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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是皇上的，他每年都要身体力行地去耕种。当然，这种耕种是象征意义的，你不能指望皇上天天搭一个窝棚，看一年，这不可能。
康熙时期的瓷器纹饰受到了社会横向的很多影响，我说过，它的人物纹很多故事情节受版画的影响；它的翎毛走兽、花鸟鱼虫，都受到当时社会勃勃生机的影响。所以这些动物纹的形态也都有勃勃生机。比如麒麟纹，在整个明朝晚期到康熙时期，一百多年，瓷器上的麒麟是由卧到坐到站，这么一个过程。明朝中晚期的麒麟都是卧着的，到了康熙时期，麒麟全是站着的，状态不一样。这是因为康熙时期，整个国家都呈现蒸蒸日上的状态，每个人也都是紧张的状态。那么，康熙时期的龙纹也是最凶猛的，最有力量的，龙身有非常大的弹性，龙从水里像弹簧一样“腾“地弹出来。康熙龙纹的弹性表明一个生机，一个力量。我们可以从康熙龙纹上，清晰地看到那个时期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再有就是四王山水对瓷器产生的影响。“四王“是指清初最重要的山水画家，王原祁、王时敏、王、王鉴。这四个画家统治了当时的画坛，对山水绘画有极强的影响，反映到瓷器上，康熙瓷器所画的山水跟四王的山水非常接近。
我有一次在外地的一个古玩市场逛古玩摊，一进屋，就看见店里摆了很多东西，但地上有一件最重要。我当时一愣，心想：店主可能对这件东西没认识。因为他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都摆在架子上，摆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却搁在地上，那可能他对这件东西的认知比较低。我捡起来一看，是康熙晚期的一个梅瓶，画的枯枝花鸟，非常精彩。故宫有一个类似的，很小，写着雍正款；这件是康熙的，很大。店主是不知这个瓶子，他认为这种稀稀拉拉的画法，可能是晚清民国的，所以我就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
我当时为什么能认定这件瓷器是康熙的呢？就是上面的画风。瓶子上的鸟，样子跟“八大山人“朱耷画的一模一样。朱耷是明末清初的人，明室后裔，姓朱嘛，“四僧“之一，号“八大山人“。朱耷曾在景德镇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以有人认为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也有人认为他影响了景德镇的画风。现在没有定论。我倾向于景德镇的画风影响了他，因为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一个产品领域的力量比个人要大得多。
通过这件事，我们就有一种感悟，即从鉴定角度上讲，横向联系的重要性。比如你要是了解朱耷，就能迅速判定这个瓶子是怎么回事。你了解朱耷，不但要了解他的画风，更重要的是了解他曾在景德镇生活过的这段历史。横向的联系，有时比纵向的更重要。仅对一件事的纵向了解，但横向不了解，有时你就没有办法下结论。生活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比如买股票，我们天天盯着的证券交易所中的那些走势图、k线图，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天天看《新闻联播》，任何一件国际大事都可能导致第二天股市的波动，这是横向的联系。天天盯住那些图的人，不是最聪明的人。
康熙瓷器上的刀马人物、战争场面非常流行，俗称“刀马人“，典型的故事有《三国》、《水浒》。瓷器上画这种战争题材，从侧面反映出满族拿下江山不是轻而易举的，也是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在康熙前期的瓷器上看不到歌舞升平的场面，比如“百子龙灯“、“狮子绣球“，画的都是战争场面，这跟我们建国初期一样。早年拍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都是战争题材的片子。等拍《甜蜜的事业》的时候是1979年，建国三十年了。岁数大一点的人，都知道《甜蜜的事业》这部电影，主题歌叫《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那么，等康熙那时候的生活充满阳光了，才在瓷器上画“狮子绣球“之类的喜庆纹饰，一开始绝对不画，这是政治对艺术的直接影响。
西方人非常喜欢“刀马人“这种瓷器，原因有两点：一、题材的认知。16世纪到17世纪，整个欧洲也处在一个战争时期，也是骑马打仗。过去都是骑马打仗，今天肯定不会骑马打仗，否则都得让人打死，是吧？今天都是现代化战争。过去战争都比较原始，骑马打仗的战争形态延续了上千年，当时的欧洲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这样一段历史，所以很容易理解，容易沟通。二、工艺的认知。当时瓷器绘画受徽派版画的影响，画得非常精致。明明没画几个人，但场面非常宏大，笔法潇洒生动，令人叹为观止。
基于这两点原因，西方人非常重视这类瓷器。目前已知的重要的康熙“刀马人“瓷器，国外特别多，国内反而很少。因为在近一百多年来，它不停地流向西方。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逛文物商店。当时国家基本上还没有这类市场，不像现在这么开放，所有卖瓷器的基本都是国家开的店。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家的店里，一进门看见地上有一个大花盆，画的就是刀马人物。那个花盆很大很重，搁在地上，我就蹲下来看。我看的时候，注意看花盆的沿下，写的是“大清康熙年制“。但问题是那店里所有人都没有蹲下来，谁也没有看见这六个字，就我看见了。我特别高兴，知道他们犯懒，所以就把这花盆买了，拣了个漏儿。
文物商店的人认为那是一个民窑花盆，其实它是一个重要的官窑。由于那个花盆体量非常大，工匠没办法把款写在底部，只能写在口沿上。但写在口沿上头，不好看，所以只能写在反面。你只有蹲下，才能看见它的款。从这点上看，就是说凡事不能犯懒。如果我也犯懒，就拣不着漏儿了。我现在往下蹲，就没有年轻时蹲得痛快，那时一下就蹲下去了，现在蹲的时候得想，是不是一会儿起不来了？古人就说：勤能补拙。有时你笨，但勤快，这事儿也能成。
第308章 纹路是国运（）
下面对康熙青花做个总结。第一，从技术上讲，康熙时期的青花是最蓝的，非常漂亮，叫“翠毛蓝“。由于原料的不同，工匠技术的提高，导致康熙青花颜色非常清丽，很容易取悦于人。第二，同样是青花，康熙青花可以分出来层次，称为“墨分五色“。《陶雅》中这么记载：“其青花一色，见深见浅，有一瓶一罐而分之七色、九色之多，娇翠欲滴。“写得非常清楚，康熙青花甚至能分出九个层次。所以康熙青花在整个清朝，乃至后来到民国，到现在，都被认为是清朝青花里最好的。《陶雅》也是这样说：“雍乾两朝之青花，盖远不逮康窑。然则青花一类，康青虽不及明青之美者，亦可以独步本朝矣。“康熙青花虽然艳不如明朝的青花，但在清朝这个朝代里，肯定是老大。由于这些因素，收藏者一开始最容易喜欢上的，就是康熙青花。
康熙瓷器在工艺上有很大提高，对胎土的要求特别高，所以分量特别重。过去说：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没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较重。它的釉面也显得非常坚硬，有“紧皮亮釉“之说。这些感觉，要自己去慢慢体会。
天启、崇祯、顺治、康熙，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这一个世纪，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追赶我们的一百年，是我们平稳发展的一百年。我们当时的社会发展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空前的、领先的。这一时期的青花，实际上跟社会形态有很大关系。比如过渡期的瓷器，体现出来的思想都比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状态都是呈自由倾向的。这里以瓷器上画的鸟为例，作个总结。
万历时期画的鸟，都是头冲前，扇着翅膀，像临终奔命，有点儿说：大明要完了，咱赶紧跑吧！到了天启、崇祯，鸟就不这么直飞了，它做自由飞翔状，上下左右翻舞。它这时候的心态反而轻松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这样了，有点儿彻底解脱的意味。到了顺治呢，这鸟立刻做回头状，飞着还要回头，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儿大发了，也得坐下来歇歇，温故而知新，总算找到一个安家落脚的地方。一进入康熙朝，这鸟就肥了。康熙的鸟都是大肚子，按理说那么大的肚子，根本飞不起来，有点儿养尊处优、贪图安逸的意思。
万历、天启、崇祯、顺治、康熙，两代五朝，我们从一只鸟就能看出当时的社会心态。康熙四十年以后，就进入了18世纪，这个世纪就是我们常说的“康乾盛世“。
康熙青花呈一种自由开放的势态，到了雍正，青花风格突变，一反康熙的青翠，变得规范起来。那么，风格突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猜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与政治有关。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场中力度最大。雍正上台以后谣言四起，如篡改遗诏等等，使雍正下决心整治康熙晚期遗留的历史问题，举国上下大规模清查贪污腐败、亏空钱粮、假公济私、结党怀奸等行为，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经对怡亲王说：“尔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亲自查出。“话说得非常重，振聋发聩。雍正这个态度，使清朝吏治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厉风行地连续颁发了十一道御旨，进行整顿。这一年，被革职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员数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个亲戚叫李煦，就是因为经济亏空而被革职抄家。当时雍正不是很讲理，也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你受贿，只要你管辖的这块地方经济没搞好，有亏空，你就革职回家。《清史稿》中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颇增。“康熙晚期的时候，库银有七百万两；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时候，库银有五千多万两，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这个名字的来历很有意思：他原来是雍亲王，正位为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强调自己很正，年号代表正统。野史上猜测，说这是他心虚的表现，所以起了这样一个年号。野史一般都说，康熙的遗诏是“传十四子“，不是“传于四子“。其实，这个说法今天很容易解释，因为“于“字当时可不是简化字，是繁体字。另外，皇帝下的诏书都是满汉两种文字，不可能连满文都给改了。
事实上，雍正是清代最为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区别于其他皇帝的一个显著特征。纵观中国历史，像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雍正在位期间，不巡幸，不游猎，跟他的父亲、儿子都不一样。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没出过北京，日理万机，终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数据的，我们仅以朱批为例说明。所谓朱批，就是皇帝拿红笔在上面批示过的奏折。雍正朝现存的朱批奏折（不是全部），汉文的有35000余件，满文的有6600余件，加起来有41600余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个月，按天计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折，最少写一个字“览“，意思是我看过了；最多的，可达万言。
我说过，艺术的表现一定跟当时的政治氛围有关。雍正是一个比较刻板的人，他对瓷器产生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官窑画得很拘谨，很规范。
风格突变的第二点原因，我猜想与他的艺术修养有关。雍正登基的时候45岁，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有足够的时间去学习。我们从养心殿造办处的记事档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体，一个没有艺术造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来的。你自己不高，就没法要求别人。雍正强调的审美非常高，希望这种审美从外表到内涵是一致的，收敛，不张扬，所以他比较喜欢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写到景德镇烧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谓“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窑系统瓷器，比如仿哥窑、汝窑、钧窑等等。
雍正不太喜欢带有民间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说法，他不怎么亲民。在康雍乾三朝里，两次有明确文件的亲民记录，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广《耕织图》、《棉花图》，瓷器带有强烈的民间色彩，非常亲民。乾隆也推广《耕织图》，以及《陶冶图》，说的是怎么制陶，这些都有历史档案可查。
景德镇御窑厂到了雍正时期，变得非常完备。康熙晚期的督窑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续。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对瓷器做出御批，可见重视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风格可分为两类，形象地说，是一枚硬币有两个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讲了，雍正上台时，他的修养与艺术造诣已经非常高了。他首先对明朝瓷器了解得透彻至极，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