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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找你干什么吗？”杨文斌问。
：“知道。”
？“在此之前有没有人问过你，6月7号晚上打群架的事情？”
：“没有，他们可能把i我们炊事班忘记了。”
杨文斌，问道：“那天晚上，连队吹哨集合，你参与了吧？”
：“参与了。”
？“那么当着八连被打的三名战士面，说你们集合过来就是指导员让你们过来的，这话是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当时，听说战士被打了，我很气愤，就把事情说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是你们指导员支持你们出来的？”
：“因为当时我和指导员正在他的办公室，商量炊事班的伙食的事儿。然后，突然那名战士，回来说被打了，指导员很是生气，立即通知值班班长，出去吹哨集合，去找那几名战士，给他们点教训。”
？“就是说你是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
：“对呀！“
杨文斌说道：“好吧，你看一下这个笔录，如果内容与你刚才说的没有出入的话，你就写上，’以上内容我看过，与我说的一样，都是事实‘，然后签上你的名字。“
“好的！”，李涛非常听话，非常配合地写上了那段话，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摁上了自己的手印。
事情进行到这儿已经是初战告捷了。
剩下的，就应该是直接接触五连政治指导员。
说起五连政治指导员，杨文斌也是非常的熟悉。
因为，他同样是地方大学生干部，并且原来在政治处组织组股代培过。
他叫柏常青，个头儿不是太高，小眼睛，炯炯有神。
平时说话，总是爱笑，并且偶尔，歪一下脖子。
由于同在政治处工作过，杨文斌，和五连指导员在工作上，两个人是有交集的。
而朱干事和柏常青也是有交集。
所以，从私人感情上讲，两人谁都不希望是五连指导员指使并支持的。
因为，指使打群架的结果，毫无疑义的，就是处分。
打群架的战士，可以不处分，而指使打群架的干部，受到处分是毋庸置疑的。而且，八连的官兵也一直咬着听到五连战士说指导员是支持的这件事情。
现在杨文斌和朱焕友，手里有了两个战士的笔录，剩下的就是和五连指导员正面接触，攻下五连指导员本人了。
因为，尽管有两名战士的笔录，如果没有五连指导员亲口承认的笔录。事情也是不好做的，说服力仍然不够强。
于是，杨文斌和朱换友两个人，又找了几名战士，随便的谈了几句，做了笔录。然后，就离开了五连。
杨文斌和朱焕友，回到了政治处。
两个人，将调查的初步情况，向政治处赵主任做了汇报。
政治处主任赵亮平，原来以为也就是双方各打五十大板。
可没想到，杨文斌和朱焕友，真的调查出了五连指导员，参与指挥打架的事情，他也感觉很意外。
事实上，他和二营、三营都没有利益纠葛。
当然，他从内心来讲，也不想因为自己主导的调查。影响了二营和三营的主官。
可是，八连一直咬着说，五连政治指导员参与了，而且是，五连的战士，当着八连的战士的面儿说的。
再加上，政委的批示，将此事直接交由一营教导员来协助调查。
政治处主任还是高兴的，因为，一营教导员，是自己在干部股当股长时的代培干事，自己说话还是听的。
毕竟，这个事件的真相，如果调查出来了，成绩是政治处的。如果没调查出来，那是一营教导员的无能，跟政治处，还是没有关系。
现在调查出了真相，得罪人的，当然还是一营教导员。
当然，杨文斌也不是吃素的。
现在，他和朱干事两个人，将调查出初步结果，报告了主任，也就是赵主任也难置身事外了。
现在，最紧要的任务，就是和五连指导员直接接触。
两个人直接向政治处主任建议，根据他们现在取得的线索，向五连政治指导员，直接询问。
为了从心理上对其形成压力和震慑，他们商定好计划，在政治处会议室作为询问的场所。
于是，保卫股朱干事，给二营部打了电话，正式通知二营五连政治指导员到政治处会议室开会。
而杨文斌和朱焕友，两个人，则在政治处会议里，摊开本夹子，等待着他的到来。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听到“进来！”的声音后，五连指导员柏常青气喘吁吁地奔了进来。
他是在训练场，接到了营部的通知之后，匆匆赶来的。
杨文斌，请柏常青坐下，歇口气。
等他气喘匀了，就说道：“小柏呀，关于你们连和八连打群架这件事情，还需要你配合一下。做个笔录”
“好啊！”柏常青痛快地说道。
“好吧，下面咱们正式开始。”杨文斌说道，“我是一营政治教导员杨文斌，他是政治处保卫股朱焕友。
今天我们正式找你了解一下相关情况，希望你能够实事求是，并且，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任。”
“知道了。”柏常青貌似认真地说道。
“6月7日晚上，吃过晚饭之后，你都做了什么？”
“那天是周六，我刚吃完晚饭。然后，回到办公室看了一会儿电视。
忽然，听到连队响起了哨声，值班班长喊话，全连集合。
我以为是值班排长带着出公差呢，就没有干涉，继续看电视。
队伍带走了，过了十来分钟，又回来了。
我以为出完公差回来了，就没有理会。
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大概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保卫股朱干事等人，来连调查，说我连和八连打群架了，我才知道这件事。“
柏常青按照准备好的腹稿，有条不紊地叙述着。
耐心地听着他的叙述，朱干事飞快会记录着。
“那么，根据我们的调查，你们的值班班长和炊事班班长都证明说，是被打的战士向你报告，你一气之下，让连队值班员集合全连去阻拦，并打伤八连那三名战士的，你怎么解释？”杨文斌突然发问。
“他们两个是这样说的？”柏常青指导员沉默了，坐在那里半天不言语。
杨文斌趁热打铁地说道：“这件事情，战士们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该说的也都说了。
作为一名政治工作干部，事情既然是做了，就要勇于承担，推诿给战士，明显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柏常青又沉默了一阵，说道：“朱干事，来根烟。”
他知道杨文斌不抽烟，朱干事抽烟，也就直接和朱干事要了。
朱焕友递上去一根烟，找火点头，自己也点头了一根。
两个人吞云吐雾了一阵，柏常青仿佛下定了决心，痛快地说道：“没错，是我让战士集合去阻拦的。”
第三二一章 病魔，毫无征兆地袭来（）
“当时我也是冲动了”，柏常青说道，“团里安排的，让我们连看垃圾池，不允许往里倾倒建筑垃圾。
可是，八连的战士，不但不听劝阻，还把我们值班的战士给打了，哪有这样的道理？
这不欺负人吗？
仗着人多势众，咱也会。
我一气之下，就让班长吹哨集合，去拦那几名八连的战士，结果，接着发生冲突，打了群架。
得知八连也集合了，准备找我们报复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
这样报复来报复去，两个营都能打起来。”
为了逃避责任，我又集合全连，让大家在团机关来调查时，说是自发的。
后来的情况，你们就都知道了。”
谈话到此，杨文斌和朱焕友也是为柏常青惋惜：如果在战士被打之后，能冷静下来，不发生后面的冲突，那么理亏的，就是八连的干部战士了。
可是，事情没有假设，已经发生了，就得承受应该承受的后果。
询问完了五连指导员，杨文斌的心也就放下了。
终于调查出了真相，幸不辱使命。
剩下的事情，就是上报团首长，和团常委开会进行处理了。
这些事情，就是机关的首长的事情了。
连着熬了几天，杨文斌都有些受不了了。就回到一营，休息去了。
几天之后，团召开了干部大会，五连指导员因为组织支持打群架，受到了行政严重警告的处分；
而八连指导员则因为临危不乱，果断处置，受到了团里的通报表扬。
被打的战士，则由动手打人的战士赔偿了医药费，并且进行了道歉。
这件事情，经过几周的拉锯，终于落下了帷幕。
从周日上午开始，杨文斌感觉头发沉，浑身酸痛，不爱动，开始以为感冒了。
中午，去吃了一顿火锅，睡了一觉仍不见轻，摸头感觉热、烫，便从营部卫生所拿了温度计一量，已烧至三十九度八，只好去团卫生队打了退烧针。
可是，白天高烧退了，晚上却还是高烧。
没办法，杨文斌只好到团卫生队开了吊瓶，打了三天。
却仍是停留在三十八度上下，不能恢复正常。
期间又拉肚子，尽管在团卫生队吃了药，但仍是效果不理想。
周五，参加了团交班会，杨文斌发现视力大幅下降，不但远处树木重影，就连会议室对面的人都需要戴一下同事的镜子才能看清。
杨文斌这才意识到，自己真的是病了，不能再挺着了，就向团首长请了假，决定去煤都市检查。
他先是到了一家叫做银通的专科医院检查眼睛，检查的结果，果然有病变。于是，又到煤城最权威的铁东医院进行眼底造影，下午回银通医院取验血结果时，医生说血检不正常，白细胞比正常值少近一半，其他多项也不正常，建议他们立即住院治疗。
因为担心下午检查的指标不准，第二天早晨，杨文斌又到营城中医院检查血常规，可是结果仍不正常，医生建议马上到煤都市做骨髓穿刺，怀疑是血液病。
“血液病？难不成是白血病？”这可是晴天霹雳。
杨文斌念初中的时候，就看过岛国电视连续剧《血疑》，讲的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中学生，不幸患上了白血病，从而，因为输血，却发现了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父母的事实。
但是，尽管不是亲生父母，却胜似亲生父母，非常非常的爱她。
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女学生最后却也没有留住生命，在花季殒落了。
“这样倒霉的事情，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吗？”杨文斌实在不相信。
考虑到昂贵的治疗费用问题，他决定回团开介绍信，到部队体系医院去检查。
杨文斌乘上大客车，在一名小战士的陪同下，直接到了襄城的一三〇一医院进行检查。
俗话说，“朝廷有人好办事”。杨文斌便求了一名家属在这个医院工作的干部，联系人带着他们先检查尿、血，肺拍片，心电图，体温，将他收治在内一科，也就是血液科。
住了院，各种设备和措施就都用上了。
先是二级护理，做先锋试验过敏。
第二天，一天就打了七个吊瓶，从早晨七点，一直打到半夜十二点。
护理等级也相应提高到一级，要求卧床休息，二十四小时监测尿量。
李春华在得知杨文斌住院的消息后，也向单位请了假，挺着怀孕的肚子来医院护理杨文斌。
看到杨文斌，略有消瘦，躺在床上一级护理的样子，李春华立刻担心地哭了起来。
杨文斌知道她是心疼自己，就极力宽慰着他，告诉她，自己没是，只是小问题，找到病因就好了。
而医院，仍是按部就班地对杨文斌实施着检查。
接下来，是对肝、胆、脾、肾、心等脏器进行全面检查，抽了十几个试管血，分别化验流行性出血热，甲、乙、丙、戊肝、艾滋病。
甚至，还得做骨髓穿刺。
以前，杨文斌听说，只有危重病人，才需要做骨髓穿刺的。
“难道，自己真的到了那个地步了吗？不，不可能，自己甚至，除了发烧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症状”，杨文斌内心极力否认着。
十几个医生、护士，呼拉拉地涌了过来，给杨文斌脱衣服的脱衣服，转手术裙的围手术裙，打麻药的打麻药。
春华，作为家属，被撵出了病房外，这样血腥的场面是不适合让家属看到的。
杨文斌侧着身子，感觉到针管插进了肌肉，是钻心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