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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扬明-第5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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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拱说道:“回皇上,赵宋之时,确有允许百姓上书君父或伏阙陈述冤情于御前之制,百姓家俗称其为‘告御状’。史载,北宋仁宗皇帝嘉祐年间,曾有开封一老妇因自家喂养的一只鸡被人偷走而告到御前,仁宗皇帝固然以之为殊为可笑之事,却仍御批着令开封府尹为其加倍赔偿。宋室南渡之后,仍奉行此制而不违。是故宋元话本中多有‘告御状’之情事。”

    朱厚熜感慨地说:“百姓丢失了一只鸡,天子尚且能亲自过问,这是何等的仁君爱民之心!见微知著,宋仁宗确实当得起庙号之中的一个‘仁’字!”

    接着,他又意犹未尽地说道:“赵宋皇室虽多孱弱庸碌之君,朝臣也多是颟顸迂阔之辈,在安邦定国的战略方针上犯了许多错误,比如说割让幽燕十八州给辽国,使中原失去天然的防御屏障,宋朝步兵不得不在广袤平原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野战。又比如说,宋室南渡之后,君臣上下都仰仗长江天堑,偏安于江南一隅,碌碌无为,不思进取,直至被蒙元亡国灭种。但是,正因他们始终都怀有一颗爱民之心,士人百姓感念宋室数百年恩惠,即便到了蒙古铁骑席卷江南,几乎全部国土沦丧敌手,宋室行朝漂泊海上之际,仍有数十万百姓抛弃家产,矢志追随行朝,身死国难亦无怨无悔。换作是我大明朝到了那么一天,真不知道甘愿守节殉国者能有几人啊”

    朱厚熜只顾着自己说的痛快,却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感慨等若是质疑朝臣士人的忠君爱国的节操。高拱、张居正两位臣子对此都不以为然,甚或觉得皇上今日一再说到大明覆亡如何如何,是为大大的不吉。不过,皇上有上天示警,有此忧思也在情理之中。即便是高拱也不敢明着反驳,便婉转地说道:“请皇上恕微臣放肆敢言,若论仁君爱民,非独赵宋有之,我太祖高皇帝比之宋室列帝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大明定鼎之初,洪武元年,太祖高皇帝便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接受百姓击鼓申冤。为防有人暗中阻拦,还派都察院御史每日轮班值守,凡民间有冤情而地方官府不接状或不能秉公而断者,百姓便可以击鼓,由当日值守御史即时带着上奏御前。”

    “呵呵,朕就知道你高肃卿会这么说。”朱厚熜笑道:“既然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告御状是太祖高皇帝定下来的祖制,想必也没有人敢贸然废止。那么,朕就不明白了,今日朕向那位浙东行商李老爸提出此议,他为何却畏之如虎?”

    高拱解释说:“自设置登闻鼓之后,刁民诬讼之事屡有发生,地方官员难以行政治民,对此多有怨言。弘治年间,孝宗先帝便采纳有司官员奏议,对所告不实者,族诛其家;所告属实,涉案官员依律治罪,诉告之民以‘违制犯上’律杖四十、流三千里。”

    朱厚熜叹道:“原来如此!无端捏造、诬陷父母官,有抄家灭族之祸固然是不法刁民咎由自取;即便是真有冤情,告倒了虐民害民的贪官污吏,却还要吃四十大板,流放三千里之外。难怪那些受了官吏欺凌压迫的良民百姓宁可忍气吞声,也不敢来敲登闻鼓告御状!既然如此,那面有名无实的登闻鼓不妨撤去,省得官员看到它心慌,百姓看到它心烦!”

    听到皇上虽然仍是面带微笑,话语之中却有压抑不住的尖刻讥讽,高拱这才明白皇上的言下之意,不禁为之语塞。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设置登闻鼓,允许百姓击鼓鸣冤,用意在于借助民众力量来监督官员、惩治腐败。不用说,这一制度让那些贪官污吏为之胆寒,也让那些即便自己不贪,却自诩为“抚牧一方,为民父母”的官员觉得有损官威。诚如朱厚熜所言,由于这些制度是他们固然不敢非议朱元璋钦定的“祖制”,却能找出种种理由,想出种种办法加以限制,严防百姓越级上告,高拱所说的孝宗弘治年间的律令便是由此而生

第三十五章以民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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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才皇上提及浙东会馆之事,有高拱从旁插话相助,将自己从尴尬境地之中解脱出来,张居正心里十分感激,见此刻皇上语含讥讽之意而高拱无言以对,便投桃报李,说道:“回皇上,地方官员治政抚民,征税派役,势必多有劳扰治下百姓之处。而百姓之中良善者自然奉行国法,并无怨言,却也有不少刁顽贪鄙之人心怀忿恨,时常寻隙滋事,以图抵赖赋税,逃脱徭役。微臣尝闻昔年周如斗巡按苏松,信豪绅之妄言,博流俗之请誉,将应征钱粮概请停免。苏松士民百姓悦之,称其为‘周公’,为其建造生祠,并上万民书奏请朝廷将其留任。朝廷亦因其政声卓著,数年之后,便超擢为苏松巡抚。及为巡抚,钱粮征发之重任在肩,不复能行其宽贷之政,将此前停免赋税徭役,复行征派。于是士民怨之恨之,毁其生祠,刊布谤书,往昔极言称颂其宽仁爱民者,转而攻讦其苛政虐民。其实并非周中丞品行改易、政风大变,概因抚、按职有所司,不得不为之。然刁民之欲壑难填,自然由喜转怨,甚或视若仇雠。”

    高拱也回过神来,接口说道:“微臣也曾听闻海瑞任昆山知县之时,升衙断案,全凭意气用事,民间官司到他的手上,不问是非曲直青红皂白,总是有钱人败诉吃亏。催交赋税也是一样,穷门小户交不起一律免除,其欠额却都分摊到豪绅富户和商贾铺户头上。昆山缙绅之家怨声载道,纷纷举家迁徙他乡,商号铺户也纷纷关门歇业。苏州头等膏腴之地的昆山,在他的手上只一年时间,竟然百业凋敝,生气难苏,比之其他州县,经济萧条自不待言,朝廷能收到的赋税也少了许多。偏生治下贫苦百姓、寒门士子对他视若父母、敬若天人。皇上调他回京应试制科,跪哭挽留者不下千人之多,相携远送者络绎于道,还赠以万民伞。其后太岳接任,秉公执法,明断是非,各项赋税徭役该征的征,该奏请豁免的奏请豁免,大力督促农桑、扶持工商,不到两年时间,昆山百业复苏,生机勃勃;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可他离任之时却没有海瑞那般风光。有人攻讦他与周如斗一样,都是慷国家之慨,博爱民之声;甚或攻讦他为百姓争得一点蝇头小利,却置纲常大义、朝廷律法于不顾。依微臣之愚见,这样的风评固然有些过头,倒也并非全无道理。”

    若是换做别人,比如说严世蕃这么攻讦海瑞,朱厚熜根本理都不理,但高拱素有清廉之名,与海瑞又有袍泽之谊,还知道自己一直对海瑞十分器重,连他都这么说,足见官场中人固有成见之深。此外,高拱和张居正虽未曾明确表示出对自己关于登闻鼓看法的反对,举出的这两个例子却都还是站在维护官员利益的立场上,并且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口吻,将责任都推给了百姓。由此可见,即便是历史上有名的能臣贤相,又经过自己这么多年的言传身教,他们这些封建官僚还是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即便是在他原来的那个时空,那些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受党和人民教育多年的官员,有许多人嘴上说自己是“人民公仆”,却也跟封建官僚一样,时时处处摆出一副父母官的架势。别的不说,类似于登闻鼓制度的信访制度,究竟能落实到什么程度,大概只有天知道了,经常听说遇到重大节庆之时,各地都要派出政法委书记或公安局长常驻北京,专门负责将本地上访群众截留,还美其名曰“不给上级机关添麻烦”。看来,不愿意甚至不敢让民众监督,也并非是封建社会所独有的现象

    朱厚熜心中百转千回了许久,这才叹道:“你们说这些,无非是想告诉朕,你们这些做官之人也不容易,上有朕这个皇上要伺候,下有百姓要安抚,夹在两难之间,动辄得咎。朕身为百官万民之君父,不但要呵护我大明两京一十三省的百姓,还要呵护你们这些做官之人。这些话也并不是毫无道理,刁民诬告官员的事情也并不是决然不会发生。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对于那些穷门小户的平头百姓来说,你们这些做官之人便代表着朝廷,口中含着宪命,手中握有大权,对百姓可谓是生杀予夺。老百姓不是有句话,说什么‘破家知县’、‘灭门令尹’吗?不遇有民变暴乱,又有哪个百姓敢动你们这些做官之人的一根毫毛、一草一木?所以,在朕看来,相对于你们来说,百姓才真是可怜,算是不折不扣的弱势群体。朕身为君父,当然要多呵护他们一点。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一般,朕就是这个家中的家长,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和那些平头百姓都是朕的子女,虽说应该一视同仁,但老人对于那些生活艰难、衣食不济的子女,总是要多一点怜悯之心,偶尔接济他们一点,甚或从你们这些生活宽裕的子女那里要点东西暗中贴补给他们,也是人之常情嘛”

    高拱和张居正身为天子近臣,深知皇上最是宽仁爱民,方才那样旁敲侧击地劝谏君父,心中也在惴惴不安,却没有想到皇上非但没有呵斥他们全无爱民之心,反而能体谅他们的苦衷;不讲大道理,就如同拉家常一般耐心细致地说服他们,让他们不禁对自己方才的狭隘产生了一丝愧疚

    略微停顿了一下,朱厚熜又继续说道:“其实,在朕看来,太祖高皇帝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用意也不全是为了监督你们这些做官之人。朝廷设郡县、置百官,是为官府。百姓有冤自然要向官府申诉。可若是官府不能秉公而断,那么,百姓的冤情就无处申诉,郁结于心,便生怨气。民怨积压太多太久而无处宣泄,百姓就要闹事,就要造反,国家便会大乱蜂起。到了这步田地,离改朝换代也就不远了。历朝历代当国柄政之人有鉴于此,才准许百姓进京告御状,给百姓求得公平正义的最后机会。哪怕只是做做样子,也要让百姓怀有一丝微茫的希望。要知道,造反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中国的老百姓几千年来一直逆来顺受惯了,只要能勉强活得下去,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不会聚众闹事,揭竿而起。可若是官府横征暴敛、欺凌压榨,逼得百姓没了活路,他们便会想,反正老老实实做顺民也活不下去,还不如去做强盗,去造反,即便被官府抓住,也不过是个死而已。可是做强盗能大碗喝酒、大筷吃肉、大秤分银,总能过几天快活日子;而造反一旦成功,昔日的泥腿子就能高官得做、骏马得骑,位列公卿,封妻荫子;至不济也能占上几百亩上好田地,修上一院大宅子,再讨上三五房小老婆,过上象你们这些官老爷和那些地主老财一样的好日子。于是乎,他们便都豁出性命,铤而走险,用握锄头的手拿起武器,为自己和家人谋一线生机。他们不比你们这些做官之人或是那些缙绅豪强家大业大,造反对于他们来说,失去的东西并不多,得到的东西却多到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程度。你们都是读过史书之人,应该知道,从西周国人暴动,到秦末陈胜吴广起义,乃至历朝历代所发生的所有民变、暴动和农民起义,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是故才有‘官逼民反’的说法,所以,为政之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百姓逼到绝路上,把治下的顺民逼成盗贼、流寇”

    皇上的话直白如市井俚语一般,令高拱和张居正听得如痴如醉。其实,“仁者爱人”的道理,孔孟圣贤之书说了许多,却都没有皇上说的这么透彻,高拱忍不住叹道:“皇上说的是堂堂正论!一国之政事顺与不顺,检验民心即可知之。政事顺则民心顺,民心顺则天地之气顺,天地之顺则阴阳有序。设若上下阻隔、人心不顺,则阴阳不交,大乱蜂起”

    高拱正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却突然瞥见张居正不住地给他使眼色,他才蓦然醒悟过来:身为人臣,怎能如此随意地评论圣言?吓得赶紧闭住了嘴。

    朱厚熜却毫不在意,笑道:“朕不管这个顺那个顺,只要你们这些做官之人心里顺了,能明白朕的一片苦心就好。别的不说,设置登闻鼓,准许百姓击鼓鸣冤既然是太祖高皇帝钦定的祖制,不妨使之名副其实起来。为了保护你们这些官员不受治下刁民轻慢欺侮,诬告反坐的规定自然还是要的,真正告贪官昏官的人,就不必打板子流放了,还要表彰奖励。这件事就由你高肃卿草拟诏书,在南京四门张挂皇榜,公诸于众。不但御史要轮值,你们御前办公厅的各位秘书也要轮班值守,及时将重大冤情奏报给朕,确保百姓最后的诉冤渠道畅通无阻!”

第三十六章不偏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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