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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很多背叛了纣而来归服西伯。西伯的势力更加强大，纣因此渐渐丧失了权势。王叔比干劝说纣，纣不听。商容是一个有才德的人，百姓们敬爱他，纣却黜免了他。
实际上帝辛根本不喜欢听他们这些重臣们的话，他一直怀疑这些大臣与他不是一条心。在他看来，东夷才是大患，只需要将东夷击败之后，就可横扫周国和西戎势力，而周国的势力根本没有瞧在眼里，现在正可以利用周来打击西戎及其它分裂势力。
帝辛三十七年（周文王五年，），周文王建立辟雍＇piyong＇，即周时代的太学。
辟雍，辟借作壁字，言其为一圆形。雍字当写作广字下面加一个邕。邕字乃四方有水，土在其中。广是高屋之形，即指学校的建筑，四面环水。此乃当时天子所辖政府之学校，如同今天的“国立大学”，本为西周天子为教育贵族子弟设立的大学。
其学有五，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东为东序，西为瞽宗，中为辟雍。其中以辟雍为最尊，故统称之。
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如礼仪、音乐、舞蹈、诵诗、写作、射箭、骑马、驾车等，在课程中还有性教育。贵族子弟从10岁开始就要寄宿于城内的“小学”，至15岁时进入郊外的“辟雍”，换言之，他们从10岁“出就外傅”至20岁行冠礼表示成年，中间要有10年离家在外过集体生活。
《小戴礼·王制篇》有云：“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此即言当时的学校。
泮宫者，泮是半圆形之水。《诗·鲁颂·泮水》，又称泮宫，是为当时诸侯有泮宫之证。此为诸侯国中大学，即如今的地方大学。国立大学四面环水。地方大学三面环水。在形制上，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尊卑之分。此后历代，全国各省县，均有孔子庙。庙旁有明伦堂，堂前有泮水。即承古代泮宫遗制。清代秀才入学，即称入泮。（明伦堂，即明堂）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
“明堂辟雍”是一座建筑，但它包含两种建筑名称的含义，它是中国古代最高等级的皇家礼制建筑之一。明堂是古代帝王颁布政令，接受朝觐和祭祀天地诸神以及祖先的场所。辟雍即明堂外面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辟（辟即璧，皇帝专用的玉制礼器），象征王道教化圆满不绝。
平面正中的建筑坐落在直径62米的圆形夯土基台上，呈“亚（繁体亚）”字形台榭，每边长42米。中心建筑四周，由四面围墙、四向远门和四角曲尺形配房围成方院。围墙外环绕一圈环行水渠。整组建筑形成圜水方院和圆基方榭的双重外圆内方格局。中心建筑正中为17米见方的中心台体，四隅各有两个方形小夯土台。中心台体上建一大尺度的方室，为“太室”，外侧小夯土台上各建一小室，与太室一起构成中心建筑上层的五室。中心建筑的中层，在台体的四面各建一堂，这四个堂分别为名堂、青阳、总章、玄堂，上层五室与四堂构成九室。文献有“明堂之制，周旋于水”，辟雍“圆如璧，雍以水”“明堂外水曰辟雍”，此处为两者合二为一。展示了典型的双轴对称的台榭形象。
历代皆有辟雍，作为尊儒学、行典礼的场所，除北宋末年为太学之预备学校（亦称“外学”）外，均为行乡饮、大射或祭祀之礼的地方。
东汉辟雍始建于光武皇帝中元年（56年），尚未来得及亲临视察，光武帝便驾崩了。到了明帝即位，才亲行其礼。
帝辛三十九年（周文王七年，），大夫辛甲因为感觉不到帝辛的重视，投奔周国。
实际上，这也是帝辛与姬昌的性格不同，姬昌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而帝辛性格强势，不愿意听别人的话，有贤人也怀疑用心，只用自己放心的人。
帝辛四十年（周文王八年，），周开始在丰京建造灵台，而灵台是古时帝王观察天文星象、妖祥灾异的建筑。
前面介绍过，季历娶了太任，为商族宗室女子，所以无论周文王还是周武王都是商的外戚，是故周文王在丰京建起灵位祭祀商朝的历代祖先，因为这些祖先，从母系来讲的话也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祖先。
而无论是辟雍还是灵台都是天子的专有建筑。诸侯建设都是违制之举，但是文王又是得了九锡，正式称王，所以又不算违制。而帝辛也没有认为周文王建设灵台是违制之举。
帝辛还遣使者胶鬲向周国索要当地特产玉器。周与商的关系并没有绝裂。
帝辛四十一年（周文王九年，）春三月，周文王、西伯侯姬昌去世，死后葬于毕（程之北，陕西咸阳）。终年）。子姬发继位。
清华简《宝训》篇是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篇中讲述“顺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舜即得中”，核心思想就是中道。“中”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宝训》里所含的“中”的观念，或称中道，是《宝训》全篇的中心，它与儒家后来所说的“中庸之道”有着内在的联系。“中”是上古时期各氏族部落共有的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这种信仰和观念来自于原始初民共有的太阳崇拜。《宝训》蕴含的思想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中道”和“阴阳和谐”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影响中国主流文化的核心元素。
第十一章 周文王的宗教改革（）
周文王“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勿念终。女以著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于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于呼发，敬哉！朕闻滋不旧，命未有所延。今女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
译意为：昔时，前人承传宝贵技艺是传授给同行同理想的有道德人。今我的疾病确实病重，恐怕我著作之《周易》“朕闻滋不旧”，即“新闻”之中道易理信念，已经不能在我生实现了。发儿，你虽然不娴熟筮占、观象技艺，但可以我著作现成受用之，像先辈圣贤那样钦佩应用中道易理，不可淫失。
不仅于此呵。从前，殷商成汤之上六位祖先，名称甲微，凭借伏羲氏传统文化易学和虞舜“恐求中”所著作《连山》易，衍变推导出“中”道易理之《河图》序系统，布施于当地民众受益，得以应用易理谋略发动和领导民众为其父仇报复“有易”，至使有易屈服认罪。地道《河图》序是天道的互相变易，天地阴阳和谐归中，对阴阳八卦传统文化中道易理没有损害，乃成为后来商朝作为国法、礼仪理念、历法，推行《归藏》易《河图》序系统。是甲微著作，且念念不忘遗传给子孙，至于成汤之恭敬备用不懈中道易理，指导“商革夏命”成功，得有天下。
呼吁发儿要敬佩致学舜、汤那样应用中道易理。我著作《周易》滋益了新的内容，以姬家宗族史料、朕亲身经历之益损训戒为素材，遵照“卦变”规则，嵌入卦象，因陷困于羑里监狱恶劣环境而隐寓、比拟系辞。但中道易理本质并没有延长。今你恭敬不懈备用《周易》新的中道易理，足够你遇到所有事情理由之应用，也无须刻求你具体操作其技艺，关键是要领导革命成功，实现“身受大命”，治理天下。恭敬从命，谨慎行呵！
从《保训》简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而周文王建立的宗教观与商的时期不同。
商汤建立了区别于后世的一元体系宗教观，是原始的多神教的发展，以祖先崇拜为核心。
即先王（祖先）和“帝”（现任君王）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所以祖先神在现世的代言人，将来也是要升为神的，现任君王通过祭司阶层与祖先神相联系，实行政*教合一，这种商汤建立的体系使得商朝的情况类似于古埃及。
但是随着祭司阶层逐渐产生自己的利益，而开始独立于王权，并且侵夺王权，所以到武乙时期王权开始破除对天神（祖先）的崇拜，实际是在破除祭司阶层的特权，商朝政*教合一的体系渐趋解体。
《诗·大明》“天位殷适”和“《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之语：商王都是皇天上帝的嫡子、元子，而皇天上帝又正是商人的先祖神。
商人是皇天上帝（商朝的祖先神）之子，周王也是皇天上帝之子；这里“天子”“帝子”的概念不是抽象幻化的，而是确有血缘关系的：商王是父系制的上帝——祖先神之子孙；周王是从母系来看的上帝——祖先神之外孙。
从母系看，商族先祖也是周人的先祖，是周文王的外祖父、岳父等先祖。文王、武王也是商族先王——“上帝”的后裔，与商族王室有血缘关系，因此也可以在周建立文丁神宫、帝乙宗庙。
这样就可以揭示一个周人革命的大秘密：周文王代暴虐的纣王而兴只是“帝改厥元子”的结果，纣王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自认为生来“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文王、武王也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因此文王、武王受天命只是上帝——祖先神改立“元子”，王位继承权并未转移。文王、武王是文丁、帝乙的后裔，自然可以继嗣他们的等级名号。
《孟子·万章下》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前面介绍过。
对于君王犯错误后，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开始对待的方式同，都是进谏。君王不听的话，最后处理的方式就不同了：异姓之卿只好失望地离去，而贵戚之卿则可取而代之。
孟子所言正好反映了早期国家阶段氏族贵族****时期的特点。周文王、武王奉天命革殷纣王之命，也就是上帝改厥子、贵戚易其位。
在那时人们看来，王位君权的更替是同姓王族、贵戚之间的事务，外人不得插手染指。因此，文献金文中称周人革命是“改”是“代”，周文王是受命之君。
季历、文王相继与商族通婚以来，已有“圣瑞”，已承袭了商族王族的等级名号，是殷先王的后代、外孙，也是商族的贵戚，当然可以取而代之，这也就是周文王、武王一面祭祀殷先王，一面积极准备征商并取而代之的原因。
周文王充分考虑到祭司阶层的利益和弊端，开始实行新的宗教观。
周代帝王宗教观是二元的，先王与上帝相脱离，先王受命于上帝。在先王以外另创造了一个上帝，再由上帝授命于先王，使先王“克配上帝”。这种宗教观类似于苏美尔人的王权神授。也就是说周朝虽然宗教祭祀仪式更加隆重，赋予了宗教更多的工作岗位，可是实际上彻底破坏了商代的********体系，是武乙宗教改革的更进一步，富有革命性。
第十二章 帝辛征东夷（）
即周视商代先王为上帝，而自己的祖先不再列位于神灵的行列。而自己也不是现世神。祭司阶层只负责专门祭祀神灵，而不再与王权相接，这样既斩断了政权与宗教的联系，又给宗教祭司留下了存活的空间。
《礼记·文王官人篇》提出了“六征观人法”――这是一套记载最完备、最系统、最成熟的鉴别人才的方法，既是“观人术”、相人术，又是“官人术”、用人术。周文王教导太师（姜太公）用来考察人品之高下、评定才能之优劣的“六征观人法”，对于后世识别人才、考察人才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
后世的周公、孔子、庄子、吕不韦、曾国藩、刘劭、诸葛亮等识人、相人大家，无不深受文王“六征观人法”的影响。孔子非常推崇周王朝的开拓者文王、武王，判断是非曲直往往以文武之道为标准。他曾说过“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孔子评判人、鉴别人的观点，集中反映在《论语》、《孔子家语》中。
中国古人普遍有崇古心理，效法上古圣贤之君、效法“三代”之法，是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周文王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完美形象。
历代以复周礼为己任的人数不胜数。由于年代久远，文献残缺，人们对周文王的了解未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