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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们真的长大了。”
两父子深情的拥抱在一起。
白猿今天身上穿着一件特别精神的兜鏊银光铠甲，手上提着他那把特制的三棱烂银枪，整个人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白光闪耀。当他缓缓走上背嵬军的点将台之后，台下早已有一批同样全副武装的军人等候多时。
“白将军，接令。”一块遍体猩红中间写了妙趣横生三个字的铁牌被送到白猿面前，吴永麟接着说道：“敢死队太晦气了，从今儿起，你们叫猴儿军。都给我在山里好好的向白将军学点真本事，这里给你们准备的物资哪怕省着点吃可能也不够的，余下的自己想办法，别做那些给背嵬军丢人的事，现在不愿意去的还来得及。”
吴永麟的这一席话让所有人没有任何的一丝动摇，他们依然抬头挺胸，等待着最终的开拔命令。
“猴儿们，出发吧。”
周勋，多罗巴，茅子兴，吴永麟看着背着包袱，身上系着各种武器，牵着烈马的浩浩荡荡的一行人马由一个个黑影变成了一个个黑点，最后完全从视野里完全消失。而在周围山坡上祈盼的离人的亲人则久久停留在原地，始终不忍离开。
“这里就拜托三位大哥了，他们的亲人劳烦多多照应一番，白将军的三位夫人，我这次一道带走了，她们身子不方便，我两位夫人是过来人，这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听候你的好消息。”
看着台下同样大包小包的一行人，吴永麟欲哭无泪，这里面当然属殷冷霜的家当最多，最伤脑筋的是她那条大蛇，非得带着一起上路。
“爹爹，我们去的地方远吗？”窝在吴永麟怀中的吴若兰好奇的问道。
“不远，那是汉人的家乡，每个汉人都想回的地方。”
开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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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军事实力本来不差，建国之初和辽的军事竞争之所以只能平手而不能达成“收复燕云”的战略目标，是因为辽本身已经是和中原文明基本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的大国（这个发展趋势开始于唐中期，当时的东亚地区经历了一个各民族政权文明水平普遍提高、格局逐渐趋向诸强并立的过程，辽的建国和发展就是这个趋势的集中体现。而北宋在伐辽之役中犯下的很多军事错误，也不是现在很多人耳熟能详的“兵将分离”“看着阵图作战”，相反恰恰是分兵部队不听中枢指挥贪功冒进。——这也是晚唐五代以来，中原地区军队悍勇轻斗、富于冒险性的军事风气的延续，而非所谓的“积贫积弱”“宋太祖为了保皇位收兵权不惜削弱军队战斗力”造成的。
北宋的灭亡原因——靖康之耻，其实就是当时的皇帝＋顶层官僚犯了一系列猪都不会犯的错误蠢死的。比如该守的时候不守该跑的时候不跑；金人第二次围城之前的好几个月不整顿防务，反而贬斥李纲同时大搞内斗，甚至天真的开始清算历史问题（所谓“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第二次守城战最关键的时候弄一帮道士到城头跳大神；城破以后金人一度不敢下东京外城城墙，但皇帝偏偏要去金营亲自请降还去两次结果终于被扣下了；金兵都破城了都在胁迫皇帝纳降了，掌权官员还在东京城内大搞维和镇压自发组织起来反金的百姓和士兵，并且替女真人搜刮钱物人口不遗余力，等等等等。
至于为什么当时的朝廷能集合这么一帮蠢人作这么大的死，真要挖根子的话，最远需要追溯到王安石变法期间，神宗皇帝为了集权对当时政治体制的破坏。——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通过对宰相权力的加强和台谏等渠道，对君权的约束是很强的，所谓“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在当时并非虚语。简单点说，就是当时的皇帝并不能想干嘛就干嘛，很多事情必须文官集团集体通过，才能落实到执行层面。这样的决策机制当然会在效率上有损失，但也能更多的保证政局稳定和不出大错。但到神宗朝，宋神宗为了推行变法，对前朝遗留的这些政治制度进行了很多改动（比如削弱相权，削弱对“御笔内降”也就是皇帝旨意的审核、驳回机制，清洗台谏，甚至间接支持、鼓励搞文字狱和党争等），极大的削弱了这些约束。然后这种改动的影响持续到了徽宗朝，并且很不幸的被操守品行远不如神宗朝君臣的宋徽宗及其宠臣们搞的更糟了——当时宋徽宗宠信的权臣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强化了徽宗“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得大小决策均决于“上意”，于是北宋前中期的各种集体决策机制到此基本名存实亡；而蔡京本人则利用自己深受徽宗信赖的优势，屡屡借“御笔”推行自己的意图，把持了朝政，同时还继续搞比起神宗朝更没底线更离谱的党争和政治清洗（比如著名的“元佑党禁”）。这一系列措施最终导致了徽宗朝人才选拔机制败坏，朝堂上群小并进，最后形成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公心和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无战略眼光，因而才能凑出一帮奇葩，在宣和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后和皇帝一块儿屡屡上演前面所提及的开玩笑一样的闹剧，最终把一个有钱有兵有人心的大国生生玩死了。
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不是北宋的体制本身有问题，而恰恰是没能维持住前中期较为良好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其中后期对既有政治制度的改动太过轻率，把本来趋向于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又扭回了君主独断的路子上；并且开了不好的口子之后，又进一步被有手腕无公心的蔡京等权臣利用，最终导致整个政治体系的顶端都烂掉了。而且这种烂还真不是体现在没有行动力上，而是体现在没有制约、没有合理、通畅的批评和纠错机制，所以顺则百顺（这里再补充一点：其实徽宗朝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大喜功，前中期对外对内事功都不少，对角厮罗（河煌地区）和西夏的作战也是屡屡大胜，真接着打下去的话很可能会打通河西走廊——当然这是之前几代皇帝攒下的家底而并非徽宗朝君臣一手缔造的战果，所以说顺则百顺）；但一旦有了真正的危机，顶层领导者的判断稍有差池，整个体系就会像雪崩一样瞬间崩溃，这是“来自上层的崩溃”。而不是源于基底的溃烂或纯因外部压力所致的土崩瓦解。不是钱不够，不是兵不够多不能战，也不是没有人才，甚至不是没有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这里再举一例：靖康年间北宋京师被围，勤王军中除了官军还有很多是自发应诏勤王的民兵，而且很多是从江西、湖南甚至福建赶到东京的。考虑下当时的技术条件交通条件，很不错了），是体制和体制顶端的领导集团出了问题。至于体制又是怎么出问题的，是因为具体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浅、私心自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和相互利用。
宋朝的两大烧钱单位：官和兵。在宋代你只要进入官员这个系统，那么无论你是在职还是退休、是赋闲还是致仕，你都会有大把的银子拿。而且很多人津津乐道的是宋朝官员的工资之高。
我们举例说一下包拯的工资：每月粮三十石，其中米和麦子各一半；柴禾二十捆（每捆十三斤）、干草四十捆；冬天外发十五枰（每枰十五斤）木炭；月发“公使钱”一千五百贯、“添支钱”一百贯。
包公还有龙图阁直学士的头衔，这个额外享用朝廷无偿划拨的职务耕地二十顷（二千亩），允许收租，不缴国税。按每亩租米一石预算，这个进项达二千石。包公每年的年收入有铜钱二万零八百五十六贯、大米二千一百八十石、小麦一百八十石、绫十匹、绢三十四匹、罗两匹、绵一百两、木炭十五枰、柴禾二百四十捆、干草四百八十捆。把这些东西全部依照当时的市价折算成铜钱的话，包公每年的收入大约在二万一千八百七十八贯。
而一个普通宋朝人一年的收入只有250贯左右，对于武大郎这样卖炊饼能迎娶白美金大嫂来一次金屋藏娇，能在县城主要街道能够买一栋二层的小别墅，这赚钱能力不容小觑。
宋朝为了社会安定，豢养起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一支军队。据统计，在北宋仁宗时期，宋朝军队数量达125万，而司马光《资治通鉴》里提到唐玄宗开始穷兵黩武的天宝年间，天下镇兵数量是49万。这支军队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除了一部分常年在边境作战的边防军士兵外，大多数士兵的整体军事素质相当差。
在宋仁宗年间，这125万士兵花掉了4800万缗钱，而这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
这125万军队分别是40多万驻防在西北与西夏接壤的土地上，30多万人驻防在河北与辽国的边境线上，还有30多万是京城的中央禁军。西北军因驻扎民风彪悍陕西，又长期对夏战争，因而长期保持强悍战斗力。
北宋的军队可分为禁军、厢军和乡兵三部分，其中厢军和乡兵战斗力相对较弱。厢军和乡兵一般做一些最脏最累的后勤保障工作。
北宋政府本身不产生任何收益。上述对于官和兵所有的开支，均来自于百姓的赋税。换而言之，在条件均等的情况下，宋朝官员的数量与工资提高了多少，宋朝士兵的数量与军饷增加了多少，那么老百姓所交的税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多少。
宋朝政府也不可能全指望百姓的赋税，毕竟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也不会太高。事实上，宋朝财政收入的另一大来源是遍布全国的国企。宋朝除了盐铁之外，米、油、醋、茶、酒、布匹等生活必需品都采取了国家专营的策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质次价高，实际上加重了百姓的生活负担。比如北宋时期当时陕西关中吃的青盐（从青海运来的盐）每斤不过四五文，而后来北宋政府垄断了青盐的售卖权之后，青盐的售价涨到了44文。盐犹如此，其他的东西也就可以想见了。北宋末年，王安石变法（这个有点复杂，我后面慢慢来说）之所以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是因为王安石的经济政策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国企的经营范围，比如青苗法实际上是国家通过贷款的方式赚取收益、市易法和均输法是国家成立商贸公司来统一收购和经营，这些政策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而他自己又是一个‘拗相公’，很多东西又不和人打招呼，每次发布出来硬邦邦的，执行过程中又拉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人进来，结果不言而喻。
宋朝的经济繁荣颇有点类似于前苏联，所谓的经济发达，仅从GDP上看的确如此，但却已经丧失了向前发展的活力。它们同样军事工业极度发达（宋代军备的质量与数量是公认的高，《武经总要》有明确的描述）、国营企业占绝对主导并控制了国民命脉、北宋后期官员数量极多且贪污腐败极为严重、保持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常备军、军费开支远远超过民生支出，这样一个大厦将倾的危卵之国，灭亡是迟早的事。
最后说一下气候的问题，在称为第三小冰时期（从10世纪末到12世纪末）内，平均气温下降了有1。5摄氏度，冰雪，暴雨，冰雹逐渐增多，和洪灾相对的是旱灾，旱灾经常伴随着洪灾接踵而至。在某些年份，位于长江下游的太湖都被薄冰覆盖，这是难以想象的。这同样会导致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而据史料记载，爆发的各种灾害加起来，整整是唐朝的2…3倍。（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哈佛中国史。宋的转型》，可惜《剑桥中国史。宋朝》只有英文版，还有一本《讲谈社。宋》）
黄河之患：气温上下波动，北宋政府对疏浚河道的疏忽，黄河中的淤泥和黄土（被河水从鄂尔多斯高原和陕西携带而来），的重荷不仅减缓了河水的流速，也堆高了河床，引发河水冲垮南岸的堤坝，使河水淹没低地。1019年，河水冲垮堤岸闯入北岸的滑州府城，在山东西部形成一片巨大的沼泽。机缘巧合之下，梁山地区的河、湖、沼泽成为绿林好汉们的大本营。
北宋末年，1120年秋方腊由花石岗之祸起来造反，方腊利用摩尼教（明教）组织民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起义。方腊才是真正的称之为造反，北宋都把边境最能打仗的西军都掉过来平叛了，方腊内部也出了问题，结果不言而喻，才五个月的时间，在南方称帝的方腊便被剿灭了，但宋朝整整损失了7万的正规军（后面我会重点写这一段历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