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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王爷，北洋海军是否如李鸿章所奏？”慈禧太后笑着问。
“回太后的话，李中堂所言不虚，我北洋海军确已初具规模，依臣看来，战斗力不弱，陆军官兵骁勇善战，一改往日疏懒迟缓的状态；水师官兵确实了得，实战演习，弹无虚发。
不过”说到这里，醇亲王犹豫了一下，“海面辽阔，现在的舰只远不能应付过来，应该加速购买新舰，方是上策。”
慈禧太后那管什么舰只多少，这会她满脸子都是钱的事，听了醇亲王的话，于是问：“照你这次去看的情形，将来还得要有大把银子花下去了。怎么样筹款，你跟李鸿章谈过没有？”
“谈过了。办法是有几个，不过一时还不宜明示”，
醇亲王答道：“海防新捐，限期将到，臣想应该展限些日子。现在直隶的报捐者甚是踊跃，对北洋的入款，大有关系。”
“可以，这些你看着办就是了。除了户部筹划的法子外，你觉着还有什么可行的生财之道？”慈禧太后接着问。
“北洋的安危，不仅直接关系到京师的安全，而且与咱大清江山社稷有莫大关系。海军是国家的海军，所以臣想办海军应由各主量力筹措，由海军衙门统筹运用。”
“好吧，等将来正式建军的时候，分谕各省照办就是了。
北洋衙门现在还有款子吗？”
“臣不大清楚。”醇亲王谨慎答道。
“怎么这等重要的事都不清楚？”慈禧太后看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转了个话题，“莲英这次与你出去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守规矩的地方？你可不得欺瞒！”
“臣不敢欺瞒太后。莲英这次与臣出去，行为举止，实在是臣始料未及的。”
不等慈禧太后动问，醇亲王便大赞李莲英如何安份守己，知分寸；尤其是谢绝外客，苞苴不入，那种操守，着实可靠。
因此大小衙门的官员，对他不仅佩服，而且敬重，都说这是皇太后知人善任，法度严明，所以派出去的太监，才会如此守法尽礼。
慈禧太后就喜欢别人给他戴高帽子，不过这会她关心的是李鸿章是否能够她挤点银子，所以听醇亲王很起劲的说完，只淡漠地说了句：
“他能如此懂得规矩，就算他的造化。好了，你下去歇着吧。”
待得醇亲王一退出，慈禧太后便迫不急待地问李莲英：
“小李子，快说！这次去情况究竟如何？”
“主子，王爷所说句句属实。”接着，李莲英便绘声绘色的描绘起操练的情形，他本来就口才好，善于讲故事，再经过一番添油加醋，直将那操练的场面描述得栩栩如生，活灵活现。
200 北海（）
李莲英说道：“如果善言相商，就说咱修园子要用这块地，另外觅一块适当的空地与他们，一切搬迁费用由咱出，照情理说，他们没有坚持不迁的道理。？ ？ 火然？ 文？？？。？ a？n？en”
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太后觉着颇有些道理，可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李鸿章答应的钱至今还没着落，如果这时提出修园子，岂不是不打自招，于是说道：
“你说的不无道理，只是现在还不能提修园子的事。再说这搬迁费用又从何来呢？”
“主子您这就多虑了，依奴才看，这事只要让李中堂去办，保准马到成功。”
“李鸿章？这话怎么说？”慈禧太后不解地问。
再看此刻的李莲英，眉开眼笑，洋洋自得。只听他娓娓说道：
“让李中堂办这事，依奴才看有三个好处：其一，他已知道老佛爷修园子的事，不怕泄露；其二，他和洋人多有往来，交涉起来肯定是轻车熟路；其三，这搬迁费用不就几十万两银子吗，让北洋衙门出，不是九牛一毛吗。”
一箭三雕，简直太妙了！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太后顿时眉头大展，不由得发出两声得意的笑声，旋即下旨，召李鸿章进京见驾！
北堂，位于西苑金鳌玉蝀桥以西，西安大街路南的蚕池口，所以又名蚕池口教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康熙偶感伤寒，旋即转为疟疾，三日两头，寒热发作，颇感困顿。虽遍征天下名医，服药不少，但全无效验。
恰在这时，有两名法国天主教士，呈进一种白色的药粉，说是从本国寄的，名为“金鸡拿”，专治疟疾，且有强身健体之功效。
康熙帝大为欣慰，当即服用一剂，果然效应不凡，药到病除。于是康熙帝决定在皇城内赏给进药教士宅第一区，作为酬谢。
赐第是由康熙帝亲自检阅皇城舆图所选定的，就在西安大街路南的蚕池口。那里有座明朝官人织锦的工场——云机庙。
入清之初，大半废弃，但却留下好些当年侧近主臣的赐第，于是康熙帝便挑了一座最好的第宅，改建成天主教堂式样，赏给法国教士，题名“仁慈堂”，表示感戴圣祖的仁慈。
第二年，法国教士因仁慈堂西侧有一段空地，起意修建教堂，于是上奏康熙帝“蒙赏房屋，感激特甚，惟尚无大天主堂，以崇规制。现住房屋，固已美善；而堂为天主式凭，尤宜壮丽严肃。用敢再求恩赐，俾得起建大堂。”
康熙帝接到此奏折后，当即将那块空地恩赏了一半于那教士，修建教学，教堂建成，康熙帝亲赐“万有真原”横匾及长联，命名为“救世祖堂”，此即所谓北堂。
堂长二十五米，宽十一米，高十米。
后来，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借“礼仪问题”而横加干涉教堂命名，故康熙帝于五十九年谕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北堂遂作废。雍、乾、嘉时期，清政府都沿用这一禁教政策，因此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大多长期处于被封闭、禁用的状态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英法等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教堂、学堂、墓坟、田土、房赔还”的条款。
于是，北堂重新落入法国传教士之手。
由于蚕池口紧挨宫廷，加之北堂所建钟楼过高，可以俯瞰内城，因此早在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就曾经向法国公使提出过这一问题。
谁想法国传教士对此非但不理睬，反于同治四年重新加高扩建北堂。
于是，这个问题在大清国朝廷内变得突出了。
同治十三年八月，同治帝载淳频谕兴建“三海”工程。总理衙门再次致函法国主教田列斯：“至于迁移营造费有所需，中国亦必有代筹之处”，打算出钱让法人搬迁。但田列斯却以自己无权做此决定，将此事拒绝。
同治十三年九日，同治帝驾崩，兴建“三海”工程也因大臣们极力反对而停止。所以，议办蚕池口教堂搬迁之事，不了了之。
慈禧太后这会为啥又提起此事？原来，她鉴于光绪帝载湉成年，即将亲政，打算借着重修清漪园的机会，将“三海”也顺带修修，以为将来“颐养之所”。
再说李鸿章接到懿旨，内心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上次李莲英在天津阅兵，提出借款一事，只因购买了军舰，一直拖着。
这会慈禧太后召见，能不急吗？风尘仆仆来到京城，李鸿章没急着见慈禧太后，而是先找李莲英，打探消息。
“总管上次赴津，多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总管要海量包涵。这点小意思，请总管笑纳。”说着，李鸿章从怀里取出张银票递与李莲英。
一万两！李莲英顿时心花怒放，急忙吩咐上茶，随后笑着说道：“中堂真是太客气了，咱家真有点受之有愧呀。
不知中堂请安的折子递上去没有？”
“还没呢！”李鸿章满脸愁容道，“这阵子由于购船，手头紧。太后上次吩咐的事还没办好，我担心”
“没关系。这事呆会咱家先替你挡着，不过您可要抓紧些呀！中堂，主子这次把你从天津叫来，又有大事着你去办。”
“这”李鸿章一听又有事，脸色更加难看，“不知太后有何事吩咐？”
看李鸿章这副神色，李莲英忍不住笑了两声，说道：“中堂不必如此，这事别人去办可能难些，不过中堂您去办，肯定是马到成功。
您也知晓，皇上年岁不小了，老佛爷打算归政，就是这颐养之所吗”。说到这里，李莲英故意顿了一下。
“太后不是打算修清漪园吗？”
“清漪园是要修，不过，主子的意思嘛？”，李莲英看看李鸿章，接着说：“是想顺便将三海也修葺一下，就是这北堂的事有点棘手，所以想请中堂您出马交涉一下。”
201 北堂（）
李莲英说道：“如果善言相商，就说咱修园子要用这块地，另外觅一块适当的空地与他们，一切搬迁费用由咱出，照情理说，他们没有坚持不迁的道理。 。。 ？”
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太后觉着颇有些道理，可转念一想，又觉不妥，李鸿章答应的钱至今还没着落，如果这时提出修园子，岂不是不打自招，于是说道：
“你说的不无道理，只是现在还不能提修园子的事。再说这搬迁费用又从何来呢？”
“主子您这就多虑了，依奴才看，这事只要让李中堂去办，保准马到成功。”
“李鸿章？这话怎么说？”慈禧太后不解地问。
再看此刻的李莲英，眉开眼笑，洋洋自得。只听他娓娓说道：
“让李中堂办这事，依奴才看有三个好处：其一，他已知道老佛爷修园子的事，不怕泄露；其二，他和洋人多有往来，交涉起来肯定是轻车熟路；其三，这搬迁费用不就几十万两银子吗，让北洋衙门出，不是九牛一毛吗。”
一箭三雕，简直太妙了！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太后顿时眉头大展，不由得发出两声得意的笑声，旋即下旨，召李鸿章进京见驾！
北堂，位于西苑金鳌玉蝀桥以西，西安大街路南的蚕池口，所以又名蚕池口教堂，建于清康熙四十二年。？ ？
康熙四十二年，圣祖仁皇帝康熙偶感伤寒，旋即转为疟疾，三日两头，寒热发作，颇感困顿。虽遍征天下名医，服药不少，但全无效验。
恰在这时，有两名法国天主教士，呈进一种白色的药粉，说是从本国寄的，名为“金鸡拿”，专治疟疾，且有强身健体之功效。
康熙帝大为欣慰，当即服用一剂，果然效应不凡，药到病除。于是康熙帝决定在皇城内赏给进药教士宅第一区，作为酬谢。
赐第是由康熙帝亲自检阅皇城舆图所选定的，就在西安大街路南的蚕池口。那里有座明朝官人织锦的工场——云机庙。
入清之初，大半废弃，但却留下好些当年侧近主臣的赐第，于是康熙帝便挑了一座最好的第宅，改建成天主教堂式样，赏给法国教士，题名“仁慈堂”，表示感戴圣祖的仁慈。
第二年，法国教士因仁慈堂西侧有一段空地，起意修建教堂，于是上奏康熙帝“蒙赏房屋，感激特甚，惟尚无大天主堂，以崇规制。 ？现住房屋，固已美善；而堂为天主式凭，尤宜壮丽严肃。用敢再求恩赐，俾得起建大堂。”
康熙帝接到此奏折后，当即将那块空地恩赏了一半于那教士，修建教学，教堂建成，康熙帝亲赐“万有真原”横匾及长联，命名为“救世祖堂”，此即所谓北堂。
堂长二十五米，宽十一米，高十米。
后来，罗马教皇格勒门十一世借“礼仪问题”而横加干涉教堂命名，故康熙帝于五十九年谕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北堂遂作废。雍、乾、嘉时期，清政府都沿用这一禁教政策，因此在北京的天主教堂大多长期处于被封闭、禁用的状态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被迫与英法等国订立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有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教堂、学堂、墓坟、田土、房赔还”的条款。
于是，北堂重新落入法国传教士之手。
由于蚕池口紧挨宫廷，加之北堂所建钟楼过高，可以俯瞰内城，因此早在咸丰十一年，总理衙门就曾经向法国公使提出过这一问题。
谁想法国传教士对此非但不理睬，反于同治四年重新加高扩建北堂。
于是，这个问题在大清国朝廷内变得突出了。
同治十三年八月，同治帝载淳频谕兴建“三海”工程。总理衙门再次致函法国主教田列斯：“至于迁移营造费有所需，中国亦必有代筹之处”，打算出钱让法人搬迁。但田列斯却以自己无权做此决定，将此事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