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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不像”那幅画了。
但是，由于这种训练往往培养的是一种比照式的逻辑思维或线性思维，很多人就又会从现实生活中的竹子回到现存的许多优秀的“样板”般的竹子国画中去。
用理论性的术语来说，就是动力定式导致的定向思维。
当孩子们以“像不像”来发问时，我们做家长或老师的也往往以“像不像”来回答孩子。只不过我们的“像不像”的依据，抑或是老师的画，抑或是现实生活的实物，甚至兼而有之。有时可能连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是依据？
总之，要回答“像不像”的问题，一定有一个依据。不然就不可能逻辑地回答“像不像”的问题。
美国孩子学绘画，老师往往不设样板、不立模式，让孩子在现实生活到内心想像的过程中自由地“构图”。因此，才有迈阿密大学绘画班那群美国孩子的五花八门的不成比例、不讲布局、不管结构、无方圆没规矩、甚至连基本笔法都没有的“其他糊涂”的画。
也因此，美国孩子画完回后，只问“好不好”？不问“像不像”？
回答“像不像”的问题，更多的是逻辑思维。
回答“好不好”的问题，则完全可以是形象思维。
达琳在昆明进行教学交流时，因为看到中国孩子们的画技非常高，有一次就出了一个“快乐的节日”的命题让中国孩子去画。
结果，她发现很多孩子都在画一个同一样的事物——圣诞树！
她觉得很奇怪：怎么大家都在画圣诞树？开始她想可能是中国孩子很友好，想到她是美国人，就把“快乐的节日”画成圣诞节。于是，她释然了。
接着她又发现不对：怎么大家画的圣诞树都是一模一样的呢？
再仔细观察，她发现孩子们的视线都朝着一个方向去，她顺着孩子们的视线看去，发现墙上画着一棵圣诞树。
原来当时已近圣诞节，那是学校为了给达琳营造一个友好和谐的气氛而画的。
于是，达琳把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要求孩子们自己创作一幅画来表现“快乐的节日”这个主题。
令她深感失望、更感吃惊的是，把那墙上的圣诞树覆盖起来以后，那群画技超群的孩子们竟然抓头挠腮，咬笔头的咬笔头、瞪眼睛的瞪眼睛，你望我、我望你，冥思苦想、痛苦万状，就是无从下笔。
达琳看到这个尴尬的场面，知道这样下去可能会是一个不愉快的收场，只好又把墙上那幅圣诞树揭开……
达琳的例子，深深地震动了我！
我开始仔细观察儿子，我发现无论我们给他什么画，他几乎都能惟妙惟肖地画下来，或者说“拷贝”下来，“克隆”下来。但如果要他根据一个命题自己创作一幅画，那就难了。因为我们的训练模式是：
黑板学生的眼睛——经由学生的手把黑板上的样板“画”下来。
由于没有“心'的参与，这只能是一个简单的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可以说那是一个类似”复印“的过程。
长此以往，他的绘画过程就仅仅是一个由眼睛到手的过程。因此，他的眼睛里有画，心里没有画。
眼睛里的画只能是别人的画，只有心里的画才是自己的画。
由于在他的眼里只有别人的画，于是在他心中就很难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在自己的心中”创造“出一幅自己的画来，就只能重复别人。
怎么样才能启发他内心的创造灵感呢？
我认为只能从他内心的形象思维着手。
一次，我让妻子和儿子都画同样的一幅老鹰国画。表面上看，两幅画都很”像“。我让他仔细看看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说：“妈妈的老鹰很温和，有点像鸽子，最多像公鸡，看了不怕人。我的呢，我的老鹰很凶猛……”
我告诉儿子，这就是他形象思维的个性，表现了他内心对事物的理解的特点。
我还告诉他，如果我要画儿子，我可以照着他的相片来画，也可以写生式地画对面的他。但我更想画的是我数年前离开中国时，正要一头钻进车里，猛地觉得脑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回过头来，只见朦胧的晨霭中儿子被奶奶抱在手上，睁着两只大眼在看我，眉宇间流露的神情与那三岁的“嘟嘟”脸显得是那样的不协调的儿子……
要画就画心中的儿子，而不是照片上的儿子。
画心中的画才有动人心魄的震撼力！
孩子慢慢地“悟”到了一些东西，后来他在美国学校里与一位采取中国教学法的绘画老师产生了冲突，这是后话。
把技能看成创造，这是许多中国教师认为创造性可以教的原因之一。
其实，绘画是一种技能，是一种可以被创造利用的技能，也可以是一种扼杀创造，重复他人的一种技能。
技能是可以由老师传授的，但创造性是无法教出来的。
根据定义，技能是指“掌握和运用专门技术的能力”。
据此而论，许多中国孩子具有的是相当好的绘画基本“技”巧，以及很高的COPY（拷贝）的“能”力，但欠缺基本的创造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教”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教”的概念？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让我们先来看“训练”这个概念。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训练是“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具有某种特长或技能。”
从上述定义来看，“训练”的概念至少有两个特点：
一是有一定的模式让受训者重复地“练”以达到预期的要求。
二是未明确规定或限制受训的对象必须是人。也就是说，被训练者可以是万物中最聪明的人类，也可以是猫狗马牛等动物。
写到这里，我就忍不住要以狗的训练为例。
我们家养有一条非常可爱、非常通人性的德国猎狗与英国牧羊犬的混血型大黑狗，英文名字叫“LUCky”，即“吉祥”的意思。如音译成中文，就有点不太好听，与“垃圾”的音有些相似，我们还是叫他“吉吉”吧。
吉吉之通人性，简直到了难以让人相信的地步，也因此成为我们家的第四个成员。
1997年夏天，妻子和儿子回国去了，我和吉吉留下看家。开始几天，每到黄昏，吉吉就坐立不安、失魂落魄地在门口走来走去不肯回家。看那样子实在可怜，我就到宠物商店买回来价值约3美元一听的罐头，哄着他吃。慢慢地吉吉也有了人类的通病——遗忘。
一天，我与儿子通越洋长话，儿子问及吉吉，我把上述情况告诉儿子，儿子很有些伤感。
吉吉听到我在电话里提到它，就磨磨蹭蹭地挨到我身边。
于是我突然来了灵感——让儿子与吉吉通两句越洋电话。
当听筒放到吉吉的耳边，地球那边传来儿子呼唤吉吉的声音：“吉吉，吉吉，你听到了吗？我是矿矿，你想我吗？我天天都想你！不要难过，还有两三天我就回去了……”
吉吉一听，就跑到门边，伸出小爪子扒呀扒的，还呜呜地哭……
我把这情景告诉地球那端的儿子，谁知道儿子也流了一夜的泪。
这么通人性的吉吉却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在矿矿比赛足球的时候，乱喊乱叫像个没教养的赖狗。
每次矿矿去比赛足球，吉吉是我们家最积极的一个。儿子一开始穿足球袜、足球鞋，吉吉就蹿前蹿后，急不可耐地鸣鸣呀呀闹着要走。
在美国，一般都要送狗上专门的“狗校”受训的。由于这是我们养的第一条狗，有关规矩不太懂，说是给矿矿的12岁生日礼物，实际是养来看家的。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里，狗就是狗，低人一等，根本不可能像有些美国人那样，让狗也似人般有模有样地上桌就餐。
据说，在狗的眼里，“人”也被看成狗，是其同类。也就是说，当家里的狗与人同处的时候，它把人都看成了它的兄弟姐妹或长辈。当它把我们其中一个当成“狗王”来崇敬时，它会四脚朝天，收缩前爪，朝这个“狗王”翻肚皮的。这种崇敬狗王，看家守院，追逐猎物等等行为都是与生俱来的，不需后天的训练。而许多良好的行为是要送到狗校训练才能形成的，但光送狗去还不行，还得要那位被狗尊为“狗王”的人一同到狗校受训。
在我们家，我就是那位荣幸地被吉吉尊为“狗王”的人。首先，我压根儿没想到要送吉吉去狗校受训，能崇敬“狗王”，看家护院，就算尽心尽职了，还能奢望什么？再说，作为“狗王”的我，本来就忙，还能陪狗上学校？！这样，吉吉就留在家里自学成才。尽管吉吉非常通人性，但到了外面，就显得有点欠缺教养。
在我们居住的中西部，一年四季，除了冬季，社区都要组织孩子们比赛足球。比赛往往在周末进行，赛场又多选在公园内，有时偌大的数十个球场同时进行近百个球队的比赛，那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的人流，让你觉得与节日没什么区别。
这种时候，夹杂在人群中的各式各样的狗就成了很特别的一族。有的大得像小牛，有的小得比老鼠大不了多少，有的穿衣，有的戴帽，有的跟着主人大摇大摆，有的抱在主人怀里憨态可掬。但大多数都因训练有素而显得很有教养，它们可以静静地或趴或坐在主人身边近两个小时，只有在中场休息时，得到主人的允许才蹿到场里去撒欢一阵。
我们的吉吉就不太像话啦，矿矿一得球，它就猛地叫唤；我一吆喝或喝彩它就叫得更欢，而且我都停了，它还一个劲儿地猛叫；矿矿一和别人抢球，吉吉更是歇斯底里地狂吼，恨不得要冲到场内帮它的小主人。
我们从别人的眼神中读懂了无奈和不耐——我们必须训练我们的吉吉。
根据狗校提供的教学录像带，我们能够训练吉吉在不该叫的时候不叫。说来很简单，只有三个步骤：
第一，在吉吉叫时，拉住它脖子上的链子一勒。
第二，狗一停叫，紧接着称赞说“G000＆堪”（“好样的”）。
第三，给它一点吃的东西以资鼓励。
这三个训练步骤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很显然，勒脖子是“惩罚”，说“Gooddog呐！”（“好样的”）是口头“鼓励”，给点吃的东西则是物质“奖励”啦。
这三个训练步骤的分寸不好拿捏：脖子勒轻了，被训的狗不知你在干什么？“Gooddog！”（“好样的”）说得太快了，狗会以为乱叫是“好样的”；说得太慢了，狗就会被弄糊涂了，又勒脖子又称赞，到底要干什么？给东西吃这种物质奖励，没有不行，太多了也会适得其反，狗会为了得吃东西而不惜被勒脖子。
这样反反复复地实施三部曲：惩罚——口头鼓励——物质奖励，吉吉渐渐地被我们“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具有不该叫时就不叫的“特长”了！
显而易见，我们对吉吉的训练是有模式可循的，吉吉必须被动地跟着套子走，以达到训练之目的。
应该说，中美两国文化对“教练”的理解是没有太大的分歧的。倒是对“教”有不同理解。
本来“训练”与“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中国传统意义的“教”却与“训练”混淆到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地步。
那么，什么是传统意义上“教”的概念呢？
概括地说，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也”。用现代白话文来注释，也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的提法“把知识或技能传给人”。
当然，可能会有读者问道：“传道，授业”可以理解为'犯知识或技能传给人“，那么”解惑“又指的什么呢？其实就是指在”传道，授业“的过程中解决学生产生的疑难或问题。
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数千年来从未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体，从来只把学生当成知识的接受器，而不是知识的主人，因此，学生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被传道、被授业、被解惑的对象。学生在整个”教“与”学“的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因而缺乏一种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
1998年秋，我接待了一个国内访美的教育考察团，团长是一位很有思想的大学校长。他曾与我谈到：师道应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上再加上”启疑“。
这个想法毫无疑问是很有见地的。但如果我们不能把学生看作教育的主体，即使加上”启疑“，也只能是”教“者在”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自己主观的”疑“，或自己主观假设的”疑“，而不是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疑“。
如果我们对照和比较”训练“与传统意义上”教“的异同，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很有些大同小异的意味。
我们先来看异的方面：
第一，从”教“和”训练“的对象看，两者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