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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政策的后果便是大陆议会军费不足，被迫拖欠前线将士一年军饷，大肆发行纸钞致使通货膨胀严重，使支持革命独立之民众苦不堪言！此即个人主义、绝对自由主义于革命战争期间所带来之弊端也。然万幸英美间还有大西洋为阻，且彼时科技尚不发达，跨洋作战及补给困难，再兼有法兰西、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强国为盟友于亚非欧牵制英军，法兰西更派遣数万远征军至北美协同作战，美国才能全力以赴力克强敌。由此，待美国革命独立成功后，东西两大洋、南北无强敌，方可安心发展，方有如今之伟大盛世。如此方式，无法复制、无法再现，仅适用于那一阶段之那一美国也。’
‘法兰西又如何？彼之对手为腐朽之**波旁王朝，不得民心、无战斗力，国民起义大革命马到功成。然其革命成功之后便遭到反法联盟之干涉，奥国、英国、普国、俄国皆为欧陆霸主；面对四面强敌环绕、大革命严重内耗的情况，只有动员一切所能动员之力量、团结一切所能团结之民众，为国家，为民族求生存。如此则要求国家团结一致，不得有丝毫浪费，将一切人力物资发挥极致……此非强有力之人物不能做到，必有中央集权之政府，上下一心之团体，方能统筹国家，一致对外。因此以国家主义为宗旨，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国家民族之利益置于个人利益至上者，拿破仑第一便因此应运而生，带领法国以一国之力击破欧洲大小列强，制霸欧陆，造就不朽之辉煌。’
‘……落墨至此，敢问读者自认为中国之革命，像法兰西耶？像美利坚耶？以笔者看，中国如今上有腐朽野蛮之满清，外有列强觊觎，四面楚歌，与法兰西何其像也！中国之革命当以法兰西大革命为榜样，相比分权之华盛顿，更需集权之拿破仑！’
‘……我堂堂中央之国时至今日已到山穷水尽之时！亡国灭种绝非臆想！！每一份力量都必须利用起来方可革命成功，万万耗不起个人主义之损耗，若以分权之美利坚法适用之，一惧民众无所从之、二惧国家之有限力量就此分散不得集中！如今北有沙俄欲图鲸吞东北、东有日本觊觎福建、南有英法德诸列强瓜分；我中国之环境不仅类法兰西，而且更为严峻百倍！法兰西彼时有千万爱国之国民、有伟大绝伦之思想家、有扎实牢固之经济实业为基础，我中国又如何？四万万尚未觉醒之民众、愚昧落后之士大夫、国家经济受制于人、实业铁路如一纸空白！！如此恶劣情形下，试问诸君我中国耗得起吗？耗不起！容不得半点浪费！！！唯有团结全国，实行国家主义，将国家民族置于个人之上，举国之力发愤图强，学习拿破仑之开明**内修政治、外振国威，学习日本富国强兵，方能使中国重立世界列强之林！’
此时还处于革命主义的萌芽期，大家此刻所关注的，还只是民族主义、排满复汉，高深点的拿来些卢梭、孟德斯鸠等先哲的思想，以证明革命的正统性。真正颇有思想见地的，还仅仅局限在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唯一一家报纸而已。
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时间褒贬参半；反对者认为这是为**主义招魂，完全不符合当今世界民主之潮流，拿破仑也是最后身败名裂之人不值得效仿。赞同者则认为此人观点言之有理，茅塞顿开。无论观点如何，此文都被拿来与去年在新民丛报上刊登的‘军国民篇’、新民论等极有立意的文章做比较，都是有独立思想，不拘泥于抄袭西学的文章。
不少人倒是好奇这国家主义又是什么东西。
无论如何，至少也让人注意到愤怒青年这个人，关注江苏刊物的也不再仅是江苏籍贯的革命者了。
东京锦辉馆里，刘继业正在埋头挥舞着钢笔，一只手忽然搭在他的肩膀上，回头一看却见同志蒋方震拿着最新一期【江苏】，笑道：“文鹿这可是把我给卖了，浙江友人哈哈……想不到你真把我俩的讨论刊登出来！”
放下笔，看向眼前这个成城学校的同学、青年会里的同志、志气相投的好友，刘继业笑道：“还不是受百里兄启发。”
“文鹿年纪轻轻，就有如此见地实属难得，就连任公也夸赞不已，言及若你有时间也可往新民丛报投稿……若有空，也可为我所撰的斯巴达一文品鉴品鉴呵呵……”
刘继业面露惊讶之色：“任公，乃是梁公启超？”
“正是。”
二十世纪初的梁启超经过与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所写文章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文章一反骈体、八股之弊，反而使用白话文因此传诵一时，是当世中国最具声望的政论家、思想家。维新失败，庚子国难后，梁启超思想日趋激进，曾参与谋划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更因鼓吹革命而与保皇派的老师康有为产生分歧，说出“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之名言。
直至后来听从康有为建议，于1903年初游历美洲，最终得出民主共和不适用于中国的结论，认为暴力革命只能造就暴君，因此重新开始支持君主立宪。后期与民报等革命派笔战，成为立宪派的精神领袖。
不过由于刘继业的穿越造成历史已改变，使得梁启超美国之行推迟了半年，此刻仍然待在横滨的家中努力编撰新民丛报，其思想也依然激进热血。
刘继业并不清楚历史已经产生了偏差；穿越前就知道有这么一号人，在穿越后的日子里，梁启超的大名便如雷贯耳。对于立宪派而言，他是维新志士，与老师康有为并称康梁同为领袖。对于革命派来说，梁启超的文章又起到了启蒙的作用，无数人通过读阅他的新民论才了解到民族主义，进而成为革命者。
此时的梁启超绝对是广大年轻读书人崇拜的对象。
“百里居然认识任公？”刘继业没有想到这个长相儒雅的同学，平易近人却不多话，文辞优雅，极有文学天赋，对时事颇有见地，于军事方面更展现出无比才华的天才般理想青年，竟然是梁启超的学生。
蒋方震谦虚地笑了笑：“在下不才有幸遇见先生，奉其左右，偶尔也为新民丛报写些稿子。”
“如果百里君方便的话，希望能为我引荐之。”刘继业满怀希望地说道。
“哈哈，等下我便要去横滨拜会先生，本想邀请文鹿同去。文鹿既有此意甚好，待我收拾后便搭乘电车吧。”
半个小时后，两人坐上了前往横滨的有轨电车。
在双层电车里晃来晃去，一边闲聊，刘继业有些好奇的问道：“百里兄，能说说你与任公是如何认识的吗？”
蒋方震哈哈一笑道：“你被我介绍给任公，我也是由他人介绍的，便是任公门下弟子、你我二人的同学，蔡锷、蔡松坡是也！松坡本是湖南人，13岁便中秀才的天才也！早在时务学堂时便拜在唐才常、谭嗣同、任公门下，师徒相交莫逆。我与松坡同庚同学，彼此都看得顺眼，便被他推荐给了任公。”
居然是蔡锷。
与蔡锷同学两个月下来，也算是熟悉了他的为人。稳重、成熟、不像其他同龄人般喜欢出风头，几乎令人怀疑是否真的是年轻人。平常话也不多，极少发言，但考试成绩永远名列前三，偶尔也会说出令人深思之语；更曾经写过‘军国民篇’这一在留日学生中广为传阅的大好文章，提出中国需要国魂。不过虽为天才，在学校内他没什么朋友，倒是确实与蒋方震来往密切，一下课蒋方震就喜欢跑到他的房间里吃饭。除此之外，似乎也与中国留学生会的理事长，留学生中极具威望的杨度交好。
原来如此。
蒋方震自是不清楚刘继业脑中转过何种想法，他笑道：“今日是礼拜六，估计松坡也在任公处；他颇为认同文鹿所言之国家主义，与其所倡导之军国民主义有异曲同工之效。”顿了顿，继续微笑道：“不过，松坡似乎还不知文鹿你就是愤怒青年，呵呵呵。”
如果说加入青年会是刘继业抵达日本后做的第一件大事，那么被蒋方震认可，并被推荐给当代大师梁启超和天才蔡锷，那就绝对让刘继业颇为期待了。
他很期待接下的会面。
第22章 民族国家（）
电车到站，两人沿着街道而走，一路随意闲聊着。
步行了大约十分钟，两人便来到了一件和式小屋前，门牌上写着‘吉田氏’的字样。
“到了，就是这里。”
蒋方震也不敲门打招呼，毫不客气地拉开木门入内，那里已经摆了两双鞋子了；在玄关脱去木屐，拉着刘继业光脚走了进去。
房屋并不大，略有破旧的迹象，典型的和风建筑，屋内的一切摆设和家具都是日式的。
应该是因为听到脚步声，旁边纸门传来拉动声，一个身材瘦弱、皮肤黝黑，文质彬彬的青年走了出来，看到是蒋方震后露出了微笑：“百里，怎么这时才来？”然后便看到了他身后的刘继业，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咦？你怎么把刘桑带来了？”
蒋方震笑着道：“哈哈，松坡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还记得三天前你读到一篇文章，大呼‘好看！’、‘好看！’吗？就是文鹿所写。我与任公说了此事，任公也对彼颇有兴趣，就让我带来见见了。”
“原来如此。”蔡锷点了点头，看向刘继业的目光友好之余，也多了些什么。
“话说回来，任公在哪里？”蒋方震左观右望看不见梁启超的人，不禁有些奇怪地问蔡锷。
蔡锷哈哈一笑道：“噢……忘了和你说了，先生二个小时前便匆匆出去了，据说东京的友人带来了更生先生的消息。”
更生，就是梁启超的师傅康有为的名号了；对于蔡锷和蒋方震而言应该算祖师爷一级别的。
听到梁启超不在，蒋方震与刘继业都有些失望，也不知道他究竟多久才能回来，便随蔡锷到客厅坐下，喝上热滚滚的茶叶，刘继业注意到桌上摊开来一本旧式日本书。在征得蔡锷同意后，拿起来一看封面：‘武教全书’四字，再一看原来是江户年代的书籍，有些年岁了。
蔡锷见刘继业不认识此书，便出言解释道：“本书作者是江户学者，武学大师山鹿素行吸取了中华儒家经典，而著作的阐述武士道精神的书籍，可称作日本人道德权威。”
“松坡兄潜心研究日人武士道精神，莫不是想从中找到中国国魂？”
蔡锷笑了笑：“文鹿应该是读过拙作军国民篇，以及百里的军国民教育吧？”
“没错；日人河边五郎将你二人之书，合编为军事篇一书，在下有幸拜读过，颇为认同松坡所言：‘国魂者，国家建立之大纲，国民自尊自立之种子。’，此次正好借机会问问松坡，不知君脑质中国魂为何也？
蔡锷叹了口气，轻轻拍了拍桌上的书籍道：“我之国魂，国人所不知也，既然不是国人所信仰之魂，便不能称作是国魂，只可称为我修身之道。但我希望我之国魂，终有一日能成为中国之国魂；它便是自由、独立、勇敢、牺牲、尚武。唉……日本人有大和魂，我堂堂中国四千年文明，吾族吾种竟找不出一种独无仅有之精神，实在可叹。”
蔡锷在这里感叹，却听见刘继业呵呵一笑出声道：“既然中国无国魂，那就没罢！这反而是好事！试想若中国之国魂为‘懦弱、胆小、自私’，改起来岂不甚难？无国魂，则如白纸一般，正好可以供我等爱国青年尽情撒墨！正因为国人无信仰，我等便可以爱国主义、民主民族主义、尚武主义灌输之，使中国树立一新式，适合于世界之林竞争之国魂出来。”
“如此言论倒是第一次听说，似乎也有些道理。”蔡锷面含微笑道。
“没错，所以我等之首要目的，就是找出最适合国人所信仰的新国魂出来，以替代传统、不符合新世纪大势的儒家思想了。然后，就照百里兄的方法，用新式教育来务必使得人人都信奉国魂。”
蔡锷看着刘继业，颇为赞赏道：“文鹿总结的不错……可谓兼我与百里之所言，再加上自己的一番思想，让我想到了重庆蔚丹。”
蔚丹，似乎就是陈独秀的同学四川邹容，同文书院的学生。
“明天我与百里还有蔚丹约好了，在他借宿那里喝酒、烤腊肠。文鹿若是有兴趣，也可一往。”蔡锷发出了邀请，蒋方震也在一旁频频点头，刘继业想了想，算好赵毓声这几天都在东京，遂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