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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
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终结了晚明空疏的学风，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
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
历史学家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鲍鸿也是略有耳闻，不过也仅仅局限于闻其名罢了。
“乱入第六名武将，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阳明先生王守仁，儒术95＋”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庆年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故后人又称王文成公。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守仁的学说思想王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
阳明先生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更是辉煌的一生，是一个成功者的军事家，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更是一个成功的哲学家。
这样的人生，归根究底，就是他在实践自己的理论。
明武宗正德三年，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
知行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和实践论的命题，主要是关于道德修养、道德实践方面的。“知行合一”观认为：不仅要认识（“知”），尤其应当实践（“行”），认识事物的道理与实行其事，是密不可分的一回事。只有把“知”和“行”统一起来，才能称得上“善”。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思想包括以下两层意思。
其一是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王守仁认为知行是一回事，不能分为“两截”。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从道德教育上看，他极力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突出地把一切道德归之于个体的自觉行动，这是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从道德教育上看，道德意识离不开道德行为，道德行为也离不开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不能算真知。道德认识和道德意识必然表现为道德行为，如果不去行动，不能算是真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无不行，而自觉的行，也就是知。这无疑是有其深刻之处的。
其次则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守仁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他的意思是说，道德是行为的指导思想，按照道德的要求去行动是达到“良知”的工夫。在道德指导下产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的开始，符合道德规范要求的行为是“良知”的完成。
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程朱理学而发的。因为程朱理学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知”然后才能“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纠程朱理学之偏。
之所以在理学的教条之下能够衍生出‘心学’既是他在游学南北、沉浮宦海、澄心默坐中历练所得，也是明代士风熏染的结果。
明太祖惩元代宽纵之弊，用重典治天下，建立了一套极端的君主****政治制度，也造成了一代严峻的政治形势。有意思的是，明太祖本人却时常意气用事，喜欢和士大夫争个是非曲直，一旦理亏，或欣然认错，或廷杖相加。这种作风我们在明代其他君主如成祖、仁宗、宣宗、宪宗、武宗甚至世宗、神宗身上也可以发现。这样一来，在士大夫中逐渐养成了一种敢说敢为、欲与人主论短长的风气。通观有明一代，为君者任意杀戮、侮辱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但士大夫的气节也是历代罕见的，越是挨了板子，越是觉得风光，名气也就越大。天顺、成化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明初建立的极端君主****制度渐趋松懈，市民阶层和市民意识重新抬头，传统的礼教观念也受到强有力的冲击，士大夫中的讲学辩驳之风日盛，人们在受到长时期的思想禁锢之后，感受到了自由轻松的气息。到王守仁时代，出现了一批富有创新精神、追求个性自由的学者和艺术家。杨慎以他的诗、文、散曲，唐寅、祝允明、文征明以他们的书、画，向时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中，形成了王守仁的独特个性，并在哲学领域向程朱理学的教条统治发起冲击，从而对明中后期的思想解放产生重大的影响。
“王守仁这个我知道，不说学术问题，纯粹的军事水平就很吊！”鲍鸿笑道，“罕见的变态全能，牛叉至极！”
“前朝乱入第一名武将，汉赋四大家之一，西汉杨雄杨子云，儒术96。”
扬雄西汉蜀郡成都人。少好学，口吃，博览群书，长于辞赋。年四十余，始游京师长安，以文见召，奏《甘泉》、《河东》等赋。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任大夫，校书天禄阁。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西汉最著名的辞赋家。所谓“歇马独来寻故事，文章两汉愧杨雄”。
在刘禹锡著名的《陋室铭》中“西蜀子云亭”的西蜀子云即为扬雄。扬雄曾撰《太玄》等，将源于老子之道的玄作为最高范畴，并在构筑宇宙生成图式、探索事物发展规律时，以玄为中心思想，是汉朝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对后世意义可谓重大。
扬雄早年极其崇拜司马相如，曾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为已处于崩溃前夕的汉王朝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故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晚年对赋有了新的认识，在《法言·吾子》中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认为自己早年的赋和司马相如的赋一样，都是似讽而实劝。
如果纯粹是辞赋、散文等文学，杨雄却是担不上那么高的儒术水平，在儒术传承弘扬方面，扬雄批判神学经学，为的是能够恢复孔子的正统儒学。在扬雄看来，孔丘是最大的圣人，孔丘的经典是最主要的经典。
他说：舍舟航而济乎渎者，末矣。舍五经而济乎道者，末矣，又说：山之蹊，不可胜由矣；向墙之户，不可胜入矣。曰：恶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户也。因此，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仲尼之道犹四渎也，经营中国，终入大海；他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纲纪夷貉，或入于沱，或沦于汉。
但是，扬雄认为自孔子死后，孔子圣道的发展与传播却由于“塞路者”的干扰而受到了阻碍。在古时有杨墨塞路，当时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后之塞路者有矣，窃自比孟子。这里所说的“后之塞路者”就是指汉代的欲仇伪而假真、羊质而五虎皮、学也为利的虚伪、烦琐荒诞的官方正统经学。因此，扬雄要象孟子那样扫除塞路者，为孔子儒学能在汉代健康发展开辟道路。
这个思想也有其两面性，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很多人没有能够完全理解孔子的儒术，歪曲理解，所以才形成了众多的酸儒、腐儒、狗儒，那么回归主题，重新冲根本上去认识孔子的儒道无疑是正确的。
前面也一直再说，那些为人所传扬的大儒，不管是盛名还是骂名，就像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朱熹的三纲五常的，从本质上来说，人家建立学说的时候确实是在为百姓争取利益。但是到了当权者那里，不断被扭曲而已。
所以，解读原生态的儒学至关重要。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以为盲从孔子的思想，不知道与时推移，与时俱进，那么被淘汰也是早晚的事情。这样的观点无疑是与刚刚说的我注六经的观点相悖的。
从辩证的角度来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不能极端的偏执于一个方面，必须找到其中的平衡点才能够更好的利用。
在这里就是继承和发展的问题，那句话大家都会说，不外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罢了。
但是，因为立场、观念等角度的不同，眼里看到的精华和糟粕也可能是截然不同的，终究还是要做过一场才是。
当然，话说回来，在这个阶段，春秋战国再到秦汉也不过数百年，可以说诸子世家还在传承家学的阶段，尤其是造纸术不能普及，一书千金，根本达不到注解六经的阶段，纯粹的以继承为主，发展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而另一方面，前朝复活的人物，大多数不存在后世所谓的纯粹儒家，还处在儒家吞并各家优点的发展阶段。
至于具体情况，鲍鸿自然是完全懵逼的，他要能搞清楚儒家两千年来的发展史才是见鬼了呢！
不过，鲍鸿至少知道，杨雄这种大儒杀出来，直接就有很大的人气基础，发布学问的话是非常便利的，相对来说，后世大儒还需要先刷名气，困难程度比武将出名难多了。（未完待续。）
第224章 辞赋 儒术（）
“前朝乱入第二名武将，东汉时期天文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张衡，儒术90。”
“你妹，张衡大科学家你定位儒术？你这是在逗我吗？”鲍鸿怒道。
东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为中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张衡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指出月球本身并不发光，月光其实是日光的反射，他还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张衡得到了很多荣誉，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通才。
要说张衡，第一个自然必须说科学发明这方面，其他什么历史、历法、文学之类都得靠边站。
张衡在太史令任上发明了最早的地动仪，称为候风地动仪。据《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地动仪用精铜铸成，圆径八尺，顶盖突起，形如酒樽，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象装饰。中有大柱，傍行八道，安关闭发动之机。它有八个方位，每个方位上均有一条口含铜珠的龙，在每条龙的下方都有一只蟾蜍与其对应。任何一方如有地震发生，该方向龙口所含铜珠即落人蟾蜍口中，由此便可测出发生地震的方向。经过试验，与所设制，符合如神，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是没有过的。曾经一龙机发，地不觉动，雒阳的学者都责怪不足信，几天之后，送信人来了，果然在陇西地发生地震，众人于是都服其神妙。自此之后，朝廷就令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地方。
漏水转浑天仪是一种水运浑象。用一个直径四尺多的铜球，球上刻有二十八宿、中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