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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称其‘得之天授’，莫非你竟怀疑此说？”
“怎敢怀疑啊？非但深信不疑，先是兵工总署军器局，继而京里各大衙门上至部院长官，下到司员胥吏，哪个不说当今万岁爷是神仙下凡？”
夏言一撇嘴：“若说偶然天人感应，有诸多神物得授于天也就罢了，怎会冒出个‘神仙下凡’之说？再者，小官胥吏这么说，你这个内阁辅弼之臣也这么说？农夫工匠这么说，你这个受教于孔圣先贤，又是正德十二年状元郎的饱学之士也这么说？”
李春芳说：“非此说不足以解释诸多疑惑啊！”
夏言冷笑道：“神仙？神仙也有仙籍仙班，当今皇上于嘉靖二十一年前崇道灭佛，称什么‘万寿帝君’、‘飞元真君’，天天在大内炼丹斋醮，搞得乌烟瘴气；‘宫变’之后幡然悔悟，却连道也一并灭了，提出什么‘宗教信仰自由’之说，自家却对诸天仙佛一概不礼，寺院道观一概不敬，香火灯油钱还要按例抽税，若说是神仙，该属哪门子的神仙？即便孔圣儒家，他也取消官绅免税之优抚国策，释、道、儒三家，他到底信的哪一家？”
李春芳想想觉得夏言说的有道理，就笑着为自己打圆场说：“那便是所谓‘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大罗天仙了。其实对于‘神仙下凡’之说，我也是不大信的，不过依我之见，经历宫变，兴许天佑我大明，皇上开了天眼，能洞察万物，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也说不定”
夏言平生只信儒家，对于仙佛之说深恶痛绝，否则当年也就不会有拒戴皇上亲手所制、赐于内阁辅臣的香叶冠一事，因此，听李春芳这么说之后，他立即反驳道：“你这话更是荒诞不经！什么‘开天眼’，什么‘洞察万物，上知三千年，下知五百年’？鞑靼入寇、京师谋逆、江南叛乱，哪件事是先预料到了的？若能预料先机，有所部署，朝廷也不至于被搞得手忙脚乱，几有亡国之虞！”
“呵呵，你公谨兄这话说的也非是人臣之礼啊！”李春芳说：“推行新政以来，我大明开国前所未有之祸事固然是接踵而至，可事过境迁再重新审视，纵有那些祸事，哪一件令皇上乱了分寸？哪一件又真能乱了我大明江山？说句非人臣敢言之言”
他盯着夏言，一字一顿地说：“乾坤自在皇上掌控之中，这些事或许出之天意，非人力所能挽回，却被皇上运用自如啊！”
六月暑天里，夏言竟打了个寒战：“你的意思是——”
“朋友之间，畅所欲言，若有不当之处，你就当我没说。”
“说吧，未必你还担心老朽会上疏参你妄言谤君之罪不成？”
李春芳说：“推行新政，本是为了缓解朝廷财政危局，求我大明国富兵强，你我能认识到此节，顶着天下骂名一力辅佐皇上。可朝中如你我者，能有几人？说句丧气话，寥寥无几！宗亲勋贵闹到大内，跪哭请愿；部院大僚虽不明言，却多有腹诽，若非你强力压制，他们来个阳奉阴违，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只怕就要付之东流了；更有陈以勤，还有贵门生赵鼎那等迂腐书生囿于祖制更不明事理，将王道霸道对立而论，以书生意气妄议国政，人言汹汹，天下侧目，朝野上下闹得不可开交，几成无法收拾之势，比之当日礼仪之争，有过之而无不及！适时鞑靼入寇，强敌压境，当此兵凶国危之际，什么书生意气的废话也不必提了，全国一心奋力抗战吧！朝局顿时安稳，皇上便渡过了一次难关。薛陈二贼谋逆，大概也是陈以勤那个书呆子得了失心疯出的主意，圣驾本不在宫里，却要闯宫夺门，滑天下之大稽，圣驾入城，逆贼顷刻而亡，对新政素怀不满的宗亲勋贵、言官词臣也被一网打尽，于日后新政行于天下大有裨益，皇上便又渡过了一次难关。再说江南叛乱”
“不必说了！”夏言厉声打断了他的话：“为人臣者，岂能如此妄加揣测圣意、诽谤君父？圣德巍巍，皇上纵然要推行新政，也断不会置我大明江山社稷于不顾，行此玩凶弄险之事！”
李春芳笑道：“哈哈，我说什么了吗？我什么也没有说啊！玩凶弄险是你公谨兄的说法，在我看来，皇上可谓审时度势，运用妙乎一心。譬若今日所议的改革军制之事，时机便把握的恰到好处。圣主明君睿智如斯，乃是我大明社稷之幸，万民之福啊！”
夏言想想，觉得李春芳说的也并非毫无道理，便叹了口气，说：“时机把握的确乎恰到好处，可惜处置之法却有诸多可容商榷之处啊！”
“这便更是皇上睿智之处了！”李春芳说：“分明圣意已决，整军思路也详尽确实，却只说是个大略，责成内阁、兵部会同五军都督府商议，拿出个周全的方略来；还逐一纵论我大明一十三省的卫所军现状，决议分步实施，矛盾阻力便小了许多。即便如此也还不够，大约不放心严分宜那个老贼和我这个分管军务的内阁阁员治国理政之才，便让我来找你问计，晓得你断然不会坐视不管，任凭严分宜那个老贼和我这个庸才乱了大明军队，危及江山社稷”
夏言摇头叹道：“子曰：‘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你子实兄是一甲进士及第、名满天下的状元郎，老朽只是个二甲进士出身，若说庸才，也只是老朽可以论之，你如此之说莫非在取笑我吗？”
李春芳笑道：“若无大小之分，缘何你公谨兄闻听此事便斥我误国误军？”
夏言哑然失笑：“好你个李子实，转了这偌大一圈，竟是对老朽第一句话心怀不忿？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累也不累？莫非要让老朽给你赔罪，才肯原谅老朽失言之过？”说着，就要站起来作势要向李春芳拱手作揖。
“岂敢岂敢！”李春芳慌忙拉住他的衣袖：“你公谨兄向来心直口快，出言无忌，若受不得你区区一句话的诘问，我又怎能与你相交几十年？皇上示下圣意，本就该内阁辅弼之臣弥补缺失，拟定方略然后再大行于天下，让我找你公谨兄这个离职首揆问计只是其一；还有其二，整军之事，严分宜那个老贼和徐阶一个也没能脱得了干系，断不能从中作梗甚或借机生事。没有他们这些朝中大员撑腰，那些军汉纵然对整军不满，又能闹出多大的事来？”
“还不承认自家误国误军？整军之事关乎社稷安危，定要周密谋划，妥善行事，且不能出任何纰漏，怎能如此掉以轻心？”夏言叹道：“老朽呈上那道请开海禁疏之后，便已决议不再妄议国政，可你既已在皇上面前力主此事，老朽也只好勉为其难，食言而肥了。”
李春芳笑道：“哈哈，我是奉皇上‘问问夏阁老对整军之事有何意见’的口谕来的，公出公入的事情，可不承你这个私情。不过，你公谨兄若要上疏还请快些，我奉旨与兵部、五军都督府拟订方略，若皇上准了你的奏议，我岂不又要重新谋划？”
“食君之禄，便要忠君之事。该是你的差事，却还抱怨什么？兹事体大，皇上且没有催我尽快明白回奏，你子实兄却催起我来了，岂不强人所难太过甚矣！”
“你公谨兄之捷才，张熜张孚敬当年可是领教过的，今日弹章今日回驳，绝不过夜，满朝文武谁不佩服？再者说来，旁人不知道，我李春芳却知道，这些年你尽管没有同意我的整军之议，却一直在考虑此事，想必也有所得，圣恩浩荡，你就不必自谦逊谢了。我还等着你‘一封朝奏九重天，暮回内阁掌权枢’呢！”
夏言一凛：“且不敢这么说！我不做如斯之想，你最好也莫要做如斯之想。睿智天纵如皇上者，是断不会让我再出山了，以资顾问便是让我老有所用，还能再为我大明略尽人臣之本分，这才是真正的浩荡圣恩啊！”
第四十六章从谏如流（）
东暖阁里，朱厚熜拍着面前的一封奏疏，生气地说：“这个夏阁老，最会扫朕的兴了！”
奏疏是夏言连夜草拟，今日一早便送抵通政使司的。对于前内阁首辅的具名本章，通政使司和司礼监都不敢怠慢，早朝之后就恭送御前。朱厚熜也即刻便打开来看。这份奏疏并不长，他已经看了近一个时辰，翻来覆去看了不下十余遍，越看眉头皱得越紧，最后又冒出了这么一句话，令垂手侍立一旁的张居正也不寒而栗。
夏言所奏自然是昨日朱厚熜命李春芳去征询的整军之事。核心内容有两条：第一是关于建州女真之事。夏言认为，建州虽小，却负有牵制兀良哈、土蛮等部，协助蓟州、辽东两大军镇守御东北边境，拱卫京畿重地之任，只保留一卫，兵力未免太过薄弱，且撤裁卫所有违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对其恩抚羁縻之既定国策，建议朝廷不必专行决断，三卫是否撤裁、军队是否整编应听凭三卫自愿，若不愿撤裁整编就全部保留，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注）下辖之所有女真卫所也应按此办理。不过，建州一地设立三卫确无必要，至多保留两卫驻守原地，重新划分辖区，剩余一卫调防，却不必调到京师，可以调至西北，将朝廷先前收复的河套地区划归该卫管辖，准其游牧渔猎，开荒拓殖，朝廷提供一切迁徙、安置的费用，并敞开与其互市。但此事宜缓不宜速，至快也要等到王师平定江南之乱，班师回朝凯旋献俘之后，方可议定此事
建州女真之事朱厚熜一直没有考虑妥当，至于撤裁卫所、整编军队是否会激起女真各部的反抗，他也不知道，只能到时候密嘱蓟州、辽东两大军镇严加警戒，防备边乱。相比他原来的想法，夏言的建议倒是缓和得多，而且更得“二桃杀三士”之妙。卫所撤不撤、军队整编不整编都无关紧要，只要把他们分置两地，不让他们拧成一股绳，以免酿成日后辽事糜烂，最终导致明亡清兴的大祸就行了。调防到西北的女真部势必会在牧猎过程中，与占据河套的鞑靼发生冲突，削弱双方实力，朝廷更可坐收渔翁之利。至于为何要等平叛军班师回朝之后再议此事，自然是考虑到三卫若敢抗命不遵，朝廷可尽起大胜而归、士气正旺的平叛军剿而灭之，一劳永逸地解除皇上一直“夙夜忧叹”之心腹大患，保大明江山社稷千秋兴盛、万世永固。
这些话在奏疏之中当然不便明言，但君臣用意一致，朱厚熜自然看得明明白白，也觉得确是老成谋国之言。但是，对于夏言的另一条建议——军制可改，官职名称不宜变更，尤其是什么“军衔”，与现行之武将品秩重复，可不必再设等等，朱厚熜却实在是觉得大为扫兴，以至于当着垂手侍立一旁的张居正的面，发出了那样的抱怨。
由于有鉴于唐朝手握重兵的藩镇节度使的跋扈，也担心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历史重演，自宋朝以降，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均推行了重文轻武的思想，明朝更实行了严格的“以文统武”，二、三品的总兵要受文官总督巡抚或五、六品的监军御史节制，甚至有功名的举人秀才也能直闯军营，对统率成千上万人马的总兵参将指手画脚，武将地位之低，世所罕见。
此外，军官素质之差，也是世所罕见。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军制，明军军官的选拔任用机制还要更糟糕。与军户制度一样，明朝军官的任命多数采取世袭制度，任命的程序也相当的复杂，一般来说，低级军官无须降级，而中高级将领的子孙要降几级继承，这样子承父业的近亲繁殖如何能保证军队始终保持着一个相对素质较高的军官集团？此外，明朝尽管开办了武学并推行武试，却不是任何有志于成为军官的人只要考试合格便能取得武举或武进士，以此作为投身军旅的进身之阶；大概也只是为了给戚继光、俞大猷这样本身就继承了军职却有心进取的年轻军官解决文凭问题，为他们日后晋升增添一块筹码。可以说，明朝的这种军事体制培养选拔出来的高级将领，几乎很少有人具备运筹帷幄的谋略，有明一代，除了若干开国元勋和戚继光、俞大猷、邓子龙等抗倭名将之外，被后世之人所熟知的军事家也只有袁崇焕一个人，而他却是两榜进士出身的文官，因此才得以升任戚继光当年可望而不可及的蓟辽总督之职。
这样的制度和风气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便是明军战斗力的极其低劣，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在去年的那场北京保卫战中更是暴露无遗。朱厚熜忍无可忍，这才决意要借着平叛之际改革军制，参照后世的建军思想，建立一支强大的正规军。而建立军衔制，既是各国军队走向正规化、职业化的必由之路，更是改变明朝“以文统武”的陈旧制度，实行文武分治的一大基础。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