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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沙门岛。”赵佶几乎是脱口而出。
宋代按照犯人罪行的严重程度，分别有多种流放方式，流放地主要是各州府驻军建立的牢城，如“水浒”屡屡提到的沧州牢城。
水浒传有关发配的记载很多，还有如武松被发配沧州牢城营，宋江被发配江州，卢俊义被发配沙门岛等记载，可见宋代发配之频繁。另一种方式较轻，即直接归入当地州府劳役。流放的距离最远的是三千里，最近的是五百里。
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诸路经略司各两千人止。”而在此之尚有两种：流放“岭南恶瘴之地”，而最重的则是沙门岛。
宋制：沙门岛罪人有定额，官给粮者才三百人，溢额。。。可，着为定制。五代后汉乾佑三年（950），一个城池失守的节度副使被流放到这里，沙门岛自此作为重犯的流放地。十余年后，北宋立国伊始，太祖亲自下令把军事罪犯配流该岛，这里成为了重刑罪犯的“集营”。
据宋史记载，“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及通州海岛，皆有屯兵使者领护”、“初，妇人有罪至流，亦执针配役。至是，诏罢免之。始令杂犯至死贷命者，勿流沙门岛，止隶诸州牢城”。一二年后，沙门岛同时也作为重罪官员的发配地。由于流放沙门岛的都是死罪赦免者，而“在路走透”的事，也时有发生，因而朝廷不止一次规定：“递配强窃贼，须选有行止衙校”。
沙门岛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水浒传和宋史都提到它在山东登州府。读史方舆纪要也有记载，说它在登州“府西北六十里海，海舟行者，必泊此避风，五代时，置沙门寨。”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说得更明确，“沙门岛，在山东蓬莱县西北六十里。”
被送进去的又是些什么身份的人？据宋史刑法志记载：“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这些囚犯大多数是犯事的农、工、商等普通百姓，但也有一些获罪的官员。如宋史提及不少刺配沙门岛的官员，诸如腐败受贿的贪官、办事不力的检田使、行医无方的御医、工作失误的天术士等。
这些囚犯在受审地已经在脸被烙了“刺配沙门岛”等字样，长达七寸左右。到了沙门岛，被岛的驻军昼夜监禁着。此处的驻军属于水军编制，配有一定数量的船只。宋景佑三年前，竟发生了囚犯盗船逃跑事件，惊动了朝廷，此后对船只的管制严厉多了。
到了宋庆历三年，登州郡守郭志高，书奏请增派三百名水兵专门戍守沙门岛，并配置当时速度最快的刀鱼船，以便加强对罪囚的管制。
囚犯们到了沙门岛，每天者要服工役，而且很任务很重。读史方舆纪要载：“乾德元年公元年，女真国遣使献名马，命益蜀登州沙门岛民税，令专治船渡马。”可见，沙门岛囚犯所服工役主要是指是养马、造船等事务。
被判流放沙门岛的那一刻，可以说几乎等于被判了死刑，那里简直是宋代人间的修罗地狱。宋会要辑稿记载：宋嘉佑三年，京东路转运使王举元向仁宗皇帝报告说，发配到沙门岛的犯人，“如计每年配到三百人，十年约有三千人，内除一分死亡，合有二千人见管，今只及一百八十，足见其弊。”
按王举元的说法，在当时的刑狱体系，犯人死亡率达三分之一，即33％左右尚属可以接受的范围，而沙门岛死亡率竟高达94％，实在是于过于惊悚了，让人难以置信。
官修的宋史刑法志，有一处提到刺配沙门岛的罪囚“至者多死”，另一处说广南“春州瘴病之地，配隶至者十死八九”，即死亡率高达80…90％。
死亡率之所以这么高，主要是缺粮。沙门岛的供粮实行自给自足制，由岛的80多家岛户供给。一开始，发配来的囚犯人数不多，囚粮供给还跟得。后来，各地索要的送囚名额越来越多。
沙门岛的管理当局一直是军方的长官，所以沙门岛也称沙门寨，长官称监押，也称寨主。岛流犯定额，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审刑院将此岛额定刺配人数由200人，增加到300人还远远满足不了各地的需求。朝廷只提供300人额定口粮，但由于刺配沙门岛是是朝廷的定制，刺配最多时犯人达1400人左右，口粮供应不送过来的犯人大量增加，狱卒人数也必须与之匹配，于是岛人满为患，岛户们有限的粮食产出根本无法不够分，遭殃的当然是囚犯，于是成批饿毙。
熙宁时代，寨主李庆更是丧失人性，没有足够的食物喂养这些囚犯，索性将超额人犯扔进大海，两年内虐杀罪囚700余。由此看来被刺配到沙门岛的流犯的命运极为悲惨，生杀予夺由沙门寨主一手遮天，犯人昼禁夜囚，与死为邻。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朝不保夕。
天禧三年，两位官流配来岛。沙门寨监押董索贿未遂，诬陷谋反，杀死二人。其子进京，击登闻鼓鸣冤告状，结果死无对证，不了了之。
囚犯死亡率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沙门岛的监押条件太差。大量囚犯挤在窄小破陋的监房，而且根本谈不医药条件，一旦发生传染病，会迅速蔓延酿成瘟疫，造成大量囚犯病死，有的病囚还没咽气，被扔进海里活活淹死。
由于粮食严重匮乏又无医无药，沙门岛只能残酷地演绎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那是让岛的犯人始终保持在二百人以内，否则都没法生存。因此不管配来多少犯人，超过岛的承受范围要淘汰掉。狱卒们为了维持这一局面，甚至会将健康囚犯以各种手段迫害致死。
是以在水浒传第17回，当济州府尹听到梁书派来的人以“请相公去沙门岛走一遭”这句话时，竟吓得魂不附体。为了让手下的提点狱邢何涛尽快破案，也来了个行下效，只给他十天期限，还在他脸刺下“迭配州”字样，进行施压。
官在宋代很少被直接杀头，基本只是被降黜，被流放，换个地方继续吃皇粮，皇帝哪天心情好了还能回到汴京做官，宋代几进几出的大官翻遍宋史，皆是。
如苏东坡曾经被流放到黄州（徐州），在当地留下了黄楼，后人曾把他在这期间所作的诗编成了一本黄楼集，最远的是海南岛，只不过豁达的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尔。惟有一幸，无甚瘴也。”
当时的岛内居住的黎族，与内地的移民相处并不融洽。本地人不能读书写字，但规矩老实。他们懒于耕种，以打猎为生。像在四川或福建的一部分地方一样，他们也是妇女操作，男人在家照顾孩子。黎民的妇人在丛林砍柴，背到市镇去卖。所有的金属用具如斧子、刀、五谷、布、盐、咸菜，都自内地输入。他们用乌龟壳和沉水香来交换，沉水香是国应用甚广的有名熏香。甚至米也自内地输入，因为当地人只吃芋头喝白水当作饭食。
据说当地居民非常迷信，患病时由术士看病，没有医生。土人治病的唯一办法是在庙祷告，杀牛以祭神。结果，每年由大陆运进不少的牛专为祭神之用。可见医疗条件和原始社会有得一拼。
内地人始终不能征服那些丛林的居民。官兵一到，他们只要退入丛林，官兵根本不想到山居住，自然不肯深入。黎民有时因与汉人有争吵纠纷，也偶会进袭市镇。有时被商人所欺，在衙门得不到公道审判，他们唯一的办法，是把此人捉住不放，然后将金钱索回。可见绑肉票的事时有发生，汉人在当地随时有性命之虞。
夏天的热带海岛，因为潮湿的缘故，人是很受煎熬的。秋季多雨，因为风雨太多，自广州福建来的船只都已停航。食粮不继，连稻米都不可得。在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冬天，苏东坡给朋友写信说他和儿子“相对如两苦行僧尔”。那年冬天，一点食物接济也没有，父子二人直有饥饿之虞。他又采用煮青菜的老办法，开始煮苍耳为食。
赵佶继位之后，苏东坡先被特赦到雷州。刚到一个月，又接到命令去永州，这才离开了这真正的蛮夷之地，苏东坡最终能活下来，简直是个迹。没到沙门岛之前，似乎一切都有转机，等被判到沙门岛，几乎等于嗝屁了。
第723章 世仇（）
赵佶怎么会不知道这位公相的心思，现在索性不妨卖对方一个人情，借成都知府吴檗犯下的这档子事，将他配到沙门岛，一劳永逸，免得这老头子每天在耳边絮絮叨叨的。只不过此刻的赵佶并没准备对吴家斩尽杀绝，皇兄都没有对苏东坡一踩到底，何况吴家祖上对赵家还有再造之恩，祸不及子孙，才是一代帝王该有的风骨和气度，等先敷衍一下眼前这位公相，再拿酒后之言做不得数敷衍对方，再改派，再恩赦，再官复原职，后面这事也就活活稀泥，不了了之了，更何况他赵佶也并不是聋子，他也从和公相有些许罅隙的隐相等人那里受到了风声，吴檗这次力挽狂澜，将功补过，要不然西边的事不会遽然告终。这可不是赵佶愿意见到的局面，足可见吴檗之父，吴四海的余威尤在，让这样的人在蛮夷蜀地维稳，可比派一支强大的军队过去都见效，要不然他也就读不到让他手不释卷的西游记了，蜀地出大才，这是赵佶喜闻乐见的。
吴四海，这个曾经叱咤一方，执牛耳的风云人物，几乎分分钟将蔡京踩在脚下，对方更是正眼都不瞧初涉江湖的蔡京一下。当然这位四海兄也有笑傲群儒的资本，人家可把大辽国的皇后都拐带回来了，这千古奇事也只有他做到了，后来更是在大宋朝亘古未有，官居一品，煊赫一时，让人啧啧称奇的是，这位亦正亦邪的国公居然自始至终没被卷入风云莫测的党争风波。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哪知就在功高盖主的节骨眼上，他却急流勇退，突然从人间蒸了，似乎他早预料到了主上的大限之日。听说后来有人见他在江宁府隐居了下来，而被自己拐带回来的大辽皇后，却留在了汴京，也许是为了让当今皇帝吃下一记定心丸，挟美眷以令四海；也许吴四海另结新欢，令佳人齿冷，就此结怨，不肯同行，银河渺渺，在水一方；也许她与吴四海之间私下有某种约定，今世异地互为犄角，守望相助，虽彼此永不相见，却牛郎织女，心归一处。至于真相如何，只有当事人能清楚了。事有凑巧，吴四海前脚刚走，没过一年，皇帝便天道崩殂，撒手人寰，骑鹤西去，似乎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些，他与后面那些风波一概不沾边，可以说是善始善终的一个特例。就连后进皇帝赵佶对吴府都恩宠有佳，直至今日，这事更是东京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一件赏心之事。
蔡京就是在吴四海如日中天的时候当上吴府的一位侍从的，他原本以为可以借着吴四海的荣光顺风顺水，荣宗耀祖，鸡犬升天，哪知对方似乎瞧见了他骨子里的某种小伎俩，直接弃而不用，甚至每天没事找事敲打他，那可是用真家伙，一天屁股上挨的棍棒可不少，搞的后来蔡京特别怕坐杌子，成了这些年他心里挥之不去的一道阴霾。只不过在吴府他并不是一无所获，特别是吴四海在诗画方面对他的点拨，让他受用一生，后来更是凭借这扎实的本领在赵佶这里成功上位，十年磨一剑，寒门梅花香。
相比较蔡京不堪回事的悲惨遭遇，前半生与他遭遇略同的高俅的境遇可以说是幸运的。
高俅，开封人，父名敦复，兄名伸，都略知文墨。因经商失利，家道破落。高俅排行第二，满周岁时父亲曾请术士看相。术士说他头方额阔眼眶圆，一生大富大贵福寿全；耳轮分明，聪敏多能；鼻梁尖耸，佐主受宠。看相时人多声杂，婴儿吓得大哭。术士细细听辨，说哭声坚而亮，缓而烈，孩子长大后必然有势有威，因为贵人之声出于丹田之内。与心气相通，不同凡响。高敦复在聊倒落魄中得到这个麒麟儿，高兴得手舞足蹈，抱在手中怕摔了，放在床上怕丢了，真是宝贵无比。
由于从小受溺爱，高俅学诗书不知仁义礼智，学做人不爱诚实善良。平时吹弹歌舞，刺枪使棒，贪婪狡黠，成了市井无赖，街坊中人人对他畏惧三分。当时社会风气喜欢踢球，高俅灵敏乖巧，勤学苦练，又拜著名球头高恕为师，一心想借球艺攀附权贵。他球艺虽精，可惜未遇到能赏识他的贵人，常有怀才不遇之感。
元祐末年，苏轼回京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高俅在苏府当小吏。苏轼是当时文坛盟主，著名文人如范祖禹、李公麟、黄庭坚、秦观、米芾等，常齐集苏府论文赋诗，写字作画。高俅随侍服役，也受到文化薰陶，所写的公文和书信大有进步，还学得苏体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