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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马-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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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我很佩服。巴不得您步步高升,飞黄腾达,所以才多管闲事,说这么多、这么直。如果说错了,您别见怪。”

    冯仕达一席话像是一束子弹射进袁晋鹏的心脏,顿时导致大脑供血不足,恍恍惚惚,甚至不知道自己怎么下车。直到冯仕达的丰田轿车走出半里路,他才缓过神来。

第21章 山乡困境,迷惘之中的坚守() 
如果说袁晋鹏是一个胜利者,他自己或许不以为然。但说他是一个失败者,肯定有人反对。他不曾料到,如愿以偿进位做了书记,却被安排在最偏远的凤岭乡。上任后,他大致摸了一下情况,结果比想象的更糟糕。他甚至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难道自己拼死拼活,就为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一个农民人均纯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地方!一个依赖干部贷款垫付农业税、乡统筹计划任务的地方!一个连续七个月拖欠干部、教师工资的地方!也许顺其自然才是对的,当初不应该削尖脑袋谋求当书记,孙悟空再厉害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啊。刘贞吉暗示说,安排他当书记,周秋水很不情愿,碍于揭总的面子,才勉强做调整。结果引起连锁反应,邱勇改任苏湖镇镇长,张强改任向阳镇镇长……。本来,完全可以安排他接替邱勇,担任虹桥乡党委书记,但周秋水硬是把他扔到了凤岭乡。

    即使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甘心,也无济于事。木已成舟,谁也无法改变。袁晋鹏能做的,是尽快熟悉乡情、村情,进入工作角色。这天吃过早饭,他和包村干部、乡武装部长包凯旋、司机小刘一道驱车赶往红石岭村。这是凤岭乡最偏远、最贫穷的一个村庄。

    山里就是山里,清新而宁静,老吉普车行驶时发出的声音显得有点刺耳。袁晋鹏坐在副驾驶位上,说:“凯旋,你这名字挺洋气,像城里人的名字哦。”

    “袁书记,说起这个名字,还真有点来历,不是这个名字,说不定我还在家里修地球呢。”包凯旋说,把身子往前面挪了点。

    包凯旋原名包开生,读初二时,他把名字改成了“胜利”。读高一时,他觉得“胜利”太俗气、太直白,又改成了“凯旋”。高中毕业那年,他报名应征入伍,体检、政审过关后,他的名字出现在征兵办的备选名单中。那个年代,当兵比上大学还热门,几乎百里挑一。接兵团领导王副政委看到包凯旋的名字后,当即在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红线。过了几天,他见到了这个名字特别提气的年轻人。包凯旋把自己改名字的经过告诉王副政委,并说改成“凯旋”是祝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解放军凯旋而归!祝愿将来解放台湾的解放军凯旋而归!王副政委很高兴,当即敲定要包凯旋。到部队后,包凯旋表现突出,又有王副政委的关心,提了干,最后当上连长。一九八七年,受百万大裁军影响,他转业回家,任麻坑乡人武部副部长。几年后,提拔担任凤岭乡人武部长,一干八年没挪窝。

    袁晋鹏没想到包凯旋的资格这么老,言谈中平添几分敬意:“包部长,凯旋这个名字好,提精神气!你包红石岭有几年了,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包凯旋说:“问题简单,就是不好解决。要不说看出问题叫水平,解决问题才叫能力嘛。这里以前木头、竹子、山货多,老百姓富得流油。可最近几年,山上变得光秃秃,资源越来越少,很多老百姓有钱的时候胡乱花,没什么积蓄,一旦山上没东西,迅速返贫,穷得买不起盐。我们县里不是流传一个笑话嘛。一个村民在打麻将,老婆来找,要老公回家去挑尿桶,尿满得溢出来了。结果老公随手拿十块钱请围观的人去挑,这就是红石岭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我的工资才五十几块钱,他们却舍得花十块钱请人挑一桶尿!这样挥霍,能不穷吗?”

    袁晋鹏说:“这事我听过,想不到是红石岭的事。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多吗?”

    “不打工还熬得下去?年轻人都出去了,家里就靠他们寄些钱回来买点肉买点油。”包凯旋说。

    司机小刘把车停到路边:“袁书记,车子上不去了,要走五、六里路。”

    袁晋鹏下了车,看见一条羊肠小道通向连绵的山岭,半山腰影影绰绰有一些房子。凤岭乡十一个村委会中,还有四个没有修通公路,而红石岭村是海拔最高的一个。

    走走停停,约摸走了四、五十分钟。翻过一个山头,眼前豁然开朗,一个小巧秀气的山村出现在眼前。村口一条小溪流过,小溪两边是一株株虬劲苍老的香樟。进村的小路不足两米宽,蜿蜒伸向村中。

    袁晋鹏感叹:“真有点桃花源的感觉,推荐给张艺谋拍电影正好。”

    一头体型硕大的水牛慢悠悠走来,迎面见到袁晋鹏,躲避不及,一脚踏空滑到小溪里了。

    包凯旋笑道:“唉,这牛眼力不错啊!以前看见我,成稳得很。今天见了袁书记,吓得掉到河里了。”

    袁晋鹏呵呵一笑:“哪里话,狗眼看人低,牛眼看人大,它看我们人多,怕挤不下,主动让路。这地方的牛也被你管得服服帖帖哦。”

    说笑间,进了村庄。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各式各样的旧房子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村中小路由石块或鹅卵石铺成,颇有几分古村风味。

    包凯旋领着袁晋鹏直接去周冬生家。这是一幢占地一百多平方米的砖木结构房子,仿古样式,斗拱飞檐。房子里面是当地普遍的“一厅四间”结构,大厅与房间、房间与房间用木板隔开。前厅紧靠杉木墙壁是一张两米多长的实木神案,下面是一张八仙桌和四条长凳,左右两边随意摆了几张竹长椅和木椅,大厅角落里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听到有人进门,周冬生从房间里出来,到了大厅。见是包凯旋,上前握手,吩咐老伴倒茶。他和袁晋鹏在刘贞吉办公室见过一面,可他似乎忘记了。恭敬地把袁晋鹏请上八仙桌,冲泡自制的绿茶,果盘里摆上花生和黑乎乎的笋干点心。

    聊了一会儿家常,袁晋鹏直截了当说明来意:了解情况、物色村支书人选。村支书空缺七、八个月,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周冬生苦笑道:“袁书记,还是我带你先到村子里转一转吧。”说罢,在前头领路。到村子中央,停下脚步说:“袁书记,你看看村里有没有新房子,有几家人的门口有电视锅,有几个年轻人在家。”袁晋鹏点点头,视野里几乎没有新房子,多数是八十年代以前盖的平房,“电视锅”只有四、五个,村子里的鸡、狗也不多,显得冷冷清清。村委会办公楼残破不堪,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牌子字迹斑驳脱落,成了两块白板子。房间里灰尘弥漫,蛛网密布。

    接着,周冬生又领他们爬到村后的山上,站在山顶,周边风景一览无遗。对面几个山头,村民的自留山光秃秃,而县实验林场的山满目苍翠,泾渭分明。散落在山坳里的稻田,东一块,西一块,大的约摸一亩,小的不足一分地大小。

    回到村里,周冬生又特意把他们带到一个农户家里:破败的老式平房、空旷的厅堂、一个猥琐的中年男人。在龌龊不堪的厨房里,周冬生拉着袁晋鹏看一口来历不凡的锅。只见这口锅被敲掉了一小半,却仍然架在锅台上。由于靠近锅底右侧被敲掉一块,锅的右边被砖头垫高——否则炒菜时油和水会漏出来。但即使垫高,炒菜的难度也非常大。现在锅里有点剩菜,菜汤正滴答滴答漏到锅台上,又从锅台上流到地下,弄得地上邋里邋遢。袁晋鹏惊得张大了嘴巴,眼窝子一热。原来,六月初为了凑足“双过半”的上缴款,乡长汪立德亲自带队到各村收乡统筹款。收到单身汉周二平时,卡了壳。每年五十一块钱的乡统筹、村提留款,周二平硬是连续三年没交。事实上,不是周二平捣蛋,实在是穷得叮当响,家徒四壁,没法交。四十多岁,还是光棍一条,吃了上顿没下顿。往年,乡村干部收到他家时,知根知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今年,情况不同,不愿交钱的人太多了。村里有人说,凭什么我们年年交,他周二平一分钱不交,还不是屁事没有?问题最后汇报给汪立德。这是一个难题,如果收不到钱又不采取行动,恐怕更多的人会效仿,全村人都盯着呢。可周二平光棍一条,家里没有值钱的东西,你怎么行动啊?扒谷,人家连谷仓都没有,往哪里扒?赶猪,人家压根没有养猪。汪立德权衡再三,一挥手:“把锅砸了!”。他哪里知道,周二平连补锅、买锅的钱都没有,只能将就着用。

    红石岭村委会本来有四名村干部,村委会主任、民兵营长、会计分别在其他三个自然村,只有村支部书记周炳荣住在红石岭村。过完元宵,周炳荣撂挑子不干了,村委会的工作也几近瘫痪。包凯旋以前在周炳荣家开火吃饭,现在不得不厚着脸皮到周冬生家蹭饭。

    袁晋鹏第一次上门,周冬生让老伴杀了一只老母鸡,又到冷水塘里捞了两条鱼。在红石岭,这算是一顿丰盛的家宴了。正要吃饭,周炳荣找上门来,说有事找袁书记,周冬生说有事吃完饭再说,拉着他一起上了八仙桌。

    酒是清洌醇厚的米酒,菜是洗尽铅华的农家土菜,袁晋鹏来了兴致,很快喝了三、四碗米酒。这是一种碗口很大的瓷碗,边上是青花,当地人称之为“蓝边碗”。

    袁晋鹏觉得有点晕乎:“这酒喝着很淳,后劲肯定大,我这是第四碗了,不能再喝。”

    周炳荣说:“袁书记年轻有为,这点米酒算什么。你放心,我们自家酿的酒,不打头、不伤身,哪里有什么后劲。”

    “袁书记,我们这里山高水冷,粮食只能种一季,产量也低。糯米产量更低,但米质好。糯米好,水好,我家老太婆手艺也不错,当然是好酒哦,你尽管放心喝。”周冬生说。

    袁晋鹏动情地说:“我来凤岭乡以来,还没有喝过这么多酒,今天陪两位前辈好好喝一顿。说句实话,今天长了见识。我没想到,老百姓过得这么苦、这么难,还有人烂了锅都没钱补。山上木头、竹子少了,山货也少了,田亩又少,这是你们头痛的事,也是我们党委、政府的难题。农业税、乡统筹、村提留收不上来,不单单完成不了县里的上缴任务,干部、老师的工资也发不出,乡村两级组织恐怕会陷于瘫痪。”说罢,端起蓝边碗,喝了一大口:“喝酒,大家一起喝!”

    周冬生、周炳荣不吭声。袁晋鹏放下碗,接着说:“乡干部七个月没有领工资,老师也四个月没有领工资。当然,村组干部更难,工作在第一线,矛盾多收入低。可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听任党支部瘫痪吧。我查了一下,红石岭已经六年没有发展党员,支部十七个党员平均年龄五十一岁……”

    “责任在我,我做检讨!”周炳荣抢过话头,满脸通红。接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展开,递给袁晋鹏:“袁书记,本来想送到乡里去,听说你来了,就拿过来了。我不是来讨酒喝的。”

    袁晋鹏接过纸条,大吃一惊,竟是一份“**申请书”。

    周炳荣说:“袁书记,我的党龄比你的年龄都大,跟你说几句掏心窝的话吧。这几年,我老在寻思一个问题,国家怎么了,我们的党怎么了。我做这个村支书,一年的工资一千多块钱。为了完成财税上缴任务,去信用社贷款几万块钱。当然,我也知道你们当领导的贷款十几万、几十万。你说咋成这样了,私人贷款完成上解任务。你们国家干部还好点,我一个农民,今年当支部书记,明年还不知道干什么呢。贷款在我私人名下,拿什么还,还不了是不是要坐牢?去年我还被村里人打了一顿。就是因我带乡干部上门收上缴款,逼人家把祖传的几块现大洋交出来抵债。今年过完年,我儿子又被这些人找茬。这些人其实是逼我辞职啊!入党三十多年,我除了年年交党费,没得过什么好处。这几年当支部书记,又碰到最难的时候。看着村委会的两块牌子,我在想,这牌子还能挂多久啊?……”

    周冬生打断周炳荣德的话:“炳荣,你喝醉了。怎么能这样想、这样说呢?”

    周炳荣说:“冬生叔,我没醉。你看啊,村里那些信天主教的人,逢年过节,还有人送吃送喝送钱送春联,我们呢?做这个党员除了交党费,还有啥?人都要讲点实在的东西,不吃不喝不穿,活不下去。”

    周炳荣的话深深地刺痛了袁晋鹏和包凯旋。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周炳荣的话并非不实之词,至少在贫困的红石岭村是事实。我们总是向老百姓索取,而不是付出。多数村的党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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