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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去干对不起家人的傻事。”
“我们医院有个医生，还是个博士后，他原来性格开朗，朋友很多，离婚后，老婆把心爱的孩子也带走了，他从此以后变得沉默寡言，成了宅男，上班时间除了看病就很少与别人交流，一到双休日，床和沙发共同伺候他，一个值白班，一个值夜班。后来他的朋友越来越少，周围的同事也都说他是神经出了毛病，对他敬而远之，这让他很痛苦。”
“他的朋友和同事应该理解他、帮助他，不应该疏远他，更不应该歧视他。”晓刚感慨地说，“当然，我所说的理解，在多数时候只能是同病相怜的人的一种品德，没有经历过感情挫折的人，体会不到感情受过挫折的人的心情。比如你们医院的那个医生，别人对他更多的只能算是同情，只会施舍给他几句安慰的话。像他这样的人日子很难熬，常言道，欢娱嫌夜短，苦闷怨天长，老天爷总是有些做得不对的地方，他不管别人心情好不好，同意不同意，每天都要把二十四个小时塞给你，让你想办法消磨掉，要不我怎么会对他有意见呢！”
晓刚停顿了一下，又说，“有件事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文秀昨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是我们离婚后她第一次给我打电话。她在电话中给我讲了很多，主要是说她二次离婚后很痛苦，也后悔当初不该对我不忠，我听她话里的意思，不是想用心血、而是想用唾液粘合我们以前摔碎的镜子。”
“她还好意思给你打电话！”晓媛气愤地说，“我让你换手机号码你不换，以后不要再理她。”
“我也是耐着性子在听她讲话，对她的暗示断然拒绝。她之所以敢于找我，是以为自己现在是拥有了几十万元身价的小富婆，有了与我进行交易的资本，而这恰恰是我所唾弃的。她现在如果是穷困潦倒、一文不名，我对她的态度也许会好一些，安慰她几句话，因为多数人对弱者都是有同情心的。”
“你如果对她已经死了心，就不要再关心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以及对别人的不同态度有什么样的感受。”
晓媛依然忿忿不平地说。
晓刚岔开话题，对晓媛说“你别总是为我的事瞎操心了，说说你自己的事吧。我们大院里的子女在你们医院上班的不少，其中包括我上小学、中学时的同学，我向他们打听过，那个姓龚的助理员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属于外向性格，爱说爱逗。我还听说他对军队的财务管理工作有许多新的见解，发表过不少论文，工作成绩也不错，是技术标兵，立过两次三等功。我是过来人，根据经验分析，他可能已经知道你这个人个性强，说话直，有时候故意气气你，把你的脾气激发到最大限度，然后再看看自己的承受能力。”
晓媛由于心情不太好，不想过多谈自己的事，便对晓刚说“哥哥，我的事你也不要瞎操心了，有些问题我会尽量处理好。你听我的，过几天到我们医院去，我领你去看看医生。你不要不相信我的话，很多人开始不愿意为小病走着去医院治疗，最后因为大病被别人抬进进医院进行抢救，这种事我见得多了。”
晓刚听了妹妹的话，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任春华最近这几年每年都要到这个位于郊区的监狱来一趟。
科研所管理处的财务助理员温长岭原来是任春华很欣赏的一个年轻干部，小伙子从军事经济学院财务队毕业后直接分配到所里做财务工作，时间不长就成了财务室的业务骨干。从外表看，温长岭显得很精干，削瘦的脸庞上一双大眼睛黑白分明，可惜的是，这双大眼睛关键时刻看待人和事物却黑白不分明，他把所里的几十万元资金私自借给自己的一个老乡炒股票，后来借款无法收回，使集体财产受到重大损失，触犯了法律。
温长岭犯了罪以后悔恨莫及，认罪态度很好，他考虑最多的不是自己的前途，而是科研所的声誉，这一点让任春华很受感动。任春华虽然因为这件事负有领导责任而挨了批评，但他决心尽自己的可能给失足的年轻人一些帮助，也以此弥补自己对部属疏于管理的过错。
温长岭每次见了任春华的面都会哭一阵子，任春华看着痛哭流涕的老部下，心里有些许的安慰，对于一个人头脑中的污垢，用泪水比用肥皂洗得更干净。
任春华每次来监狱看到那些身陷囹圄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心里都会感到酸楚和震撼。这些原来在社会上自由生活的人，在失去自由之后，会深刻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行吗？重新获得自由以后能够痛改前非吗？那些年轻罪犯的家长对有这样的孩子作何感想？每当这个时候，任春华也都会想起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什么是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最起码的条件是医院没病人，监狱没犯人。每当这个时候，他也会想到自己的儿子晓刚，只要他能正派做人，正常生活，当父母的就应当满足了，不一定非要他出人头地，干出什么大事业来。
与温长岭同在一个监狱服刑的犯人当中，有一个是任春华当年一起从基层调到北京的战友唐利宁，任春华原来与他的关系不是很好，主要是由于两个人观念不同，志向有异。
唐利宁调为副团职以后，由于不安于部队的清贫生活和想摆脱严格的纪律约束，加上在一次下部队检查工作时行为不检点而受到警告处分，他提出了转业。
脱去军装，唐利宁婉拒了地方政府让他当副处级调研员的安排，到一个业务相对独立的单位当了副职，为享受副处待遇的正科级领导。任春华当然知道他的心计，对于一个信奉有奶便是娘、有钱就是爹的人，他更看重的是金钱而不是职级。
转业一年之后，唐利宁与从农村随军的妻子离了婚，在城区买了一套二手房，从朋友那里借了一辆二手车，又找了一个“二手”女人做老婆。按说他是个非常二的人，可他偏偏在单位里想当“一”，在正职脚下使绊子。
唐利宁单位的正职领导是个作风比较正派的干部，他看不惯唐利宁的一些做法，曾经对别人说过，单位里雇用的农民工比较多，唐利宁口口声声讲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可是对眼前打工的农民，不仅没有喊过一声“爹”，反而不择手段地压榨他们，被民工们称为“榨油机”。
唐利宁觉得正职对副职要求太严，放权太少，是自己获取经济利益的障碍和仕途上的绊脚石，与其你绊我还不如我绊你，用匿名信栽赃是他对正职使用的报复手段。
有油水的地方都是最滑的，唐利宁跌倒了，受贿罪和诬陷罪两罪并罚，如今他是头颅依旧在，官帽早无踪，成了温长岭的狱友。
任春华对有些事总是想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不懂道理的人很少，懂道理但不愿意按道理去做的人很多，干部的责任之一，就是带领群众按道理去做，如果干部不按道理去做，那他就是带头不讲道理，这样的干部多了，这个世界就要乱套。过去有些干部对上级的三令五申置若罔闻，现在有些干部对上级的要求规定设法变通，还有些人比猴子都刁滑，你杀鸡给他看，他不但不害怕，反而在一旁幸灾乐祸。当然，总想火中取栗的人，终有引火烧身的那一天。
由于是曾经的战友，任春华第一次来看望温长岭的时候，也顺便看望了唐利宁。在此之前，任春华听说唐利宁被审查时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并无悔意，直到办案人员审讯他的时候，他还依然像是法庭上的律师，振振有词，理由十足，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唐利宁见了任春华的面，只有惊讶，并不感到难为情。他的态度也让任春华惊讶，反而感到有些难为情。任春华心里在想，现在有些人违法乱纪不脸红，祸国殃民不脸红，已经成为阶下囚了仍然不脸红，将来容量脸红的人，恐怕只有关公庙里的云长先生了。
任春华有时候还在想，监狱服刑人员蓝底白道的衣裳可以称作是“斑马服”，有人说，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区别之一，就是经常走红地毯，而群众则是经常走斑马线。如果干部心里有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经常与他们一样走走斑马线，到监狱里穿斑马服的概率就会小很多。
在监狱与唐利宁见了一面之后，任春华就没有再去看他。监狱应该成为犯罪人员包括**干部的清洗机，唐利宁身上的脏东西还很多，他应当在这个净化心灵的滚筒里再转上几年，好好洗刷身上的污物。有人说，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本书，唐利宁这本书是好比是非法出版物，内容低俗，错误百出。
任春华以前几次来监狱都是坐自己的专车来的，现在专车没有了，这一次只能坐公共汽车来。
公共汽车在距离监狱不远的小镇上停下来，因为东西太多了不便于拿，任春华这次来只带了些食品和香烟，当然还有安慰和鼓励的话。他想再买些水果，看到路边有几个水果摊，便朝最大的一个摊位走去。
摊主是个三十多岁的胖女人，她的脸蛋红得让摊位上的苹果黯然失色，上下两片油嘟嘟的嘴唇如同刚炒好的回锅肉，身上的衣服少到了道德允许的最大尺度，两只颤巍巍的硕**房，似乎要不甘寂寞地从薄薄的汗衫里挣脱出来，先与顾客打个招呼。
任春华刚想转身离开，女摊主喊住了他“老爷子是来看儿子的吧，号子里的伙食不太好，买点水果给孩子补一补，我这里的品种最全。”
任春华不情愿的开始挑选水果，女摊主又忙着去招呼其他的顾客。对她来讲，不管你是领导或是百姓，不管你是清官或是污吏，都是自己赚钱的对象，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人民币都有同样的价值，都应当热情接待。
称了水果付了钱，任春华提着沉甸甸的袋子向监狱走去。
还没有见到温长岭，管教干部就告诉任春华，温长岭已经获得了第二次减刑。
异花果（九）（）
晓刚这几天的情绪降低到了冰点，脸上总是凝结着化不开的愁容，饭量小了，说话少了，整个人也似乎是一下子变得老了许多。水印广告测试 水印广告测试
他最近一段时间是祸不单行。
首先是晓媛带他到医院让一个认识的医生简单地看过之后，医生没有明白说他有什么病，只是说他的体质比较差，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检查。事后，这个医生单独对晓媛讲，晓刚颈部有几个肿块，但不一定是恶性的，他更多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问题，最好是住院，到时候让肿瘤科和神经科都查一查。
其次是文秀前两天从七层楼上跳了下去她当然不是嫌走楼梯费事，而是因为刚结交的男友与她在宾馆的房间里检查了几个晚上的席梦思床垫质量，把她几十万元的存款席卷一空之后，就玩起了失踪，她一时想不开，就走了轻生这条路。
看到晓刚听到这个消息后失魂落魄的样子，晓媛劝他“文秀早就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对她的死没有任何责任。”
晓刚痛苦地说“你不能那样讲，她上次给我打电话时，如果我的态度稍好一些，她也许不会睹气仓促地投入到另一个男人的怀抱，我对她的死可以不负任何法律责任，也不用承担任何义务。但是，我们毕竟是在一起生活过的夫妻，我后来恨她，是因为她对我不忠，但有时候恨是爱的一种延续，你越是想把一个人在心里忘掉，这个人在你心里的烙印越深。对于文秀的死，良心上的责备比其他的责任和义务更让我觉得难受。”
晓媛对哥哥既同情又可怜，没有再多说什么，她只是希望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能够逐步淡化这件事。
这一天下午下了班，晓媛到晓刚的房间，悄悄地对他说“我今天上午以你的名义给文秀家里寄了五千块钱，文秀的爸爸和弟弟都来北京处理她的后事了，她们家原来的电话号码还没有变，她妈妈告诉了我她们家银行存折的账号。”
晓刚感激地点点头说“亏你还有这份心，不过，五千块钱似乎是少了一些。”
“我也觉得寄的钱不多，我今天凑了些钱，是准备给你交住院的费用。”
晓刚听了晓媛的话，并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而是平静地说“到底还是要住院呀，我得的是什么病？”
“现在还不好说，等住院以后才能确诊，也可能只是囊肿或者结节。你一会就给单位的领导打电话请个假，明天我们先去住院处看一看，因为现在要住院的人比较多，可能要过上几天才能排上号。”
晓媛心里想着与晓刚说话时表现得轻松一些，但面孔并不配合，表情显得有些忧伤。
“我的病你不要过于操心，即使是恶性肿瘤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