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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松江之时，高拱心里便隐约觉得，夏言身为主持江南政务的内阁资政，又受命全权统筹苏松赈灾诸事，对于贸然推行“以改兼赈，两难自解”方略一事难辞其咎。但是，夏言对他恩重如山，这种想法也只是在他心中一闪而过，反而在心中百计替恩师开脱。此刻夏言让他不必自责，自己却自责起来；而且，恩师的言下之意是说皇上认定自己和刘清渠“全无爱民之心”也是因苏松赈灾之事而起，令他十分惶恐，忙躬身长揖在地，说道：“学生后来把苏松江事情前前后后的都想明白了，师相之所以会赞同齐子方‘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方略，本意也是为了给朝廷节省赈灾的开销。南洋那边若是发生变故，所需军需粮饷只怕上百万也挡不住。此外，一旦开战，与西番诸国的贸易必定大受影响，朝廷今后数年的榷税关税就都收不了去年那么多了，恩师身为柄国大臣，不能不未雨绸缪。至于苏松以改兼赈为何搞不下去，概因那帮乡官士绅非但不能上体国忧、下舒民困，竟还想着趁天灾发昧心财，无关方略妥与不妥，更与师相并无半点干系！”
夏言怔了一怔，感慨地说：“这是为师从来未曾与人说起的担忧，你却能看到此节，也不枉皇上那般器重你”
随即，他又叹道：“不过，举世皆醉我独醒，也未必是你我之福。甚或有时候想得太多，反倒会误人误己。晋商一向依附分宜父子，为首的那个贺兰石又是宫里的人，为师从来不与他们来往，对他们的底细、能耐也就无从而知。是故这次为师算尽机关，却惟独没有算到贺兰石等人竟然真能把西域商路给打通了，丝绸的价格并未下跌，朝廷的榷税关税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为师先前的那些担忧就等若是杞人忧天，即便如今说了出去，也无人相信，甚或会以为为师在巧言饰非。再者，南洋那边会否生变，至今还未有确凿消息传来，为师亦不能以之为由替刘尔升辩白”
略微停顿了一下，夏言颇为难过地说：“刘尔升自正德九年中进士并馆选为庶吉士，点翰林，授编修，开春坊谕德，升国子监司业，迁升南京国子监祭酒，其后又点学政，掌南京翰林院事，出仕近四十年，一直任史职学官，道德学问堪称一代师表，办事稳重有余而魄力不足，绳墨有余而变通不足，于操约驭繁举能辩捷等诸般为政之能，就更是力有不逮了。为师当初举荐他出任应天巡抚，是因江南初定，士心不稳，需要有他这么一位饱学硕儒、海内人望来安抚江南士子，只要应天不乱，江南半壁江山就能坚如磐石。至于政务方面，有为师在一旁帮他盯着，或许也不会出什么岔子。却不曾想，为师大概也是老了，江南改稻为桑、苏松赈灾、西洋生变几件事情搅在一起，为师一则多虑，二则求功心切，未能考虑妥帖便匆忙定下施行齐子方‘以改兼赈，两难自解’方略的议案，最后还是让刘尔升获罪得咎。其实这个罪，刘尔升是替为师在担啊！”
高拱以为夏言担心皇上还会迁怒于自己，忙安慰恩师说：“不敢欺瞒师相，学生曾向皇上细细剖析过其中的缘由，皇上也认可了学生方才的说法，并未因之认定师相与刘中丞不能体念治下民生之苦；加之其后应天府仍给松江调去赈粮，皇上便将此事撂开了手。今次刘中丞获罪得咎，概因应天府执行朝廷诸项重商恤商之国策不力，至今仍公派铺户采办，并以牙行包卖之制凌虐行商，触怒了皇上。”
夏言微微一笑：“为师那么说，并不是认定苏松之事上达天听是你高肃卿之所为。你虽说是奉有上谕巡视江南政务的钦差，等若天子亲临。但是，无论赵崇君在松江开衙放告；还是那个杨金水在苏州准许织户参营江南织造局的作坊；抑或你高肃卿在扬州募集民股开办兴业银行，还允诺两淮盐商附籍扬州，这些事情都不是你能做得了主的。个中实情，即便你不说，为师大概也能猜到几分”
原来师相早已猜到皇上微服出巡，也知道苏松扬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圣意决断！高拱嗫嚅着说：“师相，学生不是有意要瞒着您老人家——”
“谈不上什么瞒不瞒的。”夏言醇醇地笑道：“我辈君子，自束发便受孔孟圣贤教诲，为尊者讳是应有之德。更何况你如今身在机枢密勿之地，固然荣耀无比，却也是危在俄顷之间，时时处处心要明，眼要亮，手要快，腿要勤，可这张嘴，却是一定要稳之又稳啊！”
恩师能这样体谅自己的苦衷，且能设身处地地替自己考虑，令高拱十分感动，忙应道：“恩师教诲，学生永生铭刻在心。”
第三十八章窥测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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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言嘴上虽然说的冠冕堂皇，可是，身为朝廷辅弼重臣，伴君如虎，谁又不想提前知悉圣意，想好应对策略，以便能在御前奏对时讨得君父的欢心？因此，夏言端起几案上的茶碗，一边用碗盖拨着杯中的浮叶，一边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道：“皇上可曾说过由谁接任刘尔升的应天巡抚一职？”
高拱说：“具体处分事宜，皇上说要等师相和严分宜商议酌定，是故还没有说到由谁来接任。学生以为，皇上的意思也并不一定非要将刘中丞革职，兴许罚俸数月也就能了事”
“罚俸？即便没有苏松赈灾不力的前事，刘尔升此次犯了皇上的这两大忌讳，又岂是罚俸所能了事的？你就不必安慰为师了。”夏言放下了手中的茶碗，摇头苦笑道：“皇上自嘉靖二十二年推行新政之初，提出要‘尊主权，一号令’，在南北两京各大衙门和全国各省府州县推行考成法，便是为了朝廷政令能大行于天下而不悖。应天府向铺户派买采办、保留牙行包买之制，都违背了朝廷的法令。若是轻轻饶放，朝廷的威仪何在？皇上的颜面何存？此其一；还有其二，这些年里，无论是筹措军需平定江南叛乱，还是朝廷缓解财政危局，多亏了各地货殖繁盛、商税激增；也多亏了诸多商贾贩夫与国同体、毁家纾难。皇上也因此对商贾之流颇为爱护，颁行了诸多抚商恤商的法令，此为两全其美、相得益彰之谋国良策。从两淮盐商那里募集数百万两白银开办兴业银行，恩准他们附籍扬州，便是此法的一大妙用。在这个当儿，皇上又怎能容忍虐商之事发生？是故为师料定，皇上断不能容他在应天府这么重要的地方继续做封疆大吏！”
其实，早在东暖阁里御前奏对之时，高拱便已从皇上的话语之中听出已然下定决心要撤换刘清渠，方才那么说确实只是安慰恩师夏言而已，此刻听见夏言一语道破个中玄机，并将皇上的心思猜得**不离十，就不好再说那些空泛的话，低声应道：“师相鞭辟入里，是学生糊涂了。”
夏言突然话锋一转，紧盯着高拱问道：“肃卿，应天乃我大明留都，又是皇上目下驻跸之所在，巡抚一职不可有一日空悬。刘尔升去职之后，皇上势必要为师和严分宜举荐接任之人。你可有意领受此职？”
既然出仕为官，谁能不想做一位开府建衙、起居八座的封疆大吏？更何况是一向自负有经国济世之能的高拱！此外，高拱虽说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科举出仕不过十年，可论品秩，他于嘉靖二十三年便被皇上特旨超擢为正四品巡城御史，迄今已有六年，即便升任正三品的一省巡抚，也能说得过去。
但是，应天府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定鼎之都，地位还在北京的顺天府之上，应天巡抚可称得上是天下督抚之首；加之应天为江南膏腴之地，每年的赋税收入能占到全国了三成以上，巡抚一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面对恩师这突如其来的提议，高拱的心中即便怦然大动，却仍是诚惶诚恐地说：“应天乃堂堂留都、首善之地，学生薄德寡能、资浅望轻，又怎能希冀荣膺巡抚之职？”
夏言笑道：“资浅望轻或许有之；要说薄德寡能，你高肃卿只怕是言不由衷！为师一向认定，在我大明年轻一辈的官员之中，能与你高肃卿较一日之短长者，屈指可数。皇上大概也是这么认为，否则便不会将你不次拔擢，置于御前办公厅那样要害的机枢密勿之地。你这么说，将为师置于何地？更将一直器重你的皇上置于何地？”
恩师的戏谑令高拱十分尴尬，只得赔笑道：“或许是恩师和皇上都错爱学生了”
接着，他又长叹道：“学生有肺腑之言一直未曾对旁人说起。今日师相既然说起，学生就斗胆陈辞：这些年里，学生辱蒙圣恩，不次拔擢至今日之位，已招致朝野士林颇多非议，攻讦学生得位不正，甚或累及皇上受到‘妄开幸进之门，擅用轻薄之士’的讥评。若非学生感念君父天恩浩荡，惟有殚精竭虑以报圣恩，不忍退避以博流俗清名，兴许早就拜疏求去，以靖浮言了”
原来，按照朝廷规制，官员铨选任用之权归于吏部，授官任职应由吏部文选司提出奏议，内阁拟票，皇上批朱，再由吏部发给官牒。
也就是说，即便是贵为天子、九五之尊的皇上，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封授官职。明宪宗成化年间，宪宗首开由皇上诏令封授官职的先例，其后更是动辄发中旨授官，由此得官者被称为“传奉官”。此举遭到了朝野内外的激烈反对；而且，终成化一朝，朝臣反对的声浪从来都没有平息过。宪宗一驾崩，两千多名传奉官就被尽数裁汰。成化以降，凡是又皇上发中旨授予的官员，无不因此受到言官御史的弹劾攻讦而难以安居其位，大多数人不是接到任命诏书便上疏辞谢，就是当不了多久便拜疏求去；若是赖着不走，便要被指斥为“贪栈恋位”，受到官场士林的鄙视。
至于内阁学士、六部九卿等朝廷辅弼重臣的遴选任用，不但要吏部提出奏议，还需要经过廷推公议，即由勋臣显贵、部院大臣及六科给事中等要害官员集体投票表决，以得票多寡排序，将得票多的几个人选上呈御览，由皇上从中选出中意之人。对于推举出来的候选人，皇上若无明确意向，便会采用抽签的方式，即将各人姓名放在金瓶之中，随便抓出一两个来。这么做貌似荒谬，却有两大好处：一来能彰显皇上公平无私，避免招致“任人唯亲”的攻讦；二来等若将选择权交给了老天，那些候选人无论如何见猎心喜、志在必得，都得各安天命，未被抽中之人，也只能怪自己上辈子修的善缘还不够，却怪不到皇上或是旁人。皇上青睐的人若不在廷推公议的名单之中，皇上也只能下旨责令重新推举，而不能径直指定人选。
不过，这种颇具民主特色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到了嘉靖一朝，再次被践踏无余。概因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便与朝臣闹起了“礼仪之争”，当是之时，大多数朝臣惟内阁首辅杨廷和的马首是瞻，根本不把年仅十几岁的皇帝放在眼里。几千京官之中，惟有新科进士张熜上疏支持皇上给本生父母上尊号，立刻就被吏部远远打发到了南京任职。嘉靖皇帝苦于孤立无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发中旨将张熜、桂萼、方献夫等一批官秩低微、在南京或地方任职的“议礼派”官员调到京城，并在数年之内将他们相继拔擢到部院大臣的高位，命其入阁执掌朝政。那些“议礼派”官员自然投桃报李，对皇帝言听计从，不再有抗旨回驳之事发生。至此，无论是吏部铨选，还是廷推公议就都成了走过场。其后夏言、严嵩等人相继入阁宣麻拜相，无不是嘉靖皇帝一言立决。经过了长达十几年的礼仪之争，朝野内外、官场士林都见识到了这位从外藩入继大统的年轻皇帝的强横，纵然对此议论纷纷，却只能暗自腹诽。
回到明朝之后，朱厚熜推行新政，触犯了大多数勋臣显贵、官绅士子的既得利益，遇到的阻力比嘉靖皇帝当初给父母上尊号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也就船行旧路，按照嘉靖当年的一贯做法随心所欲地授官任职。虽说是民主的一大倒退，更是诸多藩王宗亲、勋臣显贵反对新政、造逆倡乱的一大借口，却对推行新政大有裨益。
嘉靖二十三年，高拱自营团军监军任上兼任了正四品巡城御史，便是朱厚熜发中旨封授的。不过情形与以往那些传奉官或是“议礼派”官员略有不同——当时城外有鞑靼大军围困，城里又发生了薛林义、陈以勤谋逆夺宫的奇惨祸变，除了自己钦命组建、由自己一手拔擢的三位亲信文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