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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豪商-第3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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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斯文当然不敢说自己是阿拉丁商会的商人,要不然会被赶出去的,所以就报了巴格达哲理大学(就是智慧宫,天方教理性派的大本营)的名号。这个可不比大理国崇恩寺差啊!

    “哲理大学?”大理国的老和尚没听说过,不过还是恭敬行礼,念了声:“阿弥陀佛。”

    白斯文也跟着行礼,念了声:“真主至大。”

    这时又有人在白斯文耳边聊开了,都是用生硬的北地汉话在聊,白斯文可以听懂。

    “听说了吗?这次的论道其实是因为东坡先生新收的一个门徒,名叫武好古的而起。”

    “武好古我知道啊,画中第一人,界河商市元首,是他吗?”

    “对,对,就是他兄台是辽人,应该去过界河商市吧?”

    “去过啊,界河商市怎么没去过?我还在万大瓦子吃过开封菜,会过阎娘子呢!”

    “那你可知道云台学宫?”

    “知道,吾儿铁牛现在就在云台学宫里面读博士”

    “博士啊,那可真是了不起了!那么实证论你也一定知道了?”

    “听过一耳朵具体啥意思就不知道了。”

    “这就是武好古提出来的,伊川先生就是要和苏门学士论一论”

    什么?武好古那厮提出个什么论,还要和程颐来论?白斯文难以置信:他有这本事?莫不是给了钱收买了程颐吧?

    “有请伊川先生,东坡先生,界河先生(武好古)”

    忽然间,有个中气十足的声音打断了大殿之内的议论,程颐、苏东坡、武好古这些大儒们要登场论道了!

    且听听吧!白斯文打起精神,一定得听听这厮到底有甚学位。

    当武好古登场的时候,全场轰动了!

    不是因为他长得特别有魅力,也不是因为他很可能是大宋首富(不算宋徽宗),而是因为他是带着宝剑上场的!

    一把崭新的“瓦雷利亚”式样的长剑就连剑鞘一块儿挂在腰带上。而且不止他一个人是这样,苏东坡、苏迨、苏过、吕好问,人人都带着长剑!

    为了说服这四位带剑,武好古这几天可是不知费了多少口水,最后还送出了四本名家真笔字帖,四人才勉为其难带着宝剑出场了。

    辽国、高丽国、日本国的儒生带把宝剑或者刀子出门那不奇怪,宋朝之前的儒生仗剑走天下也是正常的。孔门七十二贤外加孔子本人,谁不是挎着宝剑带着弓矢去传播大道的?

    可是宋儒讲究的是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的。陈状元(陈尧咨)射个箭都要被欧阳修写文章笑话的现在苏东坡的四个弟子居然一人带一把宝剑来论道了!

    你这个是想说不过伊川先生的话就用剑刺杀吗?

    太有辱斯文了!

    “东坡先生,你们怎么还带着宝剑?”

    主持论道的国子监祭酒周常有点看不下去,皱着眉头问。

    “老夫和几位学生为何不能服剑?”苏东坡笑着反问。

    周常道:“东坡先生难道没有听过‘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之句吗?”

    “汪德温的小儿之言,岂足道哉?”苏东坡说,“老夫是儒生,自然要依着礼记行事,礼记。少仪记载:观君子之衣服,服剑,乘马。先贤教诲,老夫不敢有违,因而老夫门下如今人人服剑。”

    汪德温就是汪洙,小时候是神童,做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就有一篇神童诗广为流传,其中就有“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还有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是从他的神童诗里面出来的。

    不过这位汪神童长大以后不大神了,科举考试总是落榜,直到一大把年纪才在元符三年(和武好文一届)才中了个进士,还是特奏名的,现在去明州当了个教授。所以苏东坡完全有理由奚落他一番。

    而礼记。少仪则记录了春秋战国时期“君子”(包括儒生)的标准穿着,就是要带把宝剑的。

第581章 论道——夺道统() 
    “依东坡先生所言,男儿欲遂平生志,不仅要五经勤向窗前读,还得服剑乘马善射箭了?”

    国子监司业刘逵笑吟吟地发问。

    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却含着一丝杀机。“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是宋真宗《励学篇》里的语句。宋真宗可不是随便苏东坡挖苦的汪神童。他要是乱开炮,回头就得有御史找茬了。

    “先帝的《励学篇》是鼓励无良田、无高楼、无良媒、无人随的寒门士子读书上进的。”苏东坡笑着说,“所谓穷文富武,习武的花销可比读五经高多了,不是贫家士子可以承担的。因此贫家子欲遂平生志,就只能读五经。勤读五经,乃是寒门上进之徒。对刘公路你是不合适的,你的岳丈现在可是海州巨富了,所以刘公路你的儿子还是应该允文允武的。”

    苏东坡的嘴巴真是不饶人,这会儿又把刘逵挖苦了一番。不过他的这番话也不是不能挑毛病,一个歪曲先帝最高指示的罪名大概是可以按上去的。

    当然了,只要东坡先生支持刘皇后当刘太后,那就什么麻烦都没了……

    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些什么的刘逵没有再和苏东坡斗嘴,而是笑道:“东坡先生,伊川先生,二位请坐吧。”

    坐而论道,当然是要先坐下再论的。不是坐椅子,而是依照古法席地跪坐。苏东坡和程颐坐好后,各子身后的弟子也都席地跪坐。

    首先开口的是程颐的高足侯仲良,他说:“请问苏门诸君,天、地、人,是否只一道也?”

    天、地、人之间是有一个道,还是有三个道,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这个争议后世的人们不大明白,不过武好古的记忆中存在两世的知识,所以很能理解。“只一道”的意思大概就是存在一个“神”或者是“理”。虽然儒家一般不言鬼神,但是“天理”近乎于神,其实是在向宗教演变了。

    而“非一道”则是“天人相分”(这是荀子的理论),天归天,人归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这套理论发展一下,也许就是无神仙论了。

    侯仲良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让苏门在“一道”和“非一道”之间做出选择,然后就能把论道拖向“孟子”和“荀子”两个路线的扯皮了。不过武好古的回答,却是出乎意料的。

    “天、地、人或只一道,或非一道。”武好古说,“既然以实证求道,自不能预设答案。只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一道’和‘非一道’,对我辈而言,不是答案,乃是假设。

    圣人问道、求道,却很少言及天道,其精髓就在于问和求。孟子言天人合一,荀子说天人相分,其实都是大胆假设。天人或许合一,或许分离。究竟如何,还须后人小心求证,方得其解。

    而伊川先生的天理之说,同样是假设,是在孟子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假设。所以天理之说可以信,可以不信,但不可以视之为终极之道。不可因为有了天理之说就不去求道,不去问道了。

    伊川先生,你说呢?”

    在苏东坡这些日子的教导下,武好古的嘴炮现在也越来越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实证之说摆到了各种假设验证者的地位。

    这就让程颐很难反驳了,儒学现在还不是宗教,所以天理并不处于不可验证批判的地位。武好古的“假设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吗?”程颐开口提问了。

    程颐的问题可不简单!

    天理难证,那就从人欲来反证天理!如果人和禽兽有异是因为有“仁义礼智信”,那么“仁义礼智信”从哪里来?最合理的假设无疑是来自“天道自然”,也就是天理了。这样天理不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明了?

    如果天理让人拥有“仁义礼智信”,以别于禽兽,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是天理的一部分,人就应该遵守实行……这其实是道德神学的逻辑。

    “叔正,”苏东坡笑着接过了问题,“我在儋州时常常见到山野之民,他们不知有仁义,更不尊礼法。那他们是人乎?是禽兽乎?”

    “山野之民并非没有‘仁义礼智信’,而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仁义礼智信’。”程颐道,“如果能得到教化,他们就能知道‘仁义礼智信’。而禽兽草木,是没有办法教化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仁义礼智信’。”

    额,这好像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武好古吐了口气,笑着问:“伊川先生,世上并不只有‘仁义礼智信’,还有‘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还有‘归心真主,真主至大’,还有‘人有原罪,神爱世人’。可见人有别于禽兽是因为可以教化,但是所信所知,乃是和教化有关的。而各种教化谁真谁伪,自然也要实践验证的。”

    “如何验证?”程颐眉头大皱,武好古话中有话啊!

    “自然是用教化来验证了!”武好古淡淡地说,“存天道,而绝外道!”

    这话说的……

    程颐的脸色微变,武好古好像在夺自家的道统啊!

    理学讲究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将灭人欲的道德圣人,当成了证道求道的路径。

    而武好古则拿走了程颐的“天理假说”,然后将“绝外道”当成了证明天理或者天道的途径。

    也就是说,就是要把相信各种外道的蛮夷统统教化了,才能证明天理(天道)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是存在一定关联的。

    “那你相信天人合一之说吗?”程颐追问道。

    “信而求证!”武好古说,“先贤提出假设,我辈当信,然后求证。若不信,又何须求证?若不求证,就是盲信,就是蠢人。”

    武好古这是在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神学的基础当然是神和信仰了。天理、天道创造一切和上帝创造一切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基督教的“道”,其实也有源头、本源的意思。

    所以构建出一个创造万物“天理体系”的理学,也就接近于宗教,可以回答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了。

    不过武好古要让实证主义和神学体系共存,所以就提出了“信”和“证”同在的理念。

    “信”和“证”当然不是矛盾的,要不然基督教和天方教体系下怎么会产生和科学和理性派?早期的许多西方科学家不仅信仰基督教,甚至本身就是神职人员。比如开创日心说的哥白尼就是一位教士。

    所以“实证主义”并不属于无神论的范畴——有神是假设,无神同样是假设,都需要小心而反复的求证,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而有了“实证主义”,也不等于就不需要信仰了。后世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那些人,不都信仰宇宙真理?

    当然了,程颐的那一套理学也不能不加改造就全盘吸收,因为理学的体系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太消极,而且也不利于对外传播——道德标准太高了,可就没有人肯跟着玩喽。

    ……

    “东坡先生,武崇道,你们可畏天命?”程颐接着提出了问题。

    其实他并不太在乎武好古的“夺道统”,因为“夺道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衣钵。

    “信天理”或是“信天道”,再加上“信而证”,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当圆满的体系。

    不过这个体系是对大儒大哲而言,不是对寻常人而言的。

    所以在国子监论道的第二天,程颐一开始就拿出了“君子三畏”中的“畏天命”来提问。

    苏东坡回答道:“吾信天道,当畏天命,惧天怒。”

    这个答案,当然也是武好古和苏东坡反复讨论出来的。

    天道、天命、天怒,当然还有归天,凑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神学体系。

    神学是少不了天堂、地狱那一套的,连哄带骗加吓唬嘛!

    如果无惧无畏,那就不是神学了。

    武好古补充道:“信天道,当遵守五常、五伦,最后归于天。若不畏天命,则必造天谴,必为天所弃。”

    他进一步解释道:“天道是万物之源,是自然知道。五常、五伦可以解释为天道之德,是人性和天道的联系。最后归于天,则是人死后归于自然,归于本源,得到最后的解脱。而不畏天命,不遵守天道之德,那就会遭到天谴天弃,不得解脱……”

    “那么人言和祖宗呢?”程颐又把问题引向了更加敏感的“深水区”。王安石的“三不足”(其实不是王安石喊出来的,而是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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