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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部队大院-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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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自己要退休了,别说来家里看看,连个安慰的电话都没有。

    你甭说,范书才还真是遇到个讲义气的朋友,个以前从他手里拿到项目批件的公司老板,今天来电话请他出去吃饭,接到这个电话,感动得他差点在这个过去在自己面前像孙子样的家伙喊声爷爷。

    公司老板这次请吃饭的时候,范书才放开了,喝了不少的酒。

    公司老板让范书才退休后“继续关照,当当顾问”,他满口答应。会儿工夫,范书才就喝醉了,他被两个人搀扶着从三层餐厅下楼的时候,拍着电梯四周的铁壁说“这是什……什么房间,这么小,里边连个床铺都……都没有。”公司老板在旁心里说,你小子要是再贪点,在监狱里住的班房还不定有这间“房子”大呢!

    到了饭店的楼下,范书才不肯上汽车,指着马路上的斑马线对公司老板说“兄弟,你看,楼梯在……在那边,走,咱们上去,再接着喝……喝……”

    范书才的专车还没有收回,专车司机把范书才送回家里,看到范书才被酒精染红的瘦脸和秦长玲气得白的面孔形成鲜明对照,他让范书才坐在沙上,给他冲了杯茶水,就赶快离开了。

    秦长玲本来想等到范书才回来之后,商量商量到医院去看小琳的事,看到他喝成了这个德性,真是气上加气。司机刚走,她就“哇”的声哭了起来,而且边哭边说,哭得淋漓尽致,说得感天动地,声音抑扬顿挫,表情丰富多彩。肚子里的怨气以前都是从“后门”排出来,今天终于找到了从“前门”排出来的机会。

    范书才朦胧的双眼看到满面泪水的秦长玲,觉得她就像支正在溶化的奶油冰棍。他费劲地听到秦长玲边哭边说小琳住院如何如何,酒才慢慢地醒了几分。

老兵回家(十一)() 
这是所位于市区和郊区交界处的综合性医院,医院的环境很好,花园绿地,亭阁朱栏。院子里的人也不是很多,三三两两,怡然信步。完全不像有些位于闹市区的医院,人员如织,声音嘈杂,置身其,身体没病的人,心里也先有了几分难受。

    郑良玉每次到医院里来,都有种复杂的感情。

    他这几年到医院的机会比较多,自己的身体虽然没有大的毛病,有些同龄的身体不是太好的战友和朋友却成了医院的常客。他们之,有的要经常检修充电,顽强地与命运和死神抗争;有的要进行人生总结,无奈的走上只去不回的单行线。

    在医院里,最能直接体会到人间的喜怒哀乐、世态炎凉。郑良玉曾经亲眼看到个小伙子在病故的母亲面前,会清泪长流、泣不成声,会呼天嚎地,悲痛欲绝。后来有人对他讲,那个小伙子在母亲病重期间总是找出种种借口,拒绝到医院待奉老人,更不想与兄妹们分担医疗费用。后来的表现不过是他在亲友面前做出种姿态,企图用掬眼泪掩盖半生的不忠不孝。还有个部队的干部病重,他的个战友十几天直守候在他的床前,端水喂饭,侍奉晨昏,这个干部去世后,他的战友没有说句话,没有掉滴泪,回到家里不吃不喝躺了整天。

    医院里有真情流露,也有虚伪做作;有无病呻吟,也有强颜欢笑。有的领导小病大养,无病也躺,有的只是到医院住几天、查个体,探视者就争先恐后,络绎不绝,好像晚去会就永远也见不到敬爱的上级领导了。有的普通群众生命垂危,却床前冷落,无人过问,似乎是谁在这个时候露个面,就要由他来负担他们全部的治疗费用。医院就是社会的缩影,医院就是生活的舞台,在这里,有演员,也有观众。

    小琳住在病房大楼二层的内科病室。她虽然病了场,依然风姿隐约,丽颜怡人。冷艳的面孔让人看就知道是个倔犟好强的女孩子。

    郑良玉在她身上看到了范书才年轻时的影子。

    小琳初次见到郑良玉夫妇,开始时含笑衔羞,还有些拘束。徐苹拉着她的手,和她起坐在病床上,柔声细语地询问她的病情。慈母样的关心使她心头阵温热,疲惫的心灵也得到了些许的安慰。接到徐苹送给她的礼物,她虽然没有打开包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却已止不住流下感动的泪水。

    “做母亲的心都是样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快乐。”徐苹轻轻拭去小琳眼角的泪水,劝慰她说,“你要与妈妈多沟通,相信有些事情她会理解,躲避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琳已经从电话里听到常浩给她介绍的些情况,她伤感地说“徐阿姨,您不知道,我妈妈不像您,我爸爸也不像郑伯伯。以前的路我身不由已,以后的路我要自己选择走下去。”

    郑良玉和常浩静静地坐在边听她们两个人讲话。

    这时,走廊里传来杂乱的脚步声。

    会儿,病房的大门被推开,郑良玉先看到个陌生的肥胖女人,满月样的脸上闪着油腻的光芒。她身后闪现出的张男人的脸,让郑良玉的心里猛地阵收缩。那张脸的轮廓是熟悉的,但纹络是生疏的,郑良玉在心里下子就喊出了“范书才”这个名字。

    两拨人照面,似乎是每个人的双脚都被镙丝钉固定在了地板上,表情也都冻结在了面孔上,连屋子里的空气好像都被凝固住了,可以用刀子切成块。

    “你是老范?”郑良玉明知故问,打破了僵局。

    “你是……郑指导员!”

    范书才说不清是惊是喜。郑良玉只是看到,在他复杂表情脸上的条条皱纹里,书写着对无情岁月的诉状和对亲历过的往事的愧疚。

    两个人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见面,范书才多了几分尴尬,郑良玉少了几分遗憾。

    “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郑良玉说。

    “应该是相逢笑泯恩仇。”范书才说。

    常浩从相邻病房里借来了几把椅子,范书才招呼其他人坐下来,不用多做介绍,屋子里的每个人很快就清楚了相互的关系。

    徐苹知趣地坐在椅子上,让秦长玲坐在病床上。秦长玲的屁股还没有完全落座,钢丝床就弯曲成了张弓,小琳马上把脸扭向了另边。

    秦长玲看到女儿让自己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涂着脂粉的脸气成了泡在福尔马林的人体标本,山丘样的胸脯大幅度地起伏着。

    “我已经退休了,”郑良玉对范书才说。“听说你也退了!”

    范书才难为情地点点头。

    “三十多年的时间晃就过去了,我们就像是执行了次任务或者是出了次公差。现在应该是进行讲评的时候了,不过进行这次讲评的,不是领导,而是群众。”

    范书才听了郑良玉的话,红着脸说“你肯定比我的评语要好。”

    郑良玉看着范书才说“我们的过去只有任人评说了,但愿我们的后人之间不要再有那么多的是非恩怨。”

    范书才觉得郑良玉那张胖多皱的脸依旧那么威严,犀利的目光像是剜心割肺的手术刀。

    他听了郑良玉的话,又看了看常浩和小琳,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

    几个人聊了会天,郑良玉觉得应该给范书才家人更多些交谈的时间,便起身告辞。

    郑良玉与徐苹、常浩起离开病房之后,走到走廊间的楼梯口时,他扭头看看,见到在内科病室的大门口,还依然站立着高低粗细不同的三个人影,在向着这边挥手。

    (本篇完)

秦大川的新兵生活(一)() 
秦大川是我的老长,我们笑称他为“土生土长的北京老兵”,是因为他参军到了北京之后,从普通战士直干到副军职领导干部。 秦大川现在已经退休,以下记录的是他给我们讲述的他在北京当新兵时的故事。

    ***

    我很荣幸,96年参军来到令很多人向往的都北京。与我起入伍的那批农村兵,大部分是小学化,有小部分是盲,还有小部分是初毕业生,像我这样的高毕业生凤毛麟角,在新兵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新兵三个月训练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驻在北京郊区的某部机关警卫通信连排二班当战士。

    排二班班长崔永来是个已经服役两年多的老兵,他让我和从同个公社起入伍的老乡杨箩筐结成“对红”,开展帮活动,可能考虑我是有知识的“老三届”,能说会讲,大批判稿也写得不错,可以帮助箩筐学习化;而杨箩筐是个只知道学校大门朝那边开,但是从来没有进去念过书,大字不识个的盲,他的力气大,投掷手榴弹出手就是四十多米,能够在军事训练和干体力活的时候帮助我。

    杨箩筐从小在田地里干惯了农活,力气的确是很大。晚上紧急集合,连着跑两千米,大气都不喘口,我跑到后半程,只手悄悄地拉着他的背包带还跟不上队伍。到机关农场参加劳动,每人四垅麦子,我腰酸腿疼的刚割到地间,杨箩筐已经割到地那头返回来接应我了。

    杨箩筐看见书本就懵,听说学习就头疼,为了教他学化,我是伤透了脑筋。

    人们经常形容盲的句话是“目不识丁”,为了形象教学,我从墙角里捡了半截铁钉子,让杨箩筐先学习认识“丁”字。还捡了大小两个石头蛋子,让他学习认“大”字和“小”字。

    箩筐握惯了锄把子的手捏着笔杆子显得特别费劲,学写字的时候手里的铅笔在纸上戳个洞。

    “学写字不是捅马蜂窝,劲要用得轻些。”我对他说。

    不过,箩筐的学习态度非常认真。午饭后和晚饭后,我们都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伙般在宿舍外边嬉戏打闹,只有箩筐在屋子里爬在床板上撅着屁股练习写字。

    过了两天,我用铅笔在白纸上写了个“大”字,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说不出,我就拿出大石头蛋子启他。箩筐想了想说,这念“大石头”。我说,这不念大石头,是念“大”!我又在纸上写了个“丁”字,把半截铁钉子也放在旁边,问箩筐,这念什么?箩筐看了看说,这念“小铁棍”,噢,不对了,这个字应该念“小”。

    我哭笑不得。

    按照要求,部队征兵的时候不能接收没有化的青年入伍,但杨箩筐的叔伯哥哥是他们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他不但让杨箩筐报名当了兵,还在化程度栏里给他填了个“小学毕业”。当时,农村青年为了能当上兵,虚报学历的现象并不少见,与我分在同个班的新兵梁继亭,只上了两年半小学,学历那栏里却填了个“初毕业”。梁继亭的语水平很低,汉语拼音点不会,问他“声母”是什么?他说生母就是亲娘;问他“韵母”是什么?他说孕母就是肚子里怀了孩子快当妈妈的女人。他的算术水平更是低得让人可笑,问他二分之加二分之等于多少?他说等于四分之二。他加法减法虽然懂得不多,但是乘法除法却略知二,会说“管他三七二十”、“咱俩二添作五”。

    部队的征兵人员知道农村有定化程度的青年不是太多,注重的是他们的身体条件,对化程度不敢有太高的要求,对虚报化程度的现象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至有时候两只眼睛都闭上。我们县有四五十万人口,但是只有所高和四所初,在校学生不足两千个。而且,由于“大革化命”,停课搞运动,绝大多数老师受到批斗,无法教学,学生们在学校并没有上过几天正经课,要说学的化知识,那是屁松屁松!

    我还有项义务,就是帮助杨箩筐写家信、读家信。

    给箩筐家里写信的时候,我把他想说的意思在废纸上起个草,先念给他听,修改后再抄到信纸上。箩筐认真地把我写好信纸折迭起来,装进信封,粘贴好,小心翼翼地拿着,到连部交给通讯员盖免费三角章走。

    箩筐每次收到家里的来信,都像小孩子过年收到压岁钱样高兴。他把信封递给我,我拆封、念信的时候,他用贪婪的眼光盯着我的每个动作,支愣着耳朵,半张着嘴,生怕漏掉我念出来的每个字。直到我念完了此致、敬礼和寄信人、年月日之后,他还总是止不住地再问句完了?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箩筐家里的来信大部分是他的父母寄来的,他们每次都是请生产队的老会计写信,语言半半白,字体龙飞凤舞,我有时候连猜带估的只能明白个大概意思。

    有天,箩筐递给我的信封上,字体忸怩,十分生疏,我撕开封口,现署名是“秋花”——箩筐上过两年小学的对象,便展开信纸,不假思索地开始念“箩筐你好,我生了!”

    箩筐怀疑自己听错了,好寄地插话问我“什么熟了生了?”

    是呀,生什么了?我心里也嘀咕。

    “孩子包(抱)到你家来了!”

    我念完这句话,直埋怨箩筐“你咋没到季节就播种了呢!“斗私批修”的时候可是没有听你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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