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畑俊六，日军陆军元帅。甲级战犯。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参加过日俄战争。历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第14师团长、航空本部部长、驻台湾军司令官等职。1938年任驻上海日军总司令、华中日军派遣军司令官，指挥侵略武汉的战争。1939年任阿部内阁陆军大臣，米内内阁时连任。1941年任侵华日军派遣军总司令，极力扩大侵华战争。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
冈村宁次，日本战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28年任步兵联队长，是济南惨案的主谋。1932年任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参加“一。二八”事变。1933年代表日方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1934年后曾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师团长、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是侵华罪魁之一。1949年又被蒋介石聘为台湾“革命实践研究院”高级教官。后死于日本。
第227章 武汉空战（）
1937年11月，南京保卫战期间，国民政府机关迁往陪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蒋介石由南昌飞抵武汉，在交通银行设立临时办公处，作保卫武汉的战略部署。国民党高级将领也云集武汉。武汉骤然成为中**事、政治中心，国民政府的领导中枢。
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后，日本政府认为，只要攻占武汉，控制中原，既可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就能支配全中国。为此，日方决定采取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双管齐下两者并用的对华政策，一边在占领区加速成立傀儡政权，以促进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一边调集兵力准备进攻武汉，摧毁蒋介石政权最后统一中枢武汉。
1938年1月6日，日军数十架驱逐机和轰炸机便飞抵武汉上空，编队超低空飞行，不可一世地盘旋一周之后，开始投弹扫射。飞机声、机枪声、爆炸声，填满了武汉三镇的空间。这一天，100多无辜平民惨遭伤害，连蒋介石的珞珈山寓所也遭到轰炸。
宋美龄一手扶植起来的中国空军，在蒋介石严令和空军委员会主任钱大钧策划下，由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具体负责，紧张地部署保卫武汉的空中决战。毛邦初亲到襄樊、衡阳、长沙各机场，将战斗机一律调到了武汉周围。
那时中国自己造不出飞机，全靠美国和苏联大力援助。特别是苏联，从1937年底陆续将200多架战斗机，通过兰州机场交给了中国。而由库里申科和拉赫曼诺夫率领的空军志愿队，更是一群骁勇无敌的空中战将。这些反法西斯国际主义战士大部分捐躯在中国战场，包括库氏和拉氏，仅武汉的一处墓地，就埋着15位俄罗斯热血青年。
从九江、黄石到武汉，沿线的监控电台24小时值班。当合肥、湖口等日军基地飞机起飞时，一有图谋武汉的迹象，武汉三镇的空袭警报便哇哇大叫起来。武汉的南湖、汉口的王家墩等机场的飞机也紧急发动，中国空军逐次飞向蓝天准备迎战。
第一次空战发生在2月18日。从这天早晨6时起，皖赣前线就不断传来敌情通报。汉口江汉关码头日清公司三楼上的航空委员会军令厅作战室，毛邦初和他的幕僚们为前线的电报紧张得喘不过气来。毛邦初接过军令厅副厅长张有谷的电报，瞟了一眼，一拳头砸在桌案上，大吼一声：“命令第三、第四大队，准备战斗！”
这时近40架日机沿着长江溯江而上，十多架轰炸机在中空翱翔，20多架战斗机升在高空，大摇大摆地飞向武汉上空。出发前，日机大队长交代：“我们的任务不是销毁弹药，是以武力威逼迫蒋介石投降！所以，诸君的攻击对象是中国‘秽多’（穷苦百姓）！是以死亡摧毁其精神防线！”
中国空军第3、第4大队分别从孝感、汉口机场起飞，26架苏式战斗机和27架美式战斗机，在空中准备迎战。近百架飞机在武汉上空绞杀一团。上下翻飞，你追我赶，机枪吐火舌，伤机冒白烟。中国飞行员吴鼎臣，是昨天刚从襄樊机场随飞行队飞抵汉口的。
起飞前，毛邦初对飞行员万分期待地说：“同志们，敌机几乎天天来武汉轰炸，武汉是我们的抗战中心，为了鼓舞武汉人民抗日斗志，委员长迫切希望能打掉敌人的嚣张气焰！”
这一仗空军第4大队飞行员英勇奋战，一举击落敌机13架。武汉三镇市民翘首观战，受到极大鼓舞。
4月下旬，孝感空军基地一架战斗机试飞中，偶然发现一架日军侦察机在低空飞行，基地指挥部闻报即令追击，务必将敌机击落。中国空军试飞机奉命追击，终将敌机击落。
指挥部接到捷报，当即驱车前往敌机坠落地点。从敌机残骸处发现日机驾驶员所佩戴的金质领章，证明是一个高级军官亲自前来侦察。在死者一本日记中得悉一重要情报：4月29日，是日本帝国天皇生日，谓之“天长节”。日本军阀为了讨好天皇，决定在这一天对武汉三镇进行轰炸，用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来为天皇“祝寿”，足见其惨无人道！该侦察机就是为这个目的，前来为这次大轰炸预先侦察，选定轰炸目标的。
空军指挥部将此情报立即上报，最高统帅部当即命令空军做好迎战准备。空军接到命令，各基地都积极准备，一部分苏联空军志愿队员也奋勇参加备战。
4月29日上午，日军果然按计划飞来轰炸。敌机尚未到达武汉上空，空军已得到准确情报，各基地警报一响，战斗机群立即升空迎战。最高当局命令空军在每次起飞执行任务时，必须在武汉三镇上空低飞盘旋一周，以让武汉市民得以目睹，受到鼓舞。这一次出动几十架飞机，更要向市民大展空军雄风了。
空军的有利地势是高度，居高临下为优势。然而当中国飞机在三镇上空盘旋时，敌机已经临空。中国飞机再升高为时已晚。敌机以优势对中国飞机攻击，刚开始便击中两架。苏联飞行员经验较丰富、技巧较高明。迅速摆脱敌机追逐，升高以掩护中国飞行员冲出敌围，形势极快有了改变。日机多为轰炸机灵活性差，中国50多架战斗机迅速将敌机包围。敌我飞机100余架在武汉上空展开激战。
壮观的场面引得无数市民走出防空洞，站在街道或爬上房顶观看，高大建筑物上站满了人。市民都为空军飞行员英勇歼敌而拍手欢呼。
这一次空战约30分钟，共击落敌机23架，受伤多架。中国飞机损失五架。
激战中，中国空军飞行员陈怀民的飞机中弹起火后，却不及时跳伞求生，而是驾机向敌机撞去，与敌机同归而尽。中国空军飞行员英勇无畏的精神，震撼了日军。
这次空战给日军沉重打击，此后一个多月时间里，不敢再飞到武汉三镇肆孽，对稳定民心起了极大作用。
第228章 军情紧急（）
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实施武汉会战，不仅令陆军在制定徐州会战计划时，要“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而且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向驻华日军舰队增兵。
徐州会战后期，华北日军第14师团土肥原部，于5月11日在菏泽以北地区强行登陆。
5月14日攻占菏泽后，即向陇海路进发，企图截断陇海路，阻止中**队东进增援，并向兰封（今兰考）发起攻击。蒋介石即令第27军军长桂永清率李良荣第46师及邱清泉第200师到兰封防守，又命宋希濂第71军向兰封与考城间的红庙附近集结，攻击敌之侧背。
5月20日，日军到达内黄、仪封、野鸭岗、楚庄砦及附近地区。蒋介石命令前线所有部队，统归前敌总司令薛岳指挥围歼土肥原师团。
薛岳向前线各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定于21日发动进攻。中**队已对日军形成半包围态势，却因桂永清和邱清泉过分轻敌而无充分准备，导致歼敌计划落空。桂永清命令第88师师长龙慕韩率部防守兰封，虽经一夜奋力抵抗，最终放弃兰封突围，退至开封休整。
兰封失守，薛岳大怒，当即向蒋介石控告桂永清贻误战机，请于严惩。但因桂永清和邱清泉都是留德学军事的，很受蒋介石器重，何应钦和陈诚都予力保，说兰封失守之责应由龙慕韩承担，蒋介石即批示将桂永清撤职查办，龙慕韩贻误战机，着即枪决。
兰封失陷，蒋介石与第一战区司令官程潜等均大为震惊。惟恐日军长驱直入，西取开封、郑州，以致影响整个战局，便急调在西安至潼关一带的第17军胡宗南部，星夜兼程开至开封。程潜在开封临时指挥所，制定围歼土肥原师团的作战计划。
5月24日，第71军接到向兰封攻击的命令。25日，宋希濂部署由第87师攻击兰封城东北面，第88师攻击城西南面。27日，第71军克复兰封；第64军也克复罗王车站。两军正准备乘胜分兵协同友军围歼土肥原部时，奉命驻守归德（今商丘）的黄杰第8军，对于日军增援之敌未作努力抵抗而撤退，致使归德失陷，影响整个战局。
两次围歼计划失败，薛岳大怒，当即向蒋介石控告严办黄杰。何应钦先安抚薛岳，又向蒋介石力保黄杰，蒋介石便在薛岳报告上批了“着即撤职查办”。不久，桂永清任海军总司令，黄杰任第20集团军总司令。
日军占领归德后，分兵两路西犯，一路沿铁路西进，一路攻击宁陵、睢县。薛岳令第64军及第71军等部，于民权、杞县、太康一线迎击西犯之敌。尽管形势已极为不利，薛岳仍不放弃围歼土肥原师团的计划。
第229章 蒋介石作出决断（）
在郑州临时办公的蒋介石，看到前线战局逆转，十分焦躁不安，便召见程潜和薛岳，询问他们对战局的看法。
薛岳说：“尽管两次围歼计划都没有实现，但土肥原师团并没有摆脱包围。以兵力而言，我方仍占优势，只要我军阻止敌人增援得力，仍有希望将土肥原部歼灭。”
蒋介石颇欣赏薛岳的积极态度，转而问程潜：“颁云（程潜字），你看伯陵（薛岳字）的意见如何？”
程潜苦笑道：“我们均有一举歼敌的迫切愿望；但是，作战不仅要运筹帷幄，指挥有方，而且也要依靠下面将士用命。”
言外之意，有些将领贪生怕死，作战不力。
蒋介石激动地说：“娘希匹！今后还要杀几个败类，以振我黄埔精神！”
程潜感叹道：“一些黄埔将领养娇了，没有与士卒同甘共苦的作风，更没有身先士卒、马革裹尸的决心。这决不是‘杀几个人’可以扭转的。”
蒋介石听了程潜这番话，皱着眉头十分不悦。
薛岳便说：“从这次作战情况来看，大多数将领还是十分努力的。个别将领已经受到惩办，足以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所以此时增调兵力，围歼土肥原师团尚不失时机。”
蒋介石转而看着程潜，要再听听他的意见。
程潜说：“归德失守后，日军分兵两路，其中一路沿陇海路两侧西进，已不单是援救土肥原师团，似有进犯平汉线许昌、郑州一线之企图。伯陵所言我军兵力上的优势，无非是从数量而言，但一些部队的士气和装备，是不可乐观的，时值雨季，进攻，转移，都会很困难。伯陵的意见是很积极的，但要考虑实际和不利因素，我也承认大多数将领作战很努力，将士也英勇，但突破一点即可影响全局。这在前线两次计划中已经出现。我们谁也不能料定，在此后作战中，就不再出现第二个黄杰、第二个桂永清。在战事不利时，如果再出现某部作战不力的现象，就难于弥补了。”
薛岳感到程潜所言看得深远，于是说：“程长官老谋深算，我不再坚持己见了。”
蒋介石见两人意见统一了，就更加忧虑，便说：“如果挡不住日军进攻，日军即可近窥武汉，形势就更糟了。你们有什么办法阻止日军控制平汉线？”
程潜说：“现在我军疲惫，需要整休，所以战力难以阻止敌人。”
他沉吟片刻，试探地问：“据说，陈果夫早些时候有一建议，不知委员长考虑过没有？”
蒋介石说：“是的，我考虑过了，但我一直希望，还是以军事解决为好。我在考虑，是否值得以政略的牺牲换取战略的需要？”
程潜很想说：“你为政略的需要，牺牲战略已非一次了，时值今日，怎么又考虑起政略和战略的问题了呢？”但没说出口。
薛岳沉不住气，说：“失兵者，乃凶器也，为战略需要，不该有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