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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
作品别名
春秋经、《麟经》、《麟史》
创作年代
春秋
文学体裁
史书
作者
相传孔子
儒家六经
简介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来由罢。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
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春秋公羊传
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漏记。
创作背景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作品性质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传统今文经学家的观点，即以《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
古文经学家及近代“古史辨”派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
调和说，即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
“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然而关于“经史不分”之说这点，钟肇鹏先生曾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文中专门加以辨析，并阐明了中国古代经史有别、史先于经的观点。
后世影响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第182章 仇恨（）
（前476年，一说前453年或前403年～前221年），或称战国时代，简称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东周的一段历史时期（秦统一中原前），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战国”一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注的《战国策》。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目前，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由于郡县制度的加强，以获取土地、财富、人口的国家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促使这个从春秋时期开始便战争不断的土地逐渐走向新的时代。战国承春秋乱世，启帝秦发端，中续百家争鸣的文化潮流，这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史称“百家争鸣”。中原经济技术的新发展与各国相继图强而展开的举国变法，名士的纵横捭阖，宿将的战场争锋，涌现出了大量为后世传诵的典故。战国时期也塑造了帝制中国的雏形。
基本信息
中文名：战国时期
英文名：Warring States
时间：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标志性事件：田氏代齐、三家分晋
主要诸侯国：齐、楚、燕、韩、赵、魏、秦、宋
历史局面：百家争鸣、中央集权、土地私有
人口数量：3500万
主要民族：华夏族
主要学派：儒、墨、道、法、名、兵、阴阳等
结束标志：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
主要战役：马陵之战、长平之战
主要事件：徐州相王、商鞅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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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战国（前476年—前221年）是我国继东周列国以来的又一个诸侯割据的时代。与春秋在历史上并无明确界限，仅依历来惯例，以三家分晋为起始标志，至前221年秦统一六国终止。
这一时期，中国的局面已发生了变化。诸多中小诸侯国家已被吞并，余下的秦、楚、燕、韩、赵、魏、齐七国成为战国时期的主要诸侯国家，史称“战国七雄”。由于秦国的商鞅变法的改革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秦国逐一灭掉了六国，完成了“秦王扫六合”的统一大业，形成“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统一国家。
“战国”一词，在当时就已经有人使用，但是只是用来指当时参加连年战争的强国，如《尉缭子·兵教下篇》说：“今战国相攻，大伐有德”。到西汉初年，“战国”这个名词的含义还是没有发生变化。如在《史记·匈奴列传》：“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战国尽管是主要描写七个国家的征战，而战国时期的国家远远不止七个，战国初期，群雄并起，共有二十多国，依然以周天子为共主。把战国作为一个时代的名称，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一书以后，才开始使用。司马迁的《史记》和汉代刘向的《战国策》是记载战国历史的重要文献（刘向叙录曰：“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两种观点都得到了其支持者的完善和补充。在前403年之前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有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和前403年三家分晋。史记的观点因包括了如上重要的历史事件而得到多数采纳。而在战国时期的结束是在秦统一中国（前221年），参见秦统一中国之战。秦灭六国，焚烧各国书籍，使战国时期的历史记载基本毁灭。以致，西汉中叶的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难以找到依据。
前476年（《史记》作周安王元年，实际当司马迁因战国各国史籍被秦国付之一炬，遂采纳秦史书《秦记》所载，定战国始於前476年。
前475年（周安王元年）主要是周敬王的年数有异说。《左传·哀公十九年》所记「冬，叔青如京师，敬王崩故也。」以周敬王在位有四十四年，故次年为周元王元年，为战国之始。
前468年（周贞定王元年）林春溥《战国编年》、黄式三《周季编略》及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记载始於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接续《左传》之後。
前453年（周贞定王十六年）也有学者认为，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晋国三分已定，七国争雄局面已经形成，应该以此作为战国的开始。
前441年（周哀王元年）朔雪寒在《孙子兵法论正》书中提出此说。
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北宋司马光成书的编年史《资治通鉴》则以『三家分晋』一事代表周礼崩坏，群雄竞逐，而定战国始于前403年。
历史
战乱频繁
公元前403年，东周共主之周威烈王册命了韩、赵、魏三家列位诸侯，由此战国七雄局面正式形成。从春秋时代初期的一百四十多家诸侯，经过三百六十多年的兼并，到战国初期就只剩下了二十余家。其中又以西嬴姓秦国，东田姓齐国，中原三晋（赵国、魏国、韩国），南芈姓楚国，北姬姓燕国此七国最强。史称“战国七雄”。各家的兼并战争使得诸侯变少了，胜出者疆域变大了，人口变多了，财富也集中了。原本分散在各家诸侯手中的土地人口财富，都集中在了少数几个诸侯手里。天下从成百上千个小国家整合为十多个大实体国家，原本的战略缓冲空间不复存在，各个大国不得不面对直接残酷竞争的格局。资源的集中使得各国间的战争规模，战争烈度也急剧上升。在彼此间不断的激烈攻伐中，如何谋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富国强兵成了各国决策层的首要考量目标。在此时代出现的普遍的需求之下，一系列的变法改革应时展开，战国时代的大幕也随之拉开。
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七雄并立
战国时期诸侯各自为政，相互混战，国际社会非常不稳定。战国初期东周境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