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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谓谏言这些不过是外在因素罢了，什么问题都要等到属下发现了再和你提出来，长此以往，你作为领导人的威信何在？作用何在？难道真的仅仅是作为一个吉祥物，作为一个召唤的媒介而已吗？
对于系统来说，二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是苦口婆心的开口劝诫。但是对于大臣来说，这么忠贞不渝的人终究只是少数。
魏征这个正面案例不说，袁绍麾下田丰可谓是比魏征还要刚直的典型。
田丰为人刚直，曾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曹操部下谋臣荀彧曾评价他“刚而犯上”。后因谏阻袁绍征伐曹操而被袁绍下令监禁。官渡之战后，田丰被袁绍杀害。
百战百胜或许不算什么，对于魏征来说，越是劝谏，李世民不断采纳，其实他越是劝谏反而越有信心，越有激情。而对于田丰来说，多次向袁绍进言而不被采纳，其中的艰辛，其人的品格真的是可见一斑。（未完待续。）
第207章 天行健！（）
这个时候，真正去关注一些事情，才发现当前的局势居然还有自己没注意到的重要内容。
一直以来，鲍鸿虽然对于汉末的生活尤其是关于人口衰减的事情有所了解，但是却并不是非常的专业，尤其是当前黄巾起义时期属于三国演义一带而过的阶段，根本就没有具体的描述。
就鲍鸿所知，第一是曹老板徐州大屠杀，尸殍遍野导致了瘟疫的蔓延，另一个就是著名的段子，演义赤壁在正史上并不是很出彩，主要是曹老板麾下生病的关系。再有就是整个三国时期下来，人口大幅衰减，最终出现了五胡乱华的悲剧。
事实上来说，这玩意真心不是多么稀罕的玩意，可以说一直以来都是百姓所惊惧困扰的存在。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
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⒘蹊濉５辈茇Щ刮闯频凼保搿敖ò财咦印敝械暮眉肝皇私⒘松詈竦挠亚椤２恍业氖牵诮ò捕曛性厍拇笪烈咧校摹敖ò财咦印敝芯褂兴娜巳静《溃鞘切旄伞⒊铝铡⒂Λ‘、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当然，建安时期乃至是后期就不去多说了，毕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不过，就以东汉延续至今而言，已有的瘟疫爆发就已经是不胜枚举了，现在如火如荼的黄巾起义可以说瘟疫影响要占据很大的因素，当然，另一半的锅要朝廷的不作为背。
本来就政治腐败，战事频仍，土地兼并严重，使得民不聊生。在此情形下，灭绝性的瘟疫无疑是雪上加霜，逼使百姓揭竿而起。
当然，随着起义的爆发，尤其是众多人物的出现，对于这个事情终究是比较上心的，不采取措施应对，如何能够收拢民心？
而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医学可谓渊源流长，而它正是在不断与疾病抗争的过程中发展的。特别是在汉代，众多典籍中对瘟疫的记载都很详细，其中关于天花、鼠疫、百日咳、麻疹等传染病的描述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当瘟疫流行期间，一些医学家纷纷行动起来，通过不断的探索，总结出了一些有效的防治方法，这些方法都成为了医学史上宝贵的财富。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在总结治疗疫病经验的基础上，写成了千年名著《伤寒论》，这也是对两汉时期流行瘟疫的治疗方法的一部总结性著作。
内政方面的事情，鲍鸿暂时是插手不了什么的，最近灵帝只要不是懵逼，多少也会采取一些措施，却是不去理会。
至于医术的推进，鲍鸿也是在军医那边研究了一番，不过，这个事情毕竟不是一蹴而就的，张仲景那个战斗力，研究了那么久才折腾出《伤寒论》，鲍鸿这些麾下毕竟植入的记忆也只是对应当代医学技术而已，想要快速推进到能够碾压瘟疫的时期，最少说要达到张仲景《伤寒论》的程度，再怎么也不会迅速就出现成效。
现在只能说是初步的预防以及各种初期阶段的治疗而已，有没有效果还不一定呢。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要考虑去处理，那就是心理的问题。
病痛易除，心病难医。
系统提示道，建安年间可谓战乱、瘟疫不断，面对社会上人口的大量死亡，人们难免有朝不保夕的忧惧心理。基于此，在后人的眼中，建安年间便成为一个悲剧性的时代。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一种新型的文化倾向形成了。比如，当时的文人在写诗就常以“七哀”为题，如“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七哀”就曾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南登灞陵岸，同首望长安，悟彼林下泉，喟然伤心肝”，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死亡的伤感。在这样的文化倾向影响下，文人们所讨论的话题，迅速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转变到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史表明，魏晋时期的哲学崇尚虚无与放达，而文学中则充满慨叹人生苦短，生死无常的空旷、悲凉、清脱、玄虚的气氛，构成当时主流思潮的基本特点。这种现象不仅与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有关，更与人类在瘟疫面前的无能和无力感有关。
这次规模空前的瘟疫给人们心理投下了阴影，两汉时代以经学政治伦理为主题的社会主题，迅速转向了魏晋时代关注存在意义和生命真伪，这又进一步导致清谈和玄学的兴起。
更有趣的是，当时许多上层人士为了抵抗瘟疫，迷信经常服用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物会功效百倍。结果，由于经常服用这种有毒性的药物，这些上层人士的日常行为也显得独具特色。正如鲁迅先生所分析的：“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了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又由于服药时需要以酒为饵，而且药力必须借酒力发散，因此当时的士人大多有纵情饮酒的怪诞表现。
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灾难必然会对民众信仰与社会心理带来深刻变化。面对当时人口大量死于瘟疫的无奈现状，由于人们基本上束手无策，便往往求助于神怪仙人，这又导致了宗教的极度盛行。实际上在中国早期道教和佛教开始流行时，都是作为一种医道和长生道而被信仰的。以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为例。这种起源于战国后期的民间宗教，本来在西汉时期已遭到冷落。但到东汉末年，由于“伤寒”疾疫的流行，一些方士便以符水方术为人治病，使道教迅速在普通大众间传播开来。佛教也是如此。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最初只在个别贵族中传播。但到东汉后期，贵族信奉佛教已成为比较盛行的潮流。
鲍鸿想想，这也是必然的事情，要知道，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
这是什么概念？生化危机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吧？完全是末日危机的局面啊。要知道，末日降临的局面下，各种人性的爆发才是最大的危机，人类内部崩溃的速度比外在毁灭的速度还要快上无数倍。
天高不算高，人心第一高！
有句话说得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沉默是什么？绝境何尝不是沉默的一种？
绝大多数人在面对完全束手无策的时候，能够做什么呢？更何况这还不是生化危机这样有固定敌人的局面，而是瘟疫、病魔这个玩意，除了求神拜佛，怨天尤人，就算是鲍鸿自己也想不到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了。
在这个方面，鲍鸿也不是没有了解。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之类的问题不说，在经历过生死危机之后，很多事情也看的淡了，对于生死没那么恐惧，或许所作所为就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然而，不得不说，这种改变十有八九是恶性的，能够觉醒本性的无量光明的终究是少数，真正能够参透这一切，在战乱那等大毁灭中涅槃中无量光辉企图拯救世人的大觉悟者终究是少数。
李耳、孔丘、释迦摩尼等等，企图带领世人走近全新的境地的终究是少数。
当然，李耳出世，释迦轮回，孔丘也不是那种宣扬奋发向上的类型。
比较靠谱的励志类应该算是《周易》里面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的，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下句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两句意谓：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地，君子处世，也应像天一样，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自强不息已经渗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成为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因子。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自强不息、团结包容、吃苦耐劳、勤奋努力的高尚品质，不仅能够在自己的国家创业，还能够在世界各地努力奋斗，创造丰硕的成果。
可以说，要是考虑这个问题的话，鲍鸿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用这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