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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王，授以镀金银印、银册。
清朝皇族区分为宗室、觉罗。由清太祖努尔哈赤之父显祖塔克世起算，太祖及其兄弟以下子孙称“宗室”，腰系黄带子。塔克世之叔伯兄弟支系则称为“觉罗”，腰系红带子。革退宗室者系红带，革退觉罗者系紫带。
有宋一代，怎样使用或者不用皇族，特别是皇子，是所有当政者与生俱来的麻烦。厚待亲族，培养有经验而能干的皇帝，使帝位的传承和平的进行，避免对抗和兄弟相争，前朝玄武门之变让赵家人警醒，而这几大需求又互争雄长，想要彼此调和，即使不是绝无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
太祖建国之后并没有仿效汉代以及后来明朝的做法，将宗王派到他们自己的封地上去，而且，他还使用最亲近的家人掌握重权职位。后来的太宗担任开封府尹多年，在皇帝频繁的亲征期间，负责首都事务。973年，他被封为晋王，获得高于宰相的礼仪待遇。他的弟弟匡美以同样的原因先后担任兴元府（利州路治所）和京兆府（唐朝的首都，永兴军路治所）的府尹。同一年，太祖诸子中唯一成年的德昭继匡美之后任兴元府。
太宗烛影斧声继位之后，很快提升了廷美（按“金匮之盟”的约定，宋太宗赵匡义应该将皇位传给其弟赵廷美，但赵匡义登基后，隐匿“金匮之盟”的内容）和德昭（太祖之子，后来诸多中提到的八贤王是他的兄弟德芳，别弄混了）。廷美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太宗以前的职位），先封齐王，又封秦王。德昭接替廷美任京兆府尹，封武功郡王。太宗还赋予两人在朝会死列班在宰相之上的荣誉。只不过，接下来两人的结局却很悲惨。
979年，在宋与契丹争夺幽州（河北）的战斗中，太宗要撤回首都，又怕敌人阻击，只带了小股随从秘密离开大营。当夜，人们发现皇帝不见了，谣言开始在不满的军队中流布，要立德昭为帝，太宗后来听说后大为不满。军队回到首都后，因为远征军以惨白告终，太宗迟迟不肯论功行赏。德昭提出疑问，太宗大怒，嘲弄他说：“要是我这个位置让你来干，论功行赏就不会那么久了。”恓惶的德昭当夜回到自己家后，割喉自尽。太宗正史上的记载是，他跑到尸体边，大哭道：“痴儿，你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他当时到底是真的悲伤还是假惺惺，这就不清楚了。
廷美的遭遇更为复杂。982年夏历三月，太宗接到密报说他弟弟和一小批军官密谋造反。他自诩不愿太过无情，于是只将廷美调离开封，改任京兆尹。至于廷美的合谋者则遭到降职处分，一一被流放。不久，赵普复任宰相，他报告说廷美密谋杀害太宗，这一次是和兵部尚书卢多逊等人。74名大臣廷议，主张处死所有的谋反者。但是太宗只是流放了卢多逊，幽禁了廷美，处斩了6名谋反者。廷美的儿子、女儿、女婿都受到了降级的处分。廷美抱怨自己的命运，结果被流放到湖北，很快就病倒，死在当地。太宗对他的死感到悲伤，给了廷美死后的哀荣，但是言语之间任然相信他有罪且不知悔改。
这些阴谋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太宗构成了威胁，已经难以得知。现在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是赵普翻云覆雨的手腕决定了廷美的命运，因为，众所周知赵普反对兄终弟及，为什么到了太宗这里却自相矛盾，也不得不说赵普这人秉性好不到哪里去。具有皇位继承权的德昭，廷美被排斥出政治权利的中心，是血腥政治的必然节奏。
清代学者王夫之，曾经在《宋论》这本书里面对赵普这人做过精彩的叙述。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檠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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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5章 哼哈二臣（）
风雨，精彩！
这里额外提一下两宋一北一南开国时的两位重臣赵普和秦桧，他们对赵家的后世子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看看他们的履历表。
赵普922年992年，字则平。幽州蓟人，后徙居洛阳。五代至北宋初年著名政治家，北宋开国功臣。早年曾被刘词辟为从事，后担任赵匡胤宋太祖的掌书记。显德七年960年，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乾德二年964年拜相，协助赵匡胤削夺藩镇、罢禁军宿将兵权，实行更戍法、改革官制、制定守边防辽等许多重大措施。淳化三年992年，赵普病逝，年七十一。宋太宗亲撰八分字神道碑赐之。累封韩王，赐谥“忠献”，并配飨太祖庙庭。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赵普虽少，但喜观论语。其“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对后世很有影响，成为以儒学治国的名言。
秦桧10901155年，字会之，生于黄州，籍贯江宁今江苏南京。南宋初年宰臣，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政和五年1115年，秦桧进士及第，中词学兼茂科，任太学学正。宋钦宗时，历任左司谏、御史中丞。靖康二年1127年，因上书金帅反对立张邦昌，随徽、钦二帝被俘至金，为挞懒信用。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秦桧逃回临安，力主宋金议和。绍兴元年1131年，擢参知政事，随后拜相，次年被劾落职，绍兴八年1138年再相，前后执政十九年，历封秦、魏二国公，深得高宗宠信，几乎把持了当朝的政权。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时年66岁，追赠申王，谥忠献。开禧二年1206年，宋宁宗追夺其王爵，改谥谬丑。嘉定元年1208年，史弥远执政后又恢复其王爵和谥号。秦桧在南宋朝廷内属于主和派，奉行割地、称臣、纳贡的议和政策。第二次拜相期间，他极力贬斥抗金将士，阻止恢复同时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奸臣之一。
赵普和秦桧二人，按照大家的印象，多半会褒赵普而骂秦桧，在王夫之看来，二人是有宋一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作为一家之言，大家不如姑妄听听，区区还是觉得有几分道理的，正所谓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在王夫之看来，都怀有很大的野心而想取宋王朝而代之，这与唐代徐世勣即李勣一样。徐世勣杀王后立武氏武则天，是想让武氏乱唐而由自己来夺蹊田之牛。假使徐世勣不死，他就可以操纵武氏，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司马德宗一样，这样就可使“唐移于徐氏矣”。而王夫之认为，“赵普亦犹是也”。赵普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匮”的约书里规定“立长君、防僭夺”，在赵廷美、德昭死后，太宗一旦不保而赵普还活着的话，他就能“藐尔之孤”，把赵氏年幼继承人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没有想到太祖死后，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而继位，经营开封许多年的太宗下手动作实在太快，使赵普的奸慝不能得逞，于是他就只能姑授太宗以俟太宗之后的年幼继承人由自己来操纵，这与他当初的节操相去甚远，不得不说是莫大的讽刺。经过这样分析，王夫之下结论说：赵普的用心与徐世勣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
秦桧除了以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岳云父子，还有更大的野心。王夫之说：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忮而求报复，他又遍置党羽在朝廷的各个要津，让宋王朝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但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宫车晏驾，秦桧还不死的话，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对秦桧来说就是“易于掇芥”了。王夫之说，秦桧的这一野心，“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工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谢事闲居，使刘锜、二吴敛手听命，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也等于被废黜了。此时的秦桧，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周回四顾，知天下无人能如己何，高宗对他也是惴惴然而无法驾驭，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而在秦桧刚刚回到宋朝时，还“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但发展到后来，“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说明王夫之是根据秦桧的所有行动从而得出这一判断的。王夫之又说秦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认为其野心逐渐形成，既是必然的，又是不会收心而中止的。
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的兴亡史，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认为其根本原因也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在王夫之看来，赵普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王夫之说，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皆瞧不起赵普而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军事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