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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并不神秘，它并不是高高挂在天上的月亮，而是蕴藏在世间万事万物之中，水流向下是重力的原理，弓矢飞行是惯性的原理，人的生老病死，王朝的兴衰更替也各有其中的道理。朱子学派的学者认为，这些道理都是统一的，他们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可以被用一个更简洁更明了的公式、定律表达出来。
法学也不例外，它也存在一个“通项公式”，一个先天的自命题，它是自然而然的，因此怀有这一主张的法学派也被称为自然法学家。他们主张法律应当尽可能的契合法的自然状态，也就是去趋近法的天理，这样的法律才能被称之为“良法”，良法才能通向善治。
而与自然法学家们相对的另一派，同样来头不小，他们的祖师爷可以追溯到商鞅、荀卿和韩非等三晋法学家，尽管一度秦法被污名化，但是帝王们仍然明白其中的玄妙：外儒内法，王霸杂用之。三晋法学的复活起源于共和时代。共和时代对帝国时代的法律进行了全面的修订，执掌大权的议会重新修订了《六典》和《大律》。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一个难题：如果说周以前的两千年，法律的神圣性来自于神授，周以后的一千年，法律的神圣性来自于君王。那么一群议会的“无赖汉”制定出来的法律有何神圣性可言呢？
第五十章 无赖汉的春天（二）（）
在这南北逐鹿角力的时候，为了争取正统，为了证明共和政体的合法性，一群来自齐地的法学家们解释道：什么是法律？国家以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就是法律。
这一句话很简单，却戳破了法典的神圣外衣，法律从此既不是天理的法典化，也不是君权的乾纲独断，而只是国家强制的规定。国家——可能是君权朝廷，也可能是共和政府，还有可能是君主立宪的四级议会。
通过戳破这一层简单的画皮，被临安府的王公贵族们蔑称为“无赖汉”的四级议会掌握了法律这个统治的武器——当共和政府统治区的大地主大贵族们拒绝按照共和政府的要求进行土地改革、选举民意代表的时候，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它得以实行。尽管他们拒绝承认所谓的共和政府的合法性——“自古未闻无君无父之朝廷”——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有强制力、土地和人民，那么就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为三晋法学派招魂的法学大师名叫耶律楚材，是一位契丹贵族，不过他在大辽过的并不怎么好，所以南下来讨生活，在青州传道授业二十年，然后就风云际会变化龙，成为了所谓“强制力法学派”的总大将。
朱熹已经去世三百年了，耶律楚材的时代也过去了两百多年。直到现在，自然法学派和强制力法学派依然相互攻讦，互不相让。
程祁所在的东京大学园是自然法学派的大本营，洛阳高等师范学堂则是强制力法学派在中原的重镇，这一封书信来得很巧，而且正是程祁所期盼的——他这个以小说家出道的无名小卒的春天估计就快要到了。
这位洛阳来的教授从《无人生还》中看到了一个契机，一名司法者因为人间法与自然法的相离而感到痛苦，并最后走上了杀人犯罪的道路——从自然法的角度看，他杀的都是有罪之人，但是从人间法的角度看他确实违背了法律。这一个故事以夸张的形式指出了人间法与自然法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很好，教授立即就指出：根本不存在所谓自然法，而只是存在具体于某一个时代的伦理道德特征，而人间法可以随时修订，这就是强制力法学优越于泥古不化的自然法学的精妙之处。
话说了一堆，又回到先秦时代“法先王”还是“法后王”的老问题上去了。程祁觉得两者皆有可取之处，两者也皆有不到之处。
自然法的优势在于“假设”了一个尽善尽美的法的模型，认为人间法是不完美的，需要不断的改进以趋近自然法本身，但困境在于如何证明存在尽善尽美的法本身，又如何证明新法是接近自然法而不是背离自然法。
强制法学的优势在于以国家强制力为担保，取消了法的形而上的因素，让法的合法性一目了然，无需去做一大堆不可证明的形而上的论证。但是强制法学的劣势也同样在于此，强制法学最无法回答的问题在于，一旦出现恶政，那么恶政的恶法是否还是法律。这个问题在另一个时空是在纽伦堡审判中达到了高峰：纳粹党员们认为自己抢劫、屠杀和种族清洗不过是执行国家的法律因而无罪，但法官们最后还是依据自然法的基本原则宣判一个人如果根据自己的良心应当能够判断出某种行为是不人道的或者有违伦理的，即使这道命令来自于国家强制力，也不应当遵守。
一个是儒家的传统，一个是法家的后裔。程祁在两者之间决定走第三条道路，而回复给这位洛阳教授的信，就是一个最好不过的契机。
他铺开信纸，先客气了两句套话，然后便转入到正题之中：
法律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自然学派认为存在一个天理，法理是对天理的“分有”，法律应当是契合天理的——这回答了法律应当是什么；而强制法学派指出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证的规范总和——这回答了法律实际上是什么。
在应当是什么与实际是什么之间，如何寻求一种平衡？很明显，在生活中，法律并不截然的分成两部分，也并不是单纯的只是上述两者中的一个。而是既有应然的部分也有实然的部分。
实际上，法律既不是几个学者的冥想结果，也不是一群议员老爷们凭空创造的橡皮。法律是既有的社会关系总和，它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它是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有历史的成分，也有现时代人们智慧的结晶，而且还影响着未来的事件。它可以被改善，并且法学者的作用就是提出和论证改善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法有自己独特的目的，不是抽象的公正和正义，而是每个案件的公平与正义，即法的社会效果。
比较自然法学和强制法学，程祁提出的社会法学观，把关注的重心从法的来源转向了法的运行。他指出，空有良法而无善司法者，良法亦是恶法。所谓真正良法，必是落在日常，显现于个案之中的良法。
这份信寄出去之后，很快就在洛阳高等师范学堂引起了轩然大波，有批评的，有赞许的，不少法学教授在自己的课堂上把程祁在回信中提出的观点梳理出来，逐条讨论。半个月不到，程祁就收到了十多封从洛阳来的信，有长篇大论与他辩驳的，也有细心为他细化深入各种观点的，还有一封更干脆了，这封信来自于洛阳高师的十多名教授联名，他们希望能够遵从古例，请程祁这位法学界的后生小子到洛阳高师的学堂之上展开论战。
不同学派之间的相互论战，这在古典中国是一个悠久的传统，从先秦时代的稷下学宫开始，各持一说的学者们就展开了各种唇枪舌战，汉朝的白虎观会议，南朝梁的范缜萧子良论战，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不一而足。
程祁这回收到的请柬，就是以洛阳高师的祭酒朱之瑜（舜水先生）为首席，下有伊藤仁斋、德川光国等在洛的各国学者盛情，对于一个初次涉足学术界的后生小子而言，可谓是极为荣幸了。
“走，上洛去！”程祁收到请柬之后没有半分的犹豫，一拍大腿就这样爽快地决定了。
第五十一章 上洛论道（一）（）
“程先生来了，程先生来了！”
听到仆人们的通禀，正在与学生们讨论经济之道的朱之瑜急忙跑出了书房，在院子里迎到了程祁一行。
“果然是江南才俊，后生可畏啊。”
朱之瑜知道程祁很年轻，但万万没有想到居然如此年轻，连弱冠之年都还未到，他解下身上的鹤氅披在程祁身上：“洛阳天寒，小心着凉。”
程祁被这过分的礼遇弄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若不是他知道另一个时空的朱舜水先生是同时代顶级的大学者，可能真的已经满腹狐疑这莫非是一场鸿门宴了？
朱之瑜正当壮年，他将程祁引入书房内，为他引见了自己嫡传的几位学生，其中有数位还是东瀛飘扬过来来的“遣宋使”，当中最为显赫的乃是日本江户幕府初代将军德川家康之孙、二代将军德川秀忠之侄、水户藩主德川赖房之子德川光国。除他以外，还有从安南、高丽、大理乃至于阿拉伯、天竺等化外之地来的留学生，可以说朱之瑜堪称这一时代最负盛名的国际教育家。
而作为著名的学者，朱之瑜偏重经济事功之学，对江右王门的“平日高坐谈性理，临难束手仰他人”之风颇看不上眼。而程祁的所谓第三条道路抛开了性命之学最爱讨论的本源问题，把法的实际效果、社会运行作为判断的依据，上承孔夫子“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的光荣传统，下接浙东经济学派的实用主义，深得朱之瑜的青眼。
安排程祁稍事休息之后，当晚便在洛阳高师的明堂之内，召集了近百名教授、学子来参加论辩。朱之瑜作为主持人宣布本场论辩有三个规矩：第一，只许学术论战，不许人身攻击；第二，一问一答，不许车轮围攻；第三，若有一时未能回答者，可暂停一刻钟以便思量周全。
这三条规矩也是洛阳高师平日论战的规矩，只是因为程祁来自汴京，所以朱之瑜对此又格外强调了一遍。程祁按照主持人的安排，先把自己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构想再简明扼要的重复宣讲了一遍之后，即所谓的“立论”，然后由各位持有异议的学者轮番提问、攻讦。这一套流程本是佛教论法的惯例，昔年唐三藏玄奘法师在那烂陀寺就曾经依次舌战天竺高僧数十人，将其一一折服。
不过今天的论战没有那烂陀寺那么激烈——要知道在藏地传法最为激烈之时，辩论赛的输家可是要赔上性命的。洛阳高师今天的这场辩论赛，首要的请教，其次才是论辩。
幸好程祁早就做好了准备，把自己的主要观点整理的井井有条，又加上前世高校辩论队养出来的三寸不烂之舌，这点儿小场面也还真的应付得来。
是夜，明堂之内，灯火通明，坐而论道的近百人除了发言人的声音几乎是鸦雀无声。而坐在灯下记录辩论发言的学生们各个是笔走龙蛇，面前很快就堆起了小山一般的稿纸。
程祁从未小看这些“古人”们，如果说他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他经历过正规的四年法学训练和高校辩论队的百场实战经验，但他也知道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这些前辈的天之骄子们，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跟上自己的思路，然后迅速地弯道超车。
台下的这些教授、博士们，他们的智商并不比程祁低，甚至可以说至少一半人要比程祁聪明，他们都是这一时代的巨人，程祁只是幸运地站在了时代巨人的肩膀上。如果公平竞争的话，程祁真的没什么信心能胜过他们。
他渐渐地也感受到自己论点中的许多不足，用来立论的论据也有许多需要弥补的地方，好在朱之瑜对他比较体谅，在他渐渐招架不住的时候，朱之瑜咳嗽了一声之后道：“程祁先生的第三条道路之说，草创未久，诸君所学皆是经过三百年以上历代先贤精益求精的硕果。以老夫所见，新论对旧说，各有其千秋。然正如李义山之诗云：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程祁先生今日说论，切中时弊，关乎江山社稷。天下学问，先为人后为己才是正道。我等奢谈玄妙，远不如之。”
最后朱之瑜总结道，程祁与本院诸位贤人的辩论是成功的，在这一场辩论中双方就彼此关切的问题充分交流了看法，互换了意见，都从对方处汲取了相当的智慧，对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做了进一步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最后他希望能够将本次论辩的发言集结成册，作为宝贵的学术资料用于教育后进，并刊行天下，为大宋学界再添一点波澜。
洛阳高师的办事效率还是相当给力的，第二天早上程祁睡了一个懒觉起床之后就发现床头边被人放了一张新鲜出版的《西京每日新闻》，头版头条就是程祁与洛阳高师的诸位学者论辩的消息。
程祁就着还带有油墨香的报纸享用了一顿还蛮不错的早餐，下午就又来了几位自称是《西京学报》的记者，要给他做一个专访。
看在来访的小姐姐与自己是本宗，而且还相当可亲的份上，程祁也却之不恭地接受了这份殊荣。
“请问程先生原以文章惊动东南，上京以来缘何忽然旨趣有所改易？”
所谓文章惊动东南，不过是朋友谬赞。其实某家素来热切实务一道，上京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