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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交代；更能在皇上面前又立下一大功！
说到这国债一事，还需要从江南叛乱说起。
江南素为国朝财赋重地，南直隶、浙江两省每年赋税能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两省叛乱之后，今年的秋赋和明年的夏赋肯定没有指望了，虽然靠着抄没薛林义、陈以勤等逆党家产勉强可支撑一段时日，但朝廷如今既要兴师讨伐叛军，所需粮饷难以计数；同时又急需大量钱粮用于赈济并遣返难民回乡、恢复生产，这无疑是给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家财政更增添了极大的困难。
真金白银之事可来不得半点含糊，诸多朝臣议了多日，也拿不出一个妥善的法子来，最后还是朱厚熜突发奇想，要以国家名义发行总计五百万两的国家债券，从民间募集资金渡过眼前难关。国债年息一分，按年给付利息，五年之后偿还本金，因承诺以国库赋税收入为担保，又名曰“国库券”。
虽说国家举债并非什么光彩之事，但前朝也不乏先例，为了应急救难，也只好如此了。谁知发行之事进展很不顺利，被大明宝钞折腾了一百多年的老百姓压根就不相信国家信誉，根本无人主动购买。满怀希望的朱厚熜傻眼了，无奈之下，只好动员皇室宗亲勋贵大臣带头认购，虽然没有好意思作出必须购买的硬性规定，却说了不少类似“簪缨之家世受皇恩，就当与国同体为君分忧”之类隐含威胁之意的话。在京皇室宗亲和公侯勋贵倒都爽快地掏出了一万两万的银子来购买国债，朝中文武官员却仍是很不积极，概因依照朝廷律法，一品大员年俸也不过一百七十多两银子，俸禄如此之低，若是一次便拿出成千上万两银子购买那什么“国库券”，岂不给人留下“贪财纳贿”的把柄，成为政敌攻讦的借口！因此，那些大员们要么有心无力，要么即便家中有余财也不敢露富，最多的如严嵩者也只认购了五百两银子。
有皇亲国戚及当朝衮衮诸公带头，民间百姓总算是放心了，开始购买。但甫经战乱，京城富户又大多逃往外省以避兵祸，民间筹集的成效也很有限，半月以来只发售出了不到两百万，离五百万的总额还差一大半。
面对这样的难局，朱厚熜和内阁都是束手无策，正在头疼之时，突然冒出来这么个晋商贺兰石，托门子找到严嵩，送上价值不菲的厚礼，主动表示愿为国家分忧，由昌隆号各大股东出资购买一百万国债，并由他出面包销余下的两百万。为了表示诚意，昌隆号还愿意“乐输”朝廷二十万两银子。这等好事，怎能不让他喜出望外！
开怀大笑了好一阵子，朱厚熜才问道：“朕也知道，商贾之流向来无利不起早。他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来。”
严嵩忙欠身说：“皇上睿智。贺兰石奏请朝廷恩准，与蒙古诸部互市之外，另开民市，由昌隆号为牙商，统管往来货殖。昌隆号除按货物所值缴纳一成关税之外，每年另上缴三成利润给朝廷。”
朱厚熜从以前的史料、朝臣的奏疏中得知，明朝与蒙古诸部之间的贸易分为通贡和互市两种形式，通贡由明朝核定贡道、贡期、贡使人数及贡品数，各部酋首依约派遣贡使携带贡品敬献朝廷，朝廷以较高的价格将贡品折算为布帛绸缎、粮米粟豆及医药等物，并回赐银两。互市是在边境指定的地点由蒙古人与明朝进行的贸易。一般每年开设一、二次，由明朝专门委任官吏负责组织、监督、管理，由官府核定出马的价格，然后由明朝官方用银、钞，或用内地手工业品折价来收购马匹。鞑靼此次围困京师，求贡书上提出的五条议和条件之五“开互市”中也提出了于各边堡遴选多处开立民市的要求，由于严嵩说服俺答先撤军再谈封贡之事，还未曾涉及到这一具体问题，他也就没有召集朝臣进行商议。因此，听严嵩说了贺兰石提出由自己专营民市的要求之后，他立即问道：“往年我大明与蒙古诸部可曾开过民市？货殖几何？”
严嵩说：“回皇上，我朝与蒙古诸部互市起于高祖文皇帝永乐年间，因蒙人多以马匹交易，故名马市。永乐三年，我朝在开原、广宁开设马市，专门与兀良哈三卫贸易，各部通过三卫。永乐六年，我朝又在甘州、凉州、兰州、宁夏等处开设马市，随来随市，未有定期，瓦刺及赤斤、罕东、沙州、哈密等蒙古卫所皆于此货殖。正统三年，我朝俯允瓦刺所请，开设大同马市，专与其贸易，后因其寇犯国门，大同马市关闭。其后宪宗成化年间、孝宗弘治年间及武宗正德年间，在各处边地开过短期马市。但都是官市，至于民市，倒是未曾有过，故此货殖几何，臣也不得而知。”
皇上尽管还没有表态可与不可，但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严嵩觉得有了一些底气，便又进一步说，从明朝与蒙古诸部多年贸易交往来看，无论朝贡，还是官营马市，都无法满足蒙人各部民众日用之需，汉蒙两族边民就在封锁的边境上私相贸易。即便在是在双方对峙，战争不断的时候，这种零散而又充满危险、且不容于官府的黑市交易也未曾断绝。交易范围也远远超过官市，蒙人可以用马，也可用牛、羊、骡、驴、皮张、毡毯、盐、木材等物换取明朝的布、绢、丝、缎、农具、铁锅、纸张、医药、粮食等物，交易额虽无定数，但想必一定也超过了一年一次或两次的官市。
朱厚熜想了想，说：“依朕看来，朝贡贸易以及官营马市并非等价交换。我大明与蒙元各部贸易通商向来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以示羁糜之意，但蒙古各部酋首却不能体念天朝上国怀柔优抚之恩，竟认为是收取贡赋，贪欲无壑，稍有不满便寻衅滋事，降而复叛，使各边地田不得耕，民不得息，九边诸军疲于奔命。你方才提到英宗正统年间故事，朕记得英宗先帝实录所载，每年都有大批蒙古各部人等涌入内地，以马匹入贡。朝廷均给以优礼赐宴，提供食宿粮秣并大量赏赐。按惯例，瓦刺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但其贪图爵赏，逐年增加，朝廷多次下敕令予以限制也未有结果。此外，各部来使不但往来多行杀掠扰民，串通一气邀索内地珍重难得之物，更刺探我朝军情，长此以往，朝廷已有不堪重负之感。正统十四年春，瓦刺贡使多达两千人，却还是贪心不足，竟冒称有三千人。英宗先帝震怒，着礼部核查贡使人数，据实给赏，并削其马价，瓦刺便以此滋事，大举兴师入寇，终酿成‘土木之变’之祸！看来，朝廷糜费巨万财物准其朝贡并开立马市，也未必就能收得羁縻抚远之功。”
“皇上圣明！”严嵩说：“依臣之愚见，朝贡及官市非独不能收取羁縻抚远之功，于国朝财政也是一大弊端。臣查过前朝旧档，依正德五年之例，得胜堡、新平堡、张家口、水泉营四处马市贸易，朝廷核定马价为上等马每匹十二两，中等马每匹十两，下等马每匹八两，共易马七千八百七十四匹，另有若干牛羊、毛皮等物，所值不过二十万两；给付蒙古诸部马价及赏赐上等丝绸二万匹、中等丝绸二万匹，下等棉帛五万匹，粮米粟豆十万石，另有银三万两、其他物品数不胜数，共计合银近五十万两，远愈我朝所得。另据当年边地军镇奏报，斯时蒙古恰逢天旱，粮食奇缺，边民一石杂粮即可自蒙人手中换得良马一匹或健牛一头并羊两口，如此算来，我朝损失更是难以计数。”
朱厚熜原本也知道，明朝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无论朝贡贸易还是官营互市，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地少取多予，薄来厚往，不但无法从对外贸易中赚取利润，反而要赔上大量的银子。因此，乍一听晋商贺兰石奏请开民市，由他专营，国家不用承担任何贸易风险，却可以收取10％的关税和30％的利润，又何乐而不为呢？但听严嵩大致为他算了这笔账之后，他又舍不得了
第五章特许专营（二）（）
翻来覆去想了又想，朱厚熜终于下定了决心，江南叛乱要兴师征剿，各地数百万的难民要安置返乡，朝廷拿不出那么多的银子，不得已发行国库券，却又卖不出去。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筹措资金渡过财政危局，不能在这个时候眼红别人赚钱。此外，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正赚再多的银子，也是落到了中国人的口袋里，无论是拿来买房子置地，还是讨上十七、八个小老婆，总是在客观上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更不用说边境贸易可以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
想到这里，他心里稍微好受了一点，便咬着牙说：“商贾逐利，天性使然。若无暴利，他不会挖空心思求到你严阁老门下，还奉送这份厚礼！”
严嵩闻言浑身一震，赶紧离座下跪请罪，朱厚熜摆摆手说：“朕又没说要治你受贿之罪，你何必如此紧张！以朝贡及官市示朝廷羁縻之意，以民市促进汉蒙两族交往及贸易往来，只要把住铁器等战略物资的关口，不使其外流资敌，其他的民生之物互通有无，倒是对双方大有裨益。不过，无论吃了多大的亏，朝廷也该心中有数才是，你可令户部匡算出个大致数额来。”
严嵩说：“臣这就下内阁急递于各边镇、府衙，命其核查历年外流物资所值，上报户部匡算。”
朱厚熜点点头：“这样就周全妥当了。说起来今次朝廷能解决财政难局，还多亏了你严阁老。朕就做个顺水人情，将那贺兰石送你的那只古董仍赏给你，那一万两银子也由你拿回去，就当是他给你的佣金好了。”
严嵩象是受了侮辱一般，亢声说：“臣万死不敢奉诏，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朱厚熜不解地问道：“这是为何？”
“臣乃圣人门徒，又是大明职官，岂能受贩夫走卒钱物馈赠！何况佣金之说只用于牙商中介，非是圣主可以加于人臣之语，还请皇上收回！”
朱厚熜心里一哂：装什么装！你严嵩若是不爱钱，怎么会成为有明一代最大的贪官！但表面上却装出一副虚心受教、闻过即改的样子，说：“严爱卿此说倒都在理，是朕欣喜之余说错了话。不过你此次居功甚伟，朕还是把那件古董赏赐给你，那一万两银子就俯允你之所请，充为国用，但用以购买国库券，每年的收息朕也贴补给你。这是朕赏赐给你的，勿需辞谢。”
停顿了一下，朱厚熜又说：“你严阁老有经天纬地之才，不是陈以勤那样的迂腐书生，当此国难，你又身为社稷辅弼重臣，虑事行事更要只讲苟利家邦即可，且不能囿于流品俗念而因人费言。那帮书呆子话虽说的好听，真要让他们为国家出力，却是休想。朕只多收了他们一点银子几斗米，他们便连圣人教诲也不记得了，君君臣臣的纲常伦理也不要了，伙同那些逆臣贼子作反了！”
严嵩忙叩头下去，说：“臣谨记皇上圣训，虑事行事只论是否苟利家邦，不论其他！”
朱厚熜笑道：“好！朝廷发售国库券筹措军需之事刻不容缓，明日朝会之上，就由你以内阁名义上奏此事。”
严嵩心里苦笑一声：皇上又是要让他来承担天下骂名了，赶紧说：“臣还有一事要奏请皇上恩准。”
“有事但讲无妨。”
“谢皇上。”严嵩说：“依臣之愚见，因民市之说在我朝尚无先例，恐招人物议，臣奏请朝廷赏赐贺兰石六品冠带，委以监督管理民市之责，如此便能将民市名正言顺地归于朝廷管辖。”
古往今来，士农工商，自有分野，尤其是明朝，因明太祖朱元璋本是农民出身，十分讨厌商人，因此于开国以来，便定下了“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模仿西汉初年的做法，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细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布。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细纱”，还曾以国家政权的强制权力，采用严刑峻法以打击工商业活动，于洪武二十二年下令“做买卖的发边远充军”；二十四年更进一步严令“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这样不顾经济发展和民生之需的政策自然难以持久执行，但商人社会地位之低、商业活动所受诸多限制，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触碰到了“祖制”这条红线，今日在府上，贺兰石曾含混晦涩地提出过这个要求，严嵩没敢答应他。不过此刻见皇上又将他置于士林清议的风口浪尖之上，他便将此事也提了出来。
对于严嵩的这个提议，朱厚熜又一次踌躇了。给贺兰石一个官员的身份，倒是可以掩人耳目，至少能在表面上将前所未有的民市纳入官市管理，以避免朝野上下那些保守顽固的官员士子的攻讦。但是，当日商议财政问题，有人曾提出可效法前朝旧例，准许士子纳贡捐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