖台。当我们一家从这个教学楼走出来时，周围的眼光都是敬佩和善意的。甚至还有不相识的人走过来道贺。
我没有过多地指责儿子。从他那忏悔的眼神里我看得出，这个教训已让他学到了不少东西。缺了三天课，其中那几门有考试的课程，矿矿的成绩从A掉到B。他一本正经地向我发誓，一定要在学期结束之前把成绩变为A。后来他果真做到了。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在学校与同学打打闹闹的事。
现在国内对教育发明不少新提法，什么“成功教育'”、“愉快教育”、“情景教育”、“性恶教育”，等等。我觉得有些提法值得商榷。
“成功教育”，这话讲等于没讲。“成功”是一个形容词，可以是主观愿望，也可以是客观事实。从主观上说，谁不想成功？凡主观愿望想“成功”的就是成功教育？从客观上讲，也缺乏科学性。什么是成功的标志？高升学率？素质的全面发展？什么是成功的标准？没有客观标准，任何教育都可以称之为“成功教育”。所以说，这个提法没有实际意义。
“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说的是某种“教学”手段或形式，而不是教育的目的。“素质教育”的目的是全面发展人的素质，“应试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和训练人“应试”的能力。总不能说“情景教育”的B的是为了某种“情景”，“愉快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愉快”。
“愉快教育”和“情是教育”只能是某种可以为“素质教育”甚至“应试教育”服务或利用的“教学”手段或形式。反之，我们不能说“素质教育”或“应试教育”是为“愉快教育”和“情景教育”服务和利用的手段或形式。
目的和手段（形式）的种属关系和层次是不同的。所以说这些提法不够科学，也不够严谨。现在想讨论另外一种提法：“挫折教育”。
1999年1月22日的（广州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摘录如下：
昨日，54名小学生在贵阳一养牛农场度过挫折教育冬令营。孩子们第一次远离父母，学习劳动与团结合作。
劳动锻炼就说劳动锻炼，冬令营就是冬令营，似无必要加上“挫折教育”这种让人看起来帽大头小的桂冠。劳动不一定有挫折，冬令营生活也不一定有挫折。即使碰到一些生理或心理上的困难，“锻炼”二字已经足以涵盖所有意义。
倒是犯错误的经历及其自我教育的过程，与“挫折教育”更名副其实一些。
据说，到大连万达足球队执教的英国守门员教练吉米·里默说过：他不赞成守门员一失球，就把守门员换下来。他有时宁愿守门员犯错误。年轻的守门员必须有过犯错误的经历。他必须通过犯错误才能改正错误，也才能不犯类似错误。因为犯了错误才知道怎样去避免再犯错误。
我觉得，里默的话更精确地概括了“挫折教育”的精要。
美国是个法制社会。法律条文摆在那里，没有人苦口婆心地劝你不要犯错误，有的只是照章办事的人员。
国内有一个理论是：“在学生犯错误的内在念头刚刚萌生，但还未变成外在的行为之前，就要及时加以制止。”但是，美国学校的惩罚制度，允许孩子在走上社会以前有犯错误的经历，有了这种“自己教育自己”的经历，才有可能在将来不犯或少犯错误。
九、几个值得思考的教育观念问题
到底什么是教育之目的？
1992年，我到夏威夷州的火努鲁鲁，也就是中国人说的檀香山去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说是国际会议，那是因为参加者来自世界各国，其实主题是关于中国教育的问题，英文原文是China Educa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译成中文，还不太好译。有人把它翻译成“为了21世纪的中国教育”。我赞成把它译作“展望21世纪的中国教育”。让通英语者见仁见智吧。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我正好和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坐在一桌吃晚餐。菜还没上，大家就七嘴八舌地闲聊。我那时还是那种跃跃欲试、精力有点过剩的学生，很想与一些成名的人物“过过招”，以试试自己的“功力”。看了看同桌的各位，女的约占一半，“好男不跟女斗”；而同辈中人，又胜之不武，；剩下三四位长辈，我挑上了那位“自我感觉良好”的“拿”牛津腔的牛津大学教授。
“某某教授”，据说英国不像美国人那样喜欢被称为博士，而喜欢被人称作教授，因此我称他教授，“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
他大概领教过这种来者不善的刺儿头学生，犹豫了一下，说：“为什么不呢！
教育问题，随手一捡就能装一大多。那些太复杂的问题，人没说，自己就得先说一大通，弄不好有卖弄之嫌。挑个简单的，也就是还没有从教授那里得到满意答案的。
“什么是教育之目的？目标和目的有什么不同？”
教授眼睛一亮，随即又是那副自我感觉良好的样子，干笑两声，“嘿嘿”地突然提高嗓音，“他问我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作出一副不屑一答的样子。
我知道他这是打哈哈。
越似简单的问题，越不好答。答个平淡无奇的问题，自己也平淡无奇。碰到一个平淡无奇的问题，又不好脱身。
对老师来说，那种能做到深入浅出的是好老师。
对学生来说，那种能“浅”入“深”出的是“可怕”的学生。
““对呀，什么是教育的目的？”我盯住不放。
如果我不再追问，他可能随便讲两句就应付过去了。大概着我那个咄咄逼人的架式，他决定采取“退一步海阔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