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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处置民间商贾，生杀予夺，随心所欲，正如主人处置奴婢般，怎么处置都是理所当然，所以商贾哪来的正当权益？
历代朝廷大多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没有农民就没有粮食，所以必须重农。
商贾重义轻离别，又哄抬物价，十足小人相，不劳而获却可暴富，若放纵的话，人人跑去经商，谁去耕地？自然是要抑制的。
然而，重农抑商中的商，实际上却是民间工商业，国家专营的工商业，从来不会抑制，因为诸如盐铁专营这类“商”，可以给国家带来巨额收入。
那么，实际上被视作贱民的商贾，其实就是没有根基、靠山的民间商贾，而那些勾搭上权贵的豪商巨贾，一样住豪宅、妻妾成群，锦衣玉食，一样是人上人。
政事堂内，平章、杞王宇文理，对历代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概括，他认为历代朝廷抑的“商”，其实主要是抑制民间工商业。
工商业对于国家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那个朝代禁工商业，但正是因为一些工商业可以获取大量利润，所以那些有赚头的行业，基本上都被朝廷想办法“专营”。
这种专营，要么是制度性的，譬如盐、铁专营，只许官府经营，不许民间插手。
要么是另类的专营，那就是让“听话”的少数豪商垄断经营某个行业，譬如高利贷。
一个例子，在高氏齐国统治两淮地区时，能在两淮地区大规模放高利贷的商人，都是和京城权贵勾搭的胡商，相比之下，本地出身的高利贷者是被抑制的。
至于利润一般但不可或缺的手工业，历代朝廷多以官营的方式，将手工业者单独编户、集中安置，如同使用官奴一般使用这些人。
宇文理认为这就是所谓“抑商”的实质：朝廷将利润丰厚的行业实行“专营”，然后压制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真正的全面抑制工商业活动。
通过各种门槛，将民间商贾隔离于有利可图的工商业活动之外，确保朝廷的收入。
历朝历代采取这种政策自有考虑，然而，时代不同了，现在，朝廷不可能抑制民间工商业，且不说别的原因，就说一个事实。
宇文理宣读了一组组数字，这些数字都是有司统计出来的，各种数字表明，快速发展的民间工商业，吸纳了大量无地闲散劳动力，并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向朝廷缴纳了大量的税。
民间工商业缴纳的税，所占朝廷财政收入份额，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而对外贸易的商品之中，工商业的产品所占比例也越来越大。
另外，民间工商业吸纳的劳动力，初步统计，已达到一百一十万户左右。
这其中，大多有两到三个人务工，靠着务工而不是种地赚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一百一十万户，将近天下户数的八分之一，若考虑到为工商业提供原料的农业人口，数量还要大幅增加。
朝廷不可能让这些人之中的大部分人失业，因为这些人一旦失业，就意味着大量流民出现，同时也意味着大量税收流失。
同时，朝廷不可能把操作各种蒸汽机械、先进机械的技术人员当做普通匠人管理，不可能设什么“机户”，把这些人当做官奴役使。
所以，朝廷要想办法促进工商业发展，让工商业的规模快速扩大，以便吸纳随着人口快速增长而产生的闲散劳动力，因此必须给予工商业者该有的地位。
如果不改变商贾宛若贱民一般的地位，不给予他们的财产、产业以基本安全，谁会安心扩大产业规模，而不是拿钱去买地、“转行”做地主？
如果不消除技术人员被编为匠户的风险，那么许多人在攒够钱后必然转行，免得世代沦为匠户，届时，蒸汽机械、火轮船、火车、电报怎么办？
即便朝廷可以强行把这些人编为匠户，但是各类先进技术知识的复杂程度，已经无法靠父子相传延续下去，再用老办法来管理新事物，必然会把事情搞砸。
宇文理举例：朝廷派兵御敌，都知道要先把粮饷发足才能保证士气，为了鼓舞士气，还得有功必赏。
那么，朝廷若是继续把商贾当做贱民，把技术人员当做匠户，让商贾和技术人员总有一种朝不保夕的感觉，对方如何能够安心？
所以，宇文理提议，在继续重农的前提下，首先废除商贾的贱籍，至少从律法层面上废除歧视商贾的内容，让商贾获得和平民一致的地位，并且废除各种形式的匠籍制度。
其次，在已有的《工商业管理条例》、《商会、行会管理条例》、《商社、公司管理条例》等律法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商律》，为大兴工商业（主要是实业）扫清障碍。
当然，对于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朝廷依旧是要严厉打击的。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律法形式确认工商业活动的合法性，确认商人的合法地位，官府对于工商业的管理有了依据，而不是基于“抑商”随意打击商贾及其产业。
为此，宇文理组织人员，根据各方意见，初步拟定了《公司条例（草稿）》、《商人条例（草稿）》，上呈天子，作为推动工商业立法的实践。
这两份条例（草稿），分别对商社/公司的营业行为、商人的经营经营行为进行规范，也为正式的《商律》出现奠定基础。
天子御览，命中书省进行修改，是为《公司条例（草案）》、《商人条例（草案）》，现在，由中书省提交门下省审核。
因为要扭转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事关重大，所以门下省谏议院对这两个草案的审核过程，为政事堂会议的一部分。
宇文理作为提案人，要接受反对方的提问，政事堂会议最后要进行投票表决，决定这两个草案的命运。
与会人员，之前就拿到了两份草案的资料，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研究，现在若有疑问，当场就可以提出来，正、反双方就此辩论，辩论结束，投票表决。
延续了千年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把商业看成“奸伪之业”，把商人看成末等之民的政治传统，是否会因此获得初步扭转呢？ 富品中文
第六百二十章 恐惧（）
下午，清凉殿内，宇文温整理完书案上的资料，喝起冰镇酸梅汤，夏末的天气炎热异常，他的心情和外面树上的知了一般焦躁不安。
冷饮下肚，感觉凉爽不少，宇文看着自己整理好的资料，不知不觉走神。
先前，平章、杞王宇文理提出要立法保护工商业者的正当权益，于是政事堂会议为此进行了辩论，并且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是不通过。
于是宇文理再来第二次，又败。
接着是第三次。
立法确保工商业者正当权益、并废除一系列歧视商贾的议案，一直未获政事堂会议通过，正、反双方持续了大半个夏天的“拉锯战”，一直“打”到现在。
朝野之间，关于这项议案的争议很大，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不少，所以成了整个夏天官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要不是宇文温为了“捧”谏议院，任由这项议案走程序，并且表态畅所欲言，该议案早就实施了。
现在搞成这样，原因是宇文温要身体力行，尊重自己构建的新制度，让大家都看到他讲道理、愿意和各方协调的态度。
宇文温最喜欢和人讲道理，哪怕这道理是歪理也无所谓，只是他没想到已经过了二十年，那帮老顽固的脑子依旧不开窍，这让他很不爽。
政事堂的投票是不记名投票，所以宇文温不知道是谁反对，但他不想知道是谁反对。
宇文温既然选择“放手”，没有提前和相关人员打招呼，就是要以理服人，靠制度博弈取胜。
既然现在大家脑子都不开窍，那就继续讲道理。
道理是什么？
一组组数据，一个个事实，火轮船、火车、电报都已经出现，时代不同了，还抱着“重农抑商”观念不放的人，迟早要被事实打脸。
宇文温这半年来仔细研究过“重农抑商”的起源和发展，知道这一观点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在战国时期，因为农业生产水平低下，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是很有必要的，这一政策说白了就是为耕战服务。
战国时代，秦国商鞅变法，强调重农抑商，让国民除了耕田就只关注打仗，想要出人头地，就得靠战功来换，而要打仗，就得有充足的粮食。
然而“商”的发展，会干扰到秦国的耕战大计，影响粮食产出，影响军民立军功改变命运的决心，所以必须抑制。
极度强调耕战的秦国笑到最后，虽然秦历二世而亡，但重农抑商的政策、政治观点，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宇文温认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在“古代”是合适的，因为生产力低下，粮食问题很突出，而且这政策能以较低成本维持朝廷对广大疆域的统治。
但是，时代不一样了，蒸汽机出现，生产力快速增强，已经接近脱胎换骨的临界点。
农业依旧是重中之重，但这种时候再强调抑商、贱商，就是不合时宜。
生产力的高速发展，让农和商不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没必要二选一，应该是“全都要”。
重农重商（以实业为主的工商业），两条腿走路，社会发展才会继续加速，这点，宇文温不信如今的朝廷要员看不出来。
那么，为何宇文理的提案会陷入“拉锯战”呢？
宇文温认为，这是因为恐惧。
人对未知事物，总会有本能的恐惧，所以官员们对于取消“抑商”、“贱商”，商贾大翻身后形成的未知局势，本能的产生恐惧，然后就是下意识的排斥。
他们无法面对工商业大兴后，四书五经上的知识再无法有效治理国家的可能；他们无法面对商贾变成良民后，各种光明正大炫富的排场让自己相形见绌的可能。
基于对于未知或前途可能一片昏暗的恐惧，让官员们本能拒绝宇文理的提案，他们不想让商贾从“牢笼”里出来。
让商贾变成平民（地位上），那就意味着商贾有光明正大步入仕途的机会（非科举途径），而相比富商，寻常官员如何有财力在疏通人脉的竞争中战胜对方？
大部分官员都是聪明人，都知道国家离不开工商业，也知道按照现在的情况，工商业大发展利大于弊，但涉及到自身利益，谁都不糊涂。
朝廷可以不抑商（不抑制民间工商业），却不能不“贱商”（继续让商贾在地位上处于卑贱状态），如此一来，才是官僚们眼中的两全之策。
然而，不在法律上废除对商贾的歧视性规定，不在立法上保证商贾的正当权益，无法确保商贾产业、财富不被人随意收取，若连这点面子功夫都做不好，如何能让工商业者们安心？
宇文温能想到，若商贾们对未来不看好，那么他们赚来的钱，更倾向于用来购买土地，为日后“转行”当地主做铺垫。
而不是将其用于扩大规模、扩大生产，开更多的分号，雇佣更多的工人，赚更多的钱。
现在，之所以工商业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宇文温的大力支持，商贾们对于他的信心很足，大家都知道，只要他在位，朝廷就不会抑商，就不会把商贾当肥猪杀。
可他终究是会死的。
他死了以后，新君继位，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政策呢？
大概率会，但到了孙辈，就很难说了。
宇文温记得西汉时的文景之治，朝廷为了恢复国力，选择与民生息，将传统的什一税改成三十税一，对于商贾的限制也放宽，所以工商业发展迅速。
到了汉武帝（孙辈）时，因为连年用兵，国家财政很快告急，朝廷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再次抑商、实行盐铁专营，并且开始“杀猪”。
杀猪的办法是收税，名为“缗税”，即财产税，按财产总数的一定比例收，如果有人隐瞒家产，告发者（告缗）有重赏，此为告缗令。
缗税的目标是有钱人，谁有钱？商人群体。
有商人不想交那么多，被人告发，然后田地、宅院、牲畜、奴婢（全部家产）悉数充公，
告缗令一出，朝廷财政瞬间“回血”，但后果和竭泽而渔差不多，因为各种告密行为可以让商贾有口难辩，于是商贾们等同于被一锅端。
告缗令的“战绩”，《汉书》有记载：中产以上（商贾）大抵破产。
商人，在朝廷眼中，不过是养肥了就能杀的肥猪，哪怕你是做实业发家的，亦是如此。
宇文温不希望这样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