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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大军阀-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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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献了丝绸之后,袁世凯就跪到圜丘第一层。献祭肉的音乐奏起,兽血兽毛马上撤走,一盅热汤送到了总统手中。这盅天羹先由袁世凯高举过头,然后分三次洒在盘中肉上。接着祭祀官念颂祷文,乐声中有人翩翩起舞,袁世凯则举酒敬天。

    每篇祷文读完袁世凯就朝祭坛磕四个头,文武百官也跟着一起磕头。数篇祷文念颂的程序大同小异,伴奏的音乐却不同。祷祝之后食物撇下,绿玉玉玺摆到了祭坛的中央。最后伴着庄严的音乐,祷文牌位、丝绸,酒和谷物等祭品被一起放在柴堆上焚烧,祭天仪式随之结束。袁世凯回帐篷换完衣服,又乘总统专车回到了位于中南海的住处。

    才回到暖阁,杨度已经等在那里了。

    “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壮哉!”袁世凯见到杨度,便笑问道:“晰子找我什么事?是不是又有什么气壮山河的大作?”

    杨度知道袁世凯是和自己开玩笑,便也笑答:“我如今是江郎才尽难有大手笔了,倒是那个李默涵,最近不安分的很。”

    袁世凯在软椅上坐定,佣人马上端上茶水,“这小子闹得动静是不小。好多家眷在商丘的官员都来告他的状。”

    杨度说道:“大总统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些日子,风向又变了。”

90。暖阁里() 
“呃?”袁世凯笑问:“怎么说?”

    杨度笑道:“我派去商丘的人回来说,那些老财现在又一个个说李默涵的好话,说他是办实业的好手,能点石成金。”

    袁世凯更加奇怪,问:“之前不是告李默涵强霸田产的吗?听说好多人把他十八辈祖宗都骂了个遍。”

    杨度笑着把李默涵三七五减租和土地换工业股票的办法耐心地讲给袁世凯听。袁世凯听完之后若有所思,然后问道:“皙子,我怎么觉得这法子不错呢?”

    杨度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道:“听着是不错,但是李默涵可为,大总统却难为。”

    袁世凯皱起眉头,随即又舒展开来,说道:“是啊,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小子财大气粗,不知道从哪里弄来那么多钱,办那么多工厂,可以向地主赎买土地,我可是穷的叮当响。”

    杨度又说道:“至于张勋和李默涵动兵一事我也查清楚了。李默涵在虞城县张王集搞减租分田,有个名叫张广德的乡绅武力抗拒,叫李默涵给灭了一门。张家宗亲中有个叫张文生的,是张勋手下,他瞒着张勋出兵想给自己宗族报仇,结果反倒让李默涵手下一个叫肖文龙的小子打得丢盔弃甲。”

    “哈!”袁世凯乐了,他端起茶杯轻轻呷了一口,说道:“张勋此人首鼠两端,还尽给我惹麻烦。”

    杨度说道:“我以为,张勋根基深厚,李默涵根基浅薄,借李默涵的手杀一杀张勋的威风也不错。”

    “嗯!”袁世凯心里对张勋早有芥蒂,二次革命时张勋在南京那一场近似复辟的闹剧弄得袁世凯很是不爽。

    除此之外,最让袁世凯不满的是张勋依旧和前清的宗社党勾勾搭搭。那时逊清的王室恭亲王溥伟住在青岛,一批不甘心下台的遗老政客们□集于他周围。溥伟乞求德国皇帝帮助恢复清朝,德皇之弟享利亲王亲自到青岛向溥伟表示同意,声称如复辟实现,德国将承认帝国新政府。此后,德国不断向张勋提供枪炮武器。

    溥伟等人密锣紧鼓,抓紧筹备,最后决定于1913年4月7日,由张勋率兵从兖州出发,顺津浦路北袭济南,作为活动的第一步骤,然后再直捣北京,拥逊帝宣统复位。他们已经起草了复辟中的各项文书告示,拟定了成功后的人事安排,就待实施,却又作罢。原来张勋拉兖州镇守使田中玉参加复辟活动,田表示应允田中玉又向山东都督靳云鹏报告,靳一边向张表示支持,一边却下令加强济南防守,断绝津浦路交通,还又密电急告袁世凯。袁闻讯后马上作出部署,派冯国璋作迎战准备,一时之间风声鹤唳,气氛紧张。张勋见状,便不敢再轻举妄动,转而责备靳云鹏,矢口否认有欲起兵的事情。这样,一个筹备多日的复辟计划使胎死腹中了。

    对于这个不听话的跟班,袁世凯也觉得有必要教训一下。“不过,皙子啊,这个李默涵现在和张勋大打出手,是不是也有点太得理不饶人了呢?”袁世凯指了指手边的椅子,示意杨度坐下。

    杨度说道:“这个年轻人好出风头,最近据说接了一张美国洋行的军服订单,赚了不少钱,还给那些手里拿着股票的地主老财们分了红。又用了个什么经济开发区,找了几个美国人打幌子,说要联系美国大公司去商丘投资。这些可把那些见钱眼开的土财主们哄得一个个跟吃了人参汤一样,把他那个股票炒得比黄金海值钱。”

    袁世凯笑了,说道:“这样才好啊,好出风头就容易得罪人,把人都得罪光了,就只能死心塌地跟着我走了。我到觉得,这小子还有点本事,还真有点儿打算收为我用的意思。”

    杨度笑道:“大总统打算扶植新人?”

    袁世凯脸色有些暗了下来,他叹了一口气,说道:“段祺瑞、冯国璋那些老北洋们现在觉得自己翅膀硬了,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以驾驭了。”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精力分散,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正定,安于山林生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在中央长期任陆军总长兼总统府军事处长的则是段祺瑞。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长,段祺瑞已不甘对袁世凯俯首听命,更不愿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因此,对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决定,并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除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都担任了要职,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

    对段祺瑞执掌军权,实力膨胀,袁世凯深有疑虑,但当时他正准备恢复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热衷于实行帝制,希望能当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继承人,他托阮忠枢去游说段祺瑞,想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来一次联名通电,拥袁称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绝。袁世凯得知此事,当然对段祺瑞更加忌恨,决定逐步夺回他的兵权。

    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献计,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硬把正隐居正定的王士珍请出担任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均为该处办事员,须每日到府办公。如此一来,陆军部名存实亡,总长段祺瑞退为办事员,袁世凯把全国兵权又总揽手中。

    至于冯国璋,实际上,宗社党人除了拉拢张勋之外,还为亟待分化和瓦解北洋嫡系军队,增加自己手中复辟的筹码,又把政治目光投向了冯国璋。冯国璋随着自己个人地位的提高,追权逐利的欲望也随之膨胀,武昌首义时他奉命率北洋军攻占汉口,炮轰武昌时就萌发了“另立门户”的念头并付之实施,他寄希望于清廷,企图在其支持下,一鼓作气攻下武昌,到时就可以“中兴名将”的资格来摆脱袁的控制,自己成为一方霸主。因此他托人向隆裕太后启奏要求拨饷四百万,愿独立承担平叛任务,但这却与袁世凯的意愿相违反并被袁发现,立即从前线将其拉下来,这使得冯的计划落空。

    民国后冯国璋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与袁的关系,又与居在青岛的溥伟暗中往来,进行政治投机。冯国璋1912年9年出任直隶都督兼民政长官,宗社党人此时更看中他手中的权力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遂使人前往与其磋商,“面约复辟之举”,“并请速进行”。胡洞悉作为冯的首席幕僚,极想独树一帜,抱着政治投机心理,极力离间冯与袁的关系,并在冯与宗社党人之间穿针引线,力促复辟大业。

    老于观察的袁世凯已经隐隐感觉到了自己的权利正受到来自各方的挑战,所以他才大老远调来了蔡锷和蒋方震。如今,他又把目光投向了李默涵。

90。作秀、公路、扩张() 
“阿嚏~阿嚏~阿嚏!”

    就在袁世凯和杨度谈论李默涵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的李默涵忽然感觉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寒,连打几个喷嚏。

    警卫郭四德赶紧把大衣给李默涵披上,“大人,当心着凉。”

    “我没事!”李默涵推开大衣,用手指轻轻擦了擦鼻子,心中暗自想“难道有人在背后骂我?”

    这时的李默涵正穿着一件不太厚的单衣,拿着铁锹和筑路工人们一起挖土方。仁义道德要经常挂在嘴上,阴谋诡计只能藏在心里想。李默涵认为,作秀是一个成功人士必须的技能之一。

    当时修路技术是路面中间高、两侧低,有个小小的弧度,形状像鱼背,道路两边还需要种树。李默涵计划修建沟通商丘和周围几个县的公路,预期公路数量在11条左右,总长预期150公里。

    修公路的差事由镇守使署下属市政建设局负责,局长名叫薛成学,原来是焦作路矿学堂的教师,这次修筑公路的工程技术人员几乎都来自原焦作路矿学堂和原青岛德华大学土木系。修筑公路的劳动力大部分是当地劳动力,市政建设局和他们签了契约,是雇佣关系,而不是传统的“官差”。发工钱,还管饭。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古代由于土地是完全属于皇帝的,包括土地上下的一切自然财产都是属于皇帝的,那么很明显我们国民使用任何资源都必须要交付相应的费用,以取得合法的使用皇帝资源财产收益的权利。人民和皇室从根本上讲是一种绝对的附庸关系,虽然人民可能有地契之类的私有财产凭证,但所有这些凭证必须是官方认可的。可以这么说:由于皇帝的土地财产实在过于巨大而无法管理,所以通过授权以请部分民众代为管理,而地契只是一个实际的授权凭证而已,并不是私有财产的标的。

    同时因为没有任何私有财产,所以长期以来不存在实际的民众间的财产纷争,所有解释权最终在于皇帝的代理机构……官府。应此契约精神对我们来说实际是一个完全不靠谱的事情……我们根本就没有产生契约的基础:私有交换。那么税是什么?是类似于租客和房东之间的一种债务关系,人们当然能逃则逃,逃则受益啦!

    这样最大的问题就是养成民众不劳而获,依靠政府朝廷的坏习惯。例如朝廷鼓励开垦就是给农具牛只种子,遇灾了就免费提供救济等。当然这些虽然比不作为、不救济好,但也种下恶果。这样的行为让人民养成不劳而获的观念:朝廷就是父母,应该主动救济民众,自己只要坐等就可以了。因而失去了主动争取改善自己待遇的动力与奋斗精神,以及难以培养契约与守信的观念。

    李默涵是这样认为的,那些新提拔、受过新式教育的官员们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市政建设局一开始就对工程量进行了计算,对工程标准做了严格和细致的规定。

    诚然,巨大部分中国百姓是勤劳质朴的,但是作为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古国,精华与糟粕始终是并存的。

    一开始乡民听说干“官差”还有工钱拿,都是非常踊跃,但是干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要拿这工钱不容易,要吃免费供应的饭食也不容易。这帮咯吱窝里夹着一圈白纸的城里读书人比地主老财还能算计。

    每天一大早,天刚亮就是起床号。你不起床还不行,早上的饭是定时供应的,不起床错过了点就没饭吃;吃过饭还要点名,要是点名没到就要扣工钱。若是三次点名都没到,就直接辞退;每个人每天干多少活,发多少工钱,他们早就计算好了。就是挖条沟还要定下挖多深,深一寸浅一寸都不行。又不是绣花?大家干活是那个意思就行了。每次挖不到那么深,干的不如他们的意,就要扣工钱。

    也难怪,商丘一带的百姓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规模的、有计划的共同劳动,更没见过平日里能有这么大、这么严的规矩。虽然他们很可能依旧勤劳质朴,但是长期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的小农经济也养成了他们缺乏组织纪律、自由散漫的缺点。

    对于农民来说,怎么干,干多少都是自己的事情。虽然对于每一个工程的目的都要公开讲清楚的,但是这些百姓认为这些事情和自己毫无关系。你们官府要修公路,又不是我一个人走,我凭啥要费那么大劲去挖路基挖土方?随便修修不就行了,不就是混口饭吃,混几个工钱嘛?

    薛成学对付这种懒散惯了的民工,一不打二不骂,就是反复要求你返工,直到工程符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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