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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听说了这件案子之后，北方的官员士绅心里也是极不舒服的。但是崇祯十年的外部环境，却让这些北方的官员士绅无法和南方官员士绅站到一起去了。
自崇祯元年开始，北方的旱情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崇祯十年又是一个大旱之年，尤以河北地区最为严重。但是凭借着朝廷过去十年来对北方水利、交通设施的投入，今年的大灾害却变成了小灾害。
朝廷这些年对北方的水利、交通建设，对于流民的安置，对于灾民的赈济，这大笔的钱粮究竟从何而来，自然是来自于税收，特别是南方地区的税收。
崇祯元年时，陕西士绅们已经领教过，那些走投无路的灾民会怎么对付他们。一旦流民开始造反，这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毕竟暴民们最为痛恨的，就是他们这些地方上的士绅大户。
面对这样大规模、长时间的天灾，北方士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抵抗不住的。依靠朝廷拨款整修水利、交通和赈济灾民，才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而这也是过去数年来所被证明的。
为此，北方的士绅更信任和服从朝廷，也支持目前朝廷所实施的税收政策。虽然他们也要纳税，但从整个国家来看，现在大明的税收状况就是从南方征税而用于北方地区，北方的士绅百姓都是受益者。
只要稍稍有些见识的北方士绅都清楚，在这个时候支持钱士升，无疑就等于默认南方士绅偷税漏税的行为是正确的。虽然他们也能因此受益，但是他们偷逃的这点税粮还不够用于招募家丁保卫自家安全的。
正是出于这种顾虑，大多数北方士绅的态度就显得暧昧不明了。他们既反感李琎戳破了这个士绅阶层苦心维护的特权，又埋怨于像钱士升这样的南方士绅看不清时务。大明的北方士绅正竭尽全力的维护着社会的安定，而这些南方士绅却依然想要维系着过去的生活，连一分一毫的利益都不想让出来。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北方士绅都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的。京城、天津一带投资工商业的士绅们，就对于钱士升这类的南方官僚士绅极为反感，他们旗帜鲜明的在报纸上支持了李琎的做法，认为就应该给这些偷税漏税的南方士绅一些教训。
不过只要是真正了解这些士绅的人就知道，他们反对的不是偷税漏税，而是整个南方士绅阶层。
随着京畿一带工业的发展，工商业者正迫切的需要更大的市场。而就目前来看，江南地区的人口和富饶程度，正是整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最好的一处市场。工业品从北方运往南方的费用，也远比运往海外低廉的多。
但是，这个令北方工商业者垂涎欲滴的市场，却因为受控于南方士绅而始终无法全面向北方工商业者打开。
虽然朝廷撤销了内陆的税关，以方便南北物流往来。不过一直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江南地区，虽然在工业化的程度上开始落后于北方，可是其封闭的商品流通市场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却将北方的工业品限制在了几个特殊的行业内。
但凡南方自己能够生产的手工业品，北方的工业品就难以在江南地区进行销售。而随着上海贸易港口及江南制造局的出现，不少南方士绅也开始革新从前的手工作坊，开始向着工厂制造的方向前进了。
虽说这些投资工商业的南方士绅还不多，但是已经让这些北方的工厂主们感到担忧了。这些南方人可比他们会做生意多了，要是让他们将工厂也置办起来，不要说江南市场没有他们的份了，就连现在的海外市场也多出了一个竞争对手。
最让这些工厂主们感到麻烦的是，江南士绅同样也是大明的一员，他们不能用对付那些海外蛮夷的方式，用武力迫使他们打开大门。事实上，某些工厂主觉得，这些江南士绅还不如是蛮夷呢。
当钱士升的案子在京城流传开后，不少工厂主便意识到，这无疑是一个极好的打击南方士绅们的机会。因此在宫内和内阁迟迟不能发声的时刻，某些人就忍不住花钱在报刊上引导起舆论来了。
眼看着京城内的舆论焦点渐渐从钱士升扩大到了整个南方士绅身上，温体仁、惠世扬等人终于忍不住了再次向宫内上书，希望皇帝能够对这件案子进行最终的批示。
就连钱谦益也在一干南方官员的恳求下，不得不在皇帝面前替钱士升求起了情来。虽然他对于站在温体仁一边的钱士升并不感冒，但是他也不能对南方同僚的请求视若无睹。
公诉日过后的第十五日，朱由检终于召见了钱谦益、温体仁和惠世扬三人，跟他们一起商讨关于钱士升的案子。
朱由检拿着张慎言的判词向着三位大臣问道：“张慎言的判词，你们三位是怎么看的？”
温体仁第一个回道：“陛下，偷税漏税虽然有碍国法，但钱士升入仕以来几乎就没有在家待过，这显然是其家人和亲族借用了他的名义，向地方官府要求了好处。还请陛下念在钱士升以往忠勤于王事的份上，宽大其一次，以示圣恩。”
惠世扬、钱谦益两人也连连点头附和着，希望将这件事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朱由检将手中的判词放于面前的桌上，身体向后靠了靠，换了一个舒服一点的坐姿之后，方才看着面前的三位大臣说道：“钱士升不是不认罪吗？朕怎么去宽大一个自认没有罪过的人呢？”
温体仁顿时卡壳了，就在他绞尽脑汁的想要找点理由出来时，惠世扬不由站出来向皇帝说道：“虽然钱士升说自己没有指使家人和亲族偷税漏税，也没有令他们去偷换学田，在乡下纵横不法。
但这些人毕竟是钱士升的家人亲族，他们犯的过错就等于是钱士升的过错。因此臣以为，钱士升最起码也有一个治家无方的罪过，岂能自称无罪乎。”
钱谦益也跟着附和道：“惠尚书说的不错，有没有罪过自然应当由陛下来裁定，岂能让钱士升自说自话。陛下宽容他的罪过，天下人自然也就明白了他究竟错在什么地方了。”
朱由检看着钱谦益说道：“钱先生说的好，钱士升有没有罪，他自己说的肯定不算。
但是天下人究竟认不认同朕的决定，恐怕也没有这么简单。这些日*外的街头茶馆里，为了这件案子争论而斗殴的事件不知发生了多少起。
令朕更为担心的是，偷税漏税，在地方上横行霸道的，又岂止是钱士升一家。朕现在一句宽大是救了钱士升一家，但是其他人会不会变本加厉的藐视国法呢？”
三位大臣面面相窥，不知道如何回答皇帝的这个问题。看着三人陷入了沉默，朱由检不由开口说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治病救人终究是第一位的。
天下百姓都知道偷税是错误的事，我们的官员却认为这不过是件无足轻重的事，这才是让朕感到可怕的事。
朕看，宽大钱士升不过是件小事，究竟有多少官员士绅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才是一件大事。
将钱士升的案子发往各部、各省、各府、各县和中央官校进行讨论。朕倒是想看一看，他们对于这件案子的看法，之后我们再来谈宽大钱士升的事”
第541章 上海（）
对于钱士升的案子，皇帝虽然没有明确的表态，但是对于钱士升来说，这比直接给他判刑还要难堪。
原本对他的公诉不过是一个法律问题，最多也就是让他去职还乡而已。但是在舆论的发酵下，南北士绅的角力，再加上宫内和官僚集团的博弈下，现在他的问题已经上升为了一个政治问题。
钱士升不仅没有保住自己的官位，甚至连自己的名誉也没能保住。崇祯要求从中央到地方官员，对于钱士升一案人人都要表态的决定，使得钱士升的案情不仅传播了大明各地，批判钱士升偷税等罪行的政治表态也成为了政治正确。
在舆论没有发酵之前，还有些官员在私下替钱士升抱不平，认为这是李夔龙一党指使李琎对正人君子的打压，这是党争而不是一场公正的司法控诉。
但是随着舆论的发酵之后，这些官员的言论也被发掘了出来，百姓们大肆批评这些官员的言论，认为他们这是有意拿党争迫害的名义来搪塞自己的违法行为，这是犯罪分子之间的互相包庇。
李夔龙等人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好机会，他们一面借助社会舆论批评这些官员缺乏基本的政治素养；一面则上书内阁和皇帝，要求将这些官员调至官校进行普法教育，以纠正这些官员无视法纪的毛病。
中央官校自成立以来，发展一直极为快速，现在已经在各省都设立了分校。对于官员来说，进入官校学习可谓是喜忧参半，这有可能是朝廷准备提拔你的前奏，也有可能是朝廷打算处置你的调虎离山之策。
像李夔龙等人要求的，把这些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官员调入官校学习，显然不是为了提拔他们。
虽说这种调入官校学习的方式，比过去打入天牢的待遇要好一些，起码不用受刑罚之苦。但是，过去坐天牢起码还能博取一个政治声望，只要不死在天牢里总还有出头之日的。
可是将犯错官员调入官校学习，不仅博取不了百姓的同情，在政治上也就等于是被彻底边缘化了。在这点上来说，有政治抱负的官员倒是宁可进天牢也不愿意进什么官校学习去的。
因此当一些发声支持钱士升的官员被拉去官校学习之后，自上而下的官员们，顿时知道了应该如何对这件事表态了。即便和钱士升再怎么交好的官员，在维护他这个人之前，也要先表态他的罪行是确凿无误，不可否认的。
在外界的口诛笔伐之下，钱士升一度绝望的想要自杀，但是他终究不是高攀龙，对自己的生命还是珍惜的很。因此最终还是在皇帝的暗示下，在大明时报上公开发表了悔过的文字，从而换取了皇帝对他的赦免。
钱士升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是他的行为却彻底的撕开了士绅阶层的华丽外衣，让天下人看到了这袭外衣下是多么的肮脏和破败。
这次事件中，新兴的工商业主们在政治上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崇祯则利用这次的事件为社会凝结了一个共识，即偷税漏税的行为就是对于国家的不忠诚，一个对于国家不忠诚的人是不可以担任任何公职的，即便他有多么出色的才华。
钱士升一案扰动了大江南北的官员士绅，但唯有一处地方对于这件案子无动于衷，那就是上海。
从上海县升级为上海市，将松江府也一并吞下之后，上海就开始进入了全力以赴的经济建设当中。以上海县为中心的上海市中心，由上海县城和北面的苏州河之间的农田开始，将这座小小的县城发展成为了一座新兴的港口都市。
到了崇祯十年，上海县城以外的港口和北面新区面积已经隐隐超过了上海县城的面积，从苏州河开始往南建起了七横八纵共计15条大马路。
黄浦江和苏州河边上更是修起了十六处新码头，即便是如此，遇到繁忙的日子，依然有商船要停泊在黄埔江上，等待码头的轮空。
苏州河以南的土地已经比开埠的时期上涨了十倍，这使得后来者不得不越过苏州河购置土地修建库房。于是原本苏州河上的一座石拱桥和一座木桥，现在已经变成了五座桥梁沟通两岸。
上海的官员和市民都埋头于经济建设之中，试图为这座城市和自己创造更好的未来，哪里还顾得上去理会一场政治斗争。
八月十二日，是宋应升和马士英交接完成的日子，也是苏州河第六座桥梁，外摆渡桥落成典礼的日子。
外摆渡桥位于苏州河河口，也是仿照滦河大桥修建的第二座铁桥。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钢筋混凝土桥台和混凝土空心薄板桥墩，上部为全铁结构铆接桥梁，采用的是来自于大冶铁厂的熟铁，总造价为25万元。
这座铁桥和滦河大桥一样，都代表了大明目前最尖端的工业能力，也意味着铁桥的修建技术开始逐渐成熟。
外摆渡桥的建成，不仅方便了两岸百姓的往来，重要的是铁桥21米宽的桥面，也足以修建两条有轨马车，使得两岸的货物往来可以直接进行运输了。
宋应升替外摆渡桥书写名字时，认为桥名过于直白，于是将摆改为白，这座铁桥于是就变成了外白渡桥。
他参加了外白渡桥的落成典礼之后，便要准备坐船前往青岛，然后转乘铁路前往北京。不过看着身后这些宽敞的街道和那些鳞次栉比的建筑，宋应升心中顿时生出了一丝不舍。
几乎这里每一条街道的建设，他都一一参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