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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上层豪门及清流所看重，乃是豪强地主下层的政治代表。
这种作为带来的危害、威胁、民愤是最大的，士人、外戚专权，更多的只会是上层建筑的斗争。士人清流类型的不用说，世家类型的也不在乎什么钱粮土地之类的问题了，完全没有宦官那么穷凶极恶的疯狂敛财。
而且宦官在执政方面完全没有经验，所作所为根本不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站在百姓的角度、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宦官可谓是最大的破坏者。
“当然，依靠宦官夺取权势的道理我也知道，宦官毕竟是宦官，最多也只能是作为侍从皇帝的中常侍。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左右皇帝视听。”霍光继续说道，“他们只是纯粹的依附着汉帝的存在，无法占据任何实权位置，相对于外戚来说要好控制的多。对付起来更是一句话的事情。”
梁冀是东汉后期著名的外戚。他的两个妹妹都曾先后被立为皇后，冲帝、质帝、桓帝也皆由梁冀策立为帝。梁冀把持朝政，一手遮天，其跋扈之气焰无以言表，皇帝反而成了无权的傀儡。
汉桓帝即位后，与唐衡、单超、徐璜等五个宦官歃血为盟，决心除掉梁冀。唐衡、单超等五人在皇帝的支持下，经过周密策划，调动羽林军千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梁冀的住宅。梁冀与其妻畏罪自杀，其家族成员及党羽宾客大多被杀。单超、唐衡、徐璜、具瑗等五人因诛杀梁冀有功，在一日之内同被封侯，食邑自二万户到一万三千户不等，时人并称“五侯“，朝政也随之为其垄断。
在以后的几年中，“五侯“任人唯亲，其亲属族人不仅多数升官，而且依仗其权势，排斥异己，为所欲为。如徐璜之侄看上了李氏女子，遭拒后竟然率官吏闯入李家，抢走此女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依法处理，反而受到了桓帝的刑责。“五侯“权势日大，骄横日甚，进而对皇权构成威胁。汉桓帝趁具瑗之兄犯罪之机，痛加裁抑，下诏贬具瑗为都乡侯，单超、唐衡等人也因此受到牵连，纷纷遭贬，五侯专权告一段落。
从这里很明显就能够看出来，处理宦官很简单，一纸令下，直接拿下，不要太简单啊。
不过，或许是因为很多汉帝从小就是直接上位，没有前任汉帝撑着，自己慢慢学习的机会。所以争权夺利是本能，可是夺取权势以后就没有那个能力去驾驭这一份权势了。
这就像是董卓、辽、金之类的情况，没有见识过那么奢侈的生活，一进入繁华富饶的中原，整个人就懵逼了，什么雄心壮志都不记得了，瞬间被腐化，只知道享受。
汉帝的情况可谓是如出一辙。毕竟外戚专权的时候，对他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不可能胡作非为。而到了宦官这里，那就是只顾着讨好他根本就不会理会其他问题。
就好像当今天子刘宏，虽说朝议以杨赐、刘宽、张济三人教授刘宏。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刘宏完全就被蒙蔽，天真的认为天下稳如泰山，便安心享乐，鲜问政事，种种享乐行为可谓是昏君典范。
灵帝自己则深居内宫，挖空心思尝试着玩乐的新花样。内宫无驴，一善于逢迎的小黄门从外地精心选了四驴进宫。灵帝见后，爱如至宝，每天驾一小车在宫内游玩。起初，还找一驭者驾车，几天后，索性亲自操持。皇帝驾驴车的消息传出内宫，京城许多官僚士大夫竞相摹仿，以为时尚，一时民间驴价陡涨。
正当京城弥漫着驴车扬起的烟尘时，灵帝又对驴车失去了兴趣。又有宦官别出心裁，将狗打扮一番，戴进贤冠、穿朝服、佩绶带，摇摇摆摆上了朝。待灵帝认出乃一狗时，不禁拍掌大笑，赞道：“好一个狗官。“满朝文武虽感奇耻大辱，却敢怒不敢言。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是来个霍光，那才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时至今日，刘姓汉室正统依旧是深入人心的。据你们所说，众多的士人都在为大汉努力！”霍光继续说道，“不说那什么何进有没有专权，就算是何进专权了。只要是汉帝敢开口，就有人敢把何进的权势夺下。可是，依仗宦官去做这些，造成的结果是汉帝自己也腐化成这幅摸样，夺回了权利又能怎么样？仅仅是为了享受？这种汉帝，我恨不得废了他另立明君算了！”
“不过，看看现在士人的表现，固然是尽忠职守了，然而本质上来说，也不可谓不迂腐！”霍光继续说道，“既然敢对付宦官，为什么又完全屈从于皇帝？为了证明自己是忠臣吗？”
也就霍光敢说这种话，毕竟士人对于声名的看重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宁可死也不毁气节。
不过，这也是事实，两次党锢之祸，并不是士人党人斗不过宦官，纯粹是宦官蒙蔽了汉帝的视听，而后汉帝一声令下，党人通通给跪了。
面对宦官专权的局面，以正直官员李膺、陈蕃为首，形成了一股讨论时政、品评人物的“清议“潮流，并与宦官集团展开斗争。李膺时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贪残无道，以杀孕妇取乐，李膺将其逮捕后处死。宦官们因为惧于李膺的威势，行为收敛了不少，连休假时也不敢走出宫门。但心狠手辣的宦官自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而是时刻寻找除掉李膺这个眼中钉的机会。
河南术士张成纵子杀人，李膺将其处死。张成曾给桓帝占过卦，与宦官也颇有来往。张成的弟子与宦官勾结，诬告李膺与太学生串通一气，诽谤朝廷。盛怒中的桓帝下令逮捕了李膺等二百余人，并在全国各地悬赏捉拿李膺的党人。宦官们趁机公报私仇，乱捕良民，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但有些“党人“自请入狱，声援李膺等人。太尉陈蕃因为上书为李膺鸣不平，而被皇帝罢官。城门都尉窦武及尚书等人也上书为李膺喊冤。桓帝迫于压力，赦免了李膺等二百余人，但终生禁锢乡里，不得为官。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
在第一次党锢事件中幸存的李膺在张俭事发后，没有接受亲朋的劝告而坦然受难，被捕后死于狱中，其子弟、亲戚全部削职为民。此外，杜密、虞放等百余官员及名人被诬杀，受牵连而被流放、禁锢、处死者多达六七百人。其后，宦官们又几次兴风作浪追捕党人，党人之狱遍及全国，形成了东汉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在火光看来，这就是扯淡，诛杀宦官而已，用得着这么麻烦吗？
“刚刚我听荀先生说了一件事情，可以说和这些士人的心思有异曲同工之妙。”霍光笑道，“一个名叫赵宣的人，父亲去世，他把父亲埋葬以后，自己住在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名声震动州郡。地方官把他推荐给陈蕃。陈蕃与他相见，问及妻子儿女，结果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出生的。陈蕃大怒，遂致其罪。”
“听说还有童谣叫什么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霍光继续说道，“那么如果不是最后露馅了，被揭发出来，他们是不是就是所谓孝廉的典范？反过来说，这是被揭穿的，其他没被揭穿的呢？”
“那么我要问了！”霍光冷笑道，“人家是做出一副孝悌清廉的道德模样，目的就是为了被推举，就是为了仕途！”
“而他们这些士人，做出一副忠君的模样，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为了什么？为的还不是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忠臣的记录？”霍光继续说道，“但是本质上来说，举孝廉是为了推举选拔统治人才，归根究底，那就是为了让他们治理国家。这些弄虚作假专营上来的人能做到这点吗？”
“与之相同的，什么两次党锢之祸啊，这些被祸害的士人，居高位，掌权势，是为了让他们去做汉帝的家臣？他们就认定了这个汉帝，哪怕是危害到整个大汉的稳定也无所谓？”霍光冷笑道，“归根到底还是一样的情况，那些弄虚作假的是怕不被推举，而这些人呢？不就是怕史书上留下他专权的骂名吗？所以不敢作为，束手束脚的被宦官操弄。”
“死且不惧，何惧身后他人评说？”霍光断然道。（未完待续。）
第178章 好名清流（）
“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鲍鸿笑道，“那些名士、清流虽然对于功名、利禄都不在意，但是对于声名、身后名这个东西，可谓是极度苛刻的追求。完全是把文名看得比生命都要重要。”
“好个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评。”霍光笑道，“这个事情探究起来，其实就是因为察举制度的关系。正是因为对于举孝廉制度的偏执追求，使得整个时代士人对名声的追求也变得如此偏执。”
汉武帝元光元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举孝举廉各一人。在两汉通常的情况下，孝廉则往往连称而混同为一科。孝廉一科，在汉代属于清流之目，为官吏进身的正途，汉武帝以后，迄于东汉，不少名公巨卿都是孝廉出身，对汉代政治影响很大。
汉朝选举制度是举孝廉制度，特别注重名士对个人的评价，有时候名人的一句评价，就能立刻抬高一个人的身价。如名士桥玄评价曹操为“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曹操“由是声名益重”；许子将也评价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的名气就大震了。
在这种品评人物风气盛行的同时，东汉的正统儒家又分为两个派别，一个是清流派，一个是浊流派。浊者当然是污浊的意思，浊流派主要指那些阉臣、佞臣。清流派主要是那些自我标榜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文人之士，其坚决不与浊流派来往。东汉宦官专权，清流与浊流的斗争激烈。所以，谁要是和阉臣、佞臣扯上了关系，就会从清流派下降为浊流派。像孔融、杨修、祢衡就属于纯正的清流派领袖人物，这一派的特点是绝对拥护汉朝的统治，时刻都想着光复汉室，但是由于是文化人士，又标榜清高，不免落入“好名成癖”的深渊。
就汉末而言，早一批刷出名声来的还好一点，毕竟没到这么疯狂的地步，可是派出一大堆的清流名单，也可见那个时候的风气到什么程度了。
在恒灵交替时期，党锢灾祸，中原大地上清流士人共相标榜，弄出了一个天下名士的排名，最高的号称是“三君”，其次是“八俊”，再次是“八顾”，还次是“八及”，最次是“八厨”。
三君指窦武、刘淑、陈蕃三人，为“一世之所宗”，即值得世上人学习的榜样；
八俊指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朱寓八人，为“人之英”，即人中英杰；
八顾指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步八人，为“能以德行引人者”，即道德可以为他人榜样的。
八及指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八人，为“能导人追宗者”，即可以引导其他人学习三君等榜样的。
八厨指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为“能以财救人者”，即不惜家财，救助有难者的。
当时人以这些人为君子，朝中大臣自公卿以下，都畏惧被他们指责贬损，皆登门拜访他们。
所谓清流，指那些恪守儒家基本信条的士人。汉末清流主将范滂与中常侍王甫辩诘，引孔子的话，说“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自己“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这就点明了清浊流泾渭之分的意义。他慨然叹道：“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显然，他以善恶之分表明了清流理想：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所以清流诸公，居庙堂，则勤勉朝政，提携直士，用儒家大义，督促天子循道行事；处江湖，则指拨朝政，品评公卿，用自身的人品为世人树立楷模。这种理想一时间应者云集，“婞直之风，于斯行矣”，竟使“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从这个规范要求之中，我们提取出一句话来说明，以古圣贤阐明的善道规范自己的修为，抗击现实中的恶势力，实现国泰民安的治世。
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总是容易扮演这样的角色，因为标榜风节，不畏强御，臧否朝政，指斥当权者而深负清望的士大夫。
可以说似乎每一个朝代走入衰败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知识分子自发的集合起来，欲挽狂澜于既倒。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扮演的是怎样的政治角色，也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上推进历史进程，总是有能够代表知识分子良心的大儒出现。知识分子的良心是民族的脊梁所在，这句话并非虚言，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