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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马-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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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走邱勇、左六生,谭阳春埋怨道:“不用陪就不陪,难道我们还搞什么名堂?怎么说也是一级党委政府啊!”

    袁晋鹏说:“孔书记作批示,县领导还不如临大敌?怕我们袒护金德水,倒也可以理解,进来打声招呼算不错。”

    “我不相信金德水能有什么问题,查吧!”谭阳春说。

    对于金德水,谭阳春、袁晋鹏有足够的信心。类似能干而无私的人有如沙中金,太少了!偏僻的周家村只有二十八户人家,全部是湖南移民,因七十年代修建韶山灌区从湘乡县集体迁居而来。金德水是周家村小组组长。这几年,他带领大家种桑养蚕和模式化养猪,共同致富。去年,周家村粮食、蚕茧、菜籽油、茶油、生猪全面丰收,人均纯收入五千多元,轰动一时,多次被省报甚至中央级媒体报道。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派人专题调研后,称周家村模式是“农业综合开发的一条成功之路”。何况,金德水谦和友善,乐于助人,没有私心,这么完美的人竟然被告到省委一把手那里,实在令人费解。

    袁晋鹏惦记着水库,送走邱勇几个人,便下了楼。刚发动吉普车,谭阳春赶下来,说也去看看。考虑中午要陪邱勇吃饭,他们就近去了十几里外的公鸡岭水库。这是七十年代初修筑的小一型水库,东、南、北三面高山环绕,西面是高大厚重的堤坝,约三百米长。堤坝里的水沿着蜿蜒的山势漫开来,水位明显比前两天高了。山洪挟裹下来的泥沙未及沉底,呈浑浊的黄色,给人汪洋一片的可怕感觉。

    袁晋鹏面带忧色:“再下几天很危险,涵洞泄洪太慢,我们开启涵洞晚了一点。”

    “连续下了四天暴雨,该停了,要有也是零星小雨。泄洪时间不好把握,前两年,把水放了,结果几个月不下雨,下游的水稻、蔬菜遭了旱灾,被老百姓骂个臭死。”谭阳春说。

    袁晋鹏不解地说:“今年真是奇怪,通常是南涝北旱或者北涝南旱,要么全国风调雨顺,哪里有南方北方同时遭这么大水灾的道理?”

    谭阳春说:“不是说厄尔尼诺现象吗?我们这里没有大江大河,问题大不到哪里去。只是现在早稻抽穗扬花,恐怕损失不小啊。”

    袁晋鹏仍然担心泄洪太慢,走近一孔涵洞:“改成溢洪槽就快了。”

    谭阳春说:“去哪里要那么多钱?打过报告,上面不批。”

    回到镇政府,看到县委办的吉普车停在大门口,谭阳春说:“他们这么早回来,金德水肯定没问题。”

    事情不出谭阳春所料。告状人是周家村的周中秋,春节时,他回湖南走亲戚,听到表舅吹嘘和孔令春是亲戚。他因宅基地和蚕桑贷款的事有点不爽,便写了一封告状信让表舅转交上去,说金德水如何有意刁难他。今天,邱勇、左六生去调查,他却主动承认错误,说错怪了金德水。去年,县城建局为周家村做了村建规划,新房子一律建到新村去。周中秋申请在老房子旁边建房,金德水不同意。后来,其他几户人家也申请在老房子旁边建房,金德水也不同意。这样比较,他觉得没有被另眼相看。蚕桑贷款的误会,他也慢慢弄清楚了。去年,镇财政扶助周家村小组蚕桑生产两万六千元低息贷款,金德水把贷款指标给种桑十亩以上的农户,自己种十五亩桑树,却分文未要。他只种了四亩桑树,没有拿到贷款指标在情理之中。

    邱勇叹道:“金德水真是一个好党员啊!这次我们顺带看了村小组的账本,他一九八五年担任村民小组长以来,应得的津贴、奖金分文未领,帮农户结算粮款、外出为群众办事的费用全部自理,从不分摊。”

    “这么好的人,还有人告到省委去!”谭阳春愤愤不平地说。

    左六生说:“孔书记难哦,家乡亲戚找,不批几个字怎么交差?”

    袁晋鹏笑道:“是啊,大领导也有三亲六戚,总得给点面子吧。这次,周中秋主动认错,倒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不至于让你们为难。”

    雨终于渐渐停了,袁晋鹏松了一口气。但各地防汛抗洪的消息又让他绷紧神经,丝毫不敢懈怠。八月一日,湖北省嘉鱼县合镇垸溃决,十九名解放军官兵在抢险中牺牲;八月七日,长江九江大堤发生决口,五日后堵口成功;八月二十二日,松花江出现一百五十年一遇的洪峰;八月三十一日,长江出现第八次洪峰……。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救灾中,晴川地区因灾死亡近百人,直接经济损失五十多亿元。但总体上顺利,没有出大问题。不过,地委书记韦德昌在另外一场特殊考试中陷入困境,成为媒体的焦点。

    八月,晴川地区各地开始收购早稻。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老百姓交粮不积极。原因很简单,五月份开始持续闹水灾,早稻产量大幅度下降,而粮站还要代扣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如果卖粮不多,代扣之后,几乎没有现金拿回家。可是,农民不交粮,税费便没有着落,将使捉襟见肘的乡镇财政雪上加霜,陷入困境。每年八、九月份是乡镇干部工作最忙的时候,忙的就是“催粮”——镇、村干部上门上户催农户去粮站交粮,以便代扣税费。如果农户坚持不去交粮,镇、村干部就强行开仓扒谷,直至粮款足以缴纳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

    风起于青萍之末。与平安县相邻的东巴县地处晴川平原南部,沃野连绵,是晴川地区最大的粮仓。八月初,粮站开秤收粮,但主动交粮的农户寥寥无几。无奈之下,各乡镇纷纷组织干部上门“催粮”。谁料,今年“催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反抗,陆续有干部和农民发生激烈冲突,而且矛盾不断激化,冲突逐步升级。八月十九日,东巴县有六个乡镇政府机关遭到大量农民围攻、打砸,多名干部被打伤,其中两人伤重不治。八月二十一日,冲突波及晴川地区七个县二十三个乡镇。次日,副省长茅思退坐镇东巴县。紧接着,省委一把手孔令春莅临晴川,亲自指挥处理“八·一九事件”。

    这起恶**件范围广、影响大,轰动一时。九月初,高规格的联合调查组进驻晴川开展调查。此次调查由副部级领导带队,力度之大,可见一斑。调查的内容很多,如学习和贯彻落实中央减负工作文件精神的情况、农民承担的提留统筹费是否超出上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在粮食收购时是否代扣代缴农业税之外的其它费用、是否向农民收缴了其它集资、摊派款项、相关领导的失误和责任等。

    韦德昌觉得大事不妙,自己的政治生命如风中残烛。孔令春的到来,让他倍感愧疚,如坐针毡。而高规格调查组的进驻,使他如临大敌,寝食难安。他清楚,“八·一九事件”经不起查,且不说别的,收粮时代扣乡统筹村提留便是死穴。即使这个问题他推说不知情,下令动用公安、武警,导致事态恶化,这个责任他又能推给谁呢?调查组进驻后,他拨通了北京首长办公室的电话。秘书先是请他“稍等”,过一会儿,回话说“首长休息了”。第二天再打过去,秘书直接说“首长不方便接您的电话”。不言而喻,此路不通!首长显然知道他想说什么,看来事态非常严重。

    事情很快得到了验证,调查组把“八·一九事件”定性为“因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严重事件”。平心而论,说“过重”有点冤。多数地方征缴的统筹提留费没有超过去年农民纯收入的百分之五,绝对额也没有超过去年的数字。问题在于,晴川地区缺乏应有敏感性,值此大灾之年,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而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当前,要特别注意做好贫困地区和受灾地区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中央规定的各项税费减免政策必须落实到村到户,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税费减免指标”。

    调查组刚走,韦德昌即将免职的说法沸沸扬扬地传开来。韦德昌知道这次惹下大祸,心里没底,又不便到处打听,只好闷着。别人说什么,不去理会。暗中抓紧收拾残局,免得一旦免职,手忙脚乱。过了半个月,议论渐渐平息。韦德昌却不敢掉以轻心,依旧忐忑不安。好在是历练已久的官场老手,每日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该下乡就下乡,该开会就开会,该作报告照样口若悬河作报告。晴川人感叹说,韦德昌背景大,这么大的事都抹平了。

    这天晚上,韦德昌难得没有应酬,吃完饭和老婆到附近散步,接着赶回家看新闻联播。有人嘲笑新闻联播固定模式:领导很忙,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很乱,风景这边独好。可做到了正厅级领导干部,看新闻联播还真的不可或缺,否则你就摸不到风向,感受不到潮流。韦德昌最近心中忐忑,更是每期必看。新闻联播之后是焦点访谈,竟然是晴川的事情!他当即懵了!看下去才知道,与“八·一九事件”无关,是曝光地区检察院违规办案和坐收坐支的事情。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背上凉飕飕的,不管怎么说,事情又发生在晴川地区。一个月时间,寂寂无名的晴川地区竟然连连出头露脸,轰动全国!“八·一九事件”尚且未了,检察院的事情岂知没有中央领导批示严办?他突然觉得自己像是一块坠入池塘的石头,瞬间沉了下去。

    国庆前夕,几桩事情终于尘埃落定。韦德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张守拙接任地委书记。其他人也受了处分,最惨的是东巴县,书记、县长被降级调离,又撤了十几名科级干部。检察院的事情惊动了最高检,检察长被免职,其他责任人受了点不痛不痒的纪律处分。

    袁晋鹏以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没有关联,无非看看热闹。向阳镇统筹提留费征缴也不理想,好在平安无事,没有闹出什么恶**件。可是,没过多久,地委宣布谢建平调任东巴县主持全面工作。他得知消息后,既为老领导高兴,又有一丝惆怅。谢建平此时调离,对他来说,实在不是好消息。乡镇换届临近,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张守拙正值壮年,阅历丰富,自信而思路清晰。按照常理,他刚来晴川,一年半载不会调整人事。可是,乡镇换届在即,东巴县怎么办?这次空出三个肥缺,检察长、东巴县书记、县长。他觉得,检察长是他手上的“刀把子”,不能配得太急,敷衍了事。但东巴县委负责人必须马上到位,否则耽搁乡镇换届。征求方方面面的意见后,他快刀斩乱麻,召开了地委委员会议。张守拙提议谢建平担任东巴县委主要领导,有人说,平安县的计划生育还戴着“帽子”呢。张守拙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是规定重要还是工作重要?那就让谢建平先担任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主持县委、县政府全面工作。”平安县的县长暂时空缺,由常务副县长临时主持县政府工作。

第20章 决不放弃,不蒸馒头争口气() 
换届临近,形形色色的人事安排版本大行其道,县里的中层领导干部普遍进入一种微妙的兴奋状态。一些人明知自己原地不动,仍关心别人的升降去留。如同暂时休场的演员,身在后台,心在台上,前台一举一动尽收眼底。袁晋鹏最近心绪不宁,谢建平的突然调离,让他措手不及。人在官场,不管你多么优秀,没有“靠山”就没有底气。本来,镇长转任镇党委书记,不算什么难事,况且刘贞吉是组织部长。他担心,谢建平和周秋水面和心不合,殃及自己。

    这天下午,刘贞吉打来电话,约袁晋鹏见面。刘贞吉没有具体说什么事,他也没问,明摆着就是换届的事情。傍晚到了县城,他让小崔开车走了,独自去找刘贞吉。刘贞吉住在县委集资楼,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到了三楼,他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提着一大包东西站在刘贞吉家门口,迟疑不定地敲门。门没有开,却传出了刘贞吉的声音:“小伙子,不要敲了!回去吧,有事明天上午到办公室谈。”

    袁晋鹏看出怎么回事,上前拍了拍小伙子的肩膀:“回去吧,刘部长不在家里见客人。”

    小伙子似乎认识袁晋鹏,顿时一脸绯红,转身走了。

    刘贞吉听出袁晋鹏的声音,开门出来:“到你家去看看,还没有到过你家呢。”

    这个时候组织部长忙得不可开交。尤其到了晚上,你在家里,人家找上门来,你躲到办公室,人家也追到办公室,甚至提着大包小包。

    袁晋鹏说:“刘老师,当领导不容易哦,单是应付这些人就要花费不少气力。”

    刘贞吉正色道:“晋鹏,拒绝是一门学问啊。一个领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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