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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在第二次讨伐合肥中，不仅没能打下城池，反而在逍遥津遇险，如果不是部下拼死相救，孙权可能就挂在这里了。
而张辽也因为这一仗威震天下，陈寿在《吴主传》、《吕蒙传》、《蒋钦传》、《甘宁传》、《凌统传》、《潘璋传》等《吴志》六传中均有相关记载。
【威震逍遥津】
孙权久围合肥不克，又遭遇了疾疫，于是决定退军。当时大部队已经撤出战斗。只有吕蒙、蒋钦、凌统、甘宁以及车下虎士一千多人跟随孙权驻在逍遥津北。
宋谦、徐盛在这一战中都败阵而逃，陈武战死，潘璋处在队伍后头，便策马向前，横马斩杀两名宋谦、徐盛军中的逃跑者，靠着强压才让兵卒都转头接战。
那时甘宁引弓射敌，与凌统等拼死苦战。甘宁厉声问军中鼓吹手们为什么不奏军乐壮气，他刚毅凛然的叫喊，大大增加周围军士的士气。为了保护孙权，凌统率领亲近兵卒三百人冲入敌军重围，扶护孙权突围，但敌军已毁坏河桥，桥面上仅有两块木板，孙权策马疾纵奔过桥，凌统回身再战，手下人全部战死，他自身也被杀伤，但还杀死了几十个敌兵，估计孙权已经逃脱，他才抽身赶回。但桥断路绝，凌统只得披甲潜水而行。
孙权赶到自己的船上后，见到凌统十分惊喜。凌统痛心自己的亲兵无一人生还，悲伤无法自持。孙权抽起自己的衣袖为凌统擦泪，对他说：“公绩，死的已经死了，只要您还活着，何患无人？”于是任命他为偏将军，加倍补充他的本部兵卒。
据《献帝春秋》记载，张辽在出击之后，询问江东降兵：“向有紫髯将军，长上短下，便马善射，是谁？”降卒就说到：“是孙会稽（就是孙权）”。后来张辽和乐进相遇，都说为什么不早一点知道，二人便快马加鞭追击孙权，但已经没了其踪影，于是全军叹恨。
另据《江表传》记载，当孙权等骑马行至逍遥津桥时，见桥南板已被拆除丈余而不得过。在此危急关头，吴将谷利急中生智，于孙权坐骑后猛著一鞭，“以助马势”。骏马奋力一跃，飞桥而过，孙权夺路而逃，幸免于难。孙权脱险回去后，封谷利为都亭侯。
谷利，是孙权的左右给使，因为谨慎刚直成为亲近监官。谷利性格忠诚果断，正直刚烈，说话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孙权非常喜爱信任他。
孙权从合肥退军时，在逍遥津北面为张辽所袭击，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局面，多亏贺齐率三千人在逍遥津南接应，孙权才侥幸得免。事后，孙权登上大船，在船舱设宴饮酒，贺齐从席间走出，哭着说：“主公无比尊贵，应处处小心谨慎，今天的事情，几乎造成巨大灾难。我们这些部属都非常惊恐，如同天塌地陷，希望您终身记住这一教训！”孙权亲自上前为贺齐擦去眼泪说：“很惭愧，我把这次教训铭刻在心中，不仅仅写在束身的大带上。”
这一战后，张辽也是声望大增，曹操闻此，对张辽的表现大加赞许，并拜张辽为征东将军。次年，曹操再征孙权。军到合肥，曹操循行视察昔日张辽作战的地方，赞叹良久。于是给张辽增兵，多留诸军徙屯居巢。
乐进和李典也个有封赏，乐进增邑五百，并以进数有战功，分出五百户封一子列侯，迁右将军；李典增邑百户。
据《魏略》记载，此役之后，江东小儿啼哭不肯止者，其父母只要吓唬说：“张辽来了，张辽来了！”孩童就没有敢哭泣的了。
【惨败的孙权】
历史上孙权曾经出兵北上讨伐曹操多次，这一次孙权军在先前就已经攻克了皖城，扫平了北上的阻碍，合肥城内守军也有限，兵力只有孙权军队的不到十分之一，同时曹操还远在汉中一带，无法及时救援，孙权在战前不论外部环境还是兵力对比都是对其极为有利的，但也恰恰是这一次孙权输的最惨。
而孙权之所以会输的这么惨，首先要怪他自己。孙权仗着自己兵多将广，并没有把张辽等人放在眼里，来合肥之时没有防备，离开合肥之时也没有防备，结果两次都被张辽抓住了机会，损失惨重，自己都差点身陷敌手。
另外孙权作为统帅，有着世传的老毛病，就是不注意自身的安全，当年孙权的亲爹孙坚勇往直前，追击黄祖败军，结果中伏战死，他的亲哥孙策则是酷爱打猎，结果被刺客重创夭折，在孙权第一次讨伐合肥时，张纮就劝谏过孙权作为统帅要保护自身，结果这次孙权在退军时，大部队都走了，他自己偏偏要留下来，这不是作死吗？
而这一次合肥之战的失利对于孙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心里阴影，后来张辽抱病随曹丕南征，孙权对麾下诸将直接说到：“张辽虽病，不可当也，慎之。”
产生了心里阴影的孙权同时也开始转变自己的战略目标，本来孙权采取的是连刘抗曹策略，与刘备结盟共同对抗曹操，但当时孙权和刘备关系开始恶化，孙权又两度北上攻打合肥不成，他已经不再信服自己一定能打下合肥，遂开始将自己的目光转向了西边。
而孙权再连续攻克皖城，攻打合肥后，也激怒了曹操，为了还以颜色，曹操于次年，建安二十一年（216）再次发兵南下，并且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再次攻打濡须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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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34章 曹魏和孙吴之间对抗的暂停（）
建安十九年（214）皖城失陷后，曹操就曾经为此南下过一次，但没呆多长时间就返回了，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再次南下，并且于次年正式出兵讨伐孙权。
建安二十二年（217）春，孙权请降，两者之间长达十年的对抗得以告一段落。
【短暂的南下】
皖城失陷后，曹操于同年再次南下扬州，但曹操七月份南下，不到十一月份就回来了，也并没有相关战事的记录。
据《九州春秋》记载，当时参军傅干谏曰：“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无&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除了傅干之外，贾逵也有记载劝阻曹操南下，但现在已经无法确定其具体的时间了。
据《魏略》记载，当时曹操欲南征东吴，却正好赶上雨季，三军将士大部分都不愿意进军。曹操知道后恐有人要来劝谏，于是下令有谏者处死。贾逵与同寮三位主簿仍执意进谏，曹操大怒，问何人是发起者，贾逵承认，遂被曹操下狱。狱吏因他是丞相主簿，不敢上枷锁。贾逵对狱吏说：“赶快给我上枷锁。尊者（指曹操）怀疑我在他身边任职，会以此要挟你宽待于我，过一段时间他将遣人来视察。”狱吏于是给他上了枷锁。后来曹操果真遣人到狱中探视贾逵。后来曹操认为贾逵无恶意，遂恢复了其职位。
【再战濡须】
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在第二次合肥之战后再次南下，这次曹操准备给孙权一个足够的教训。
不过关于曹操出兵的具体时间，在《武帝纪》和《吴主传》中稍有不同。《武帝纪》中记载为“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二月，进军屯江西郝溪。权在濡须口筑城拒守”，而《吴主传》中记录为“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须。”（前文我以武帝纪为主了，这里说一下）
双方交战后不久，孙权命都尉徐详拜访曹操，请求归降，曹操同意修好，立誓重结为姻亲。就此曹魏和江东之间的对抗告一段落。
【暂停的对抗】
曹操和孙权在对抗近十年后却选择修和停战，这个当时局势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来曹操是当时最强的诸侯，而孙权是曹操最大的对手，但随着周瑜的逝去，刘备势力的不断扩大，孙权和刘备之间的联盟已经不再稳固，刘备也有取代孙权成为曹魏最大威胁的趋势，此时孙权和曹操都到了需要改变的地步了。
对于孙权而言，他虽然和刘备平分了荆州，暂时压制下去了矛盾，但已经无法改变双方联盟已经发生裂痕的事实，孙权在此时已经无法相信自己的盟友刘备了，同时孙权还在北线久久打不开局面，被挡在合肥之外，所以孙权已经不愿意在继续和曹操进行无谓的战争了。
当时曹操和刘备之间的矛盾也是一触即发，刘备那边已经在磨刀霍霍指向汉中，这时候孙权就有了休养生息的本钱，他可以看着刘备和曹操拼死拼活，然后再决定下一步。
而对于曹操而言，他虽然把孙权挡在了合肥之外，但自己也是很难跨过长江一步，当时孙权虽然屈尊请和，不过曹操实际上也无法渡江南下，同时曹操还要顾及汉中那边的情况，所以曹操当时放孙权一马就很正常了。
曹操未必不知道孙权指望自己和刘备火拼的意图，但单单一个刘备总比刘备加孙权好对付吧。
建安二十二年（217）到黄武元年（222），曹魏集团和孙权集团就此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和期。
【曹操和孙氏】
历史上曹操和江东孙氏集团之间的外交关系大致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建安二年（197）到建安五年（200），当时孙策从袁术麾下独立，为了谋求发展的空间，孙策积极靠拢朝廷，以对抗自己的旧主袁术和仇敌刘表，当时曹操也将孙策作为了牵制袁术、刘表的棋子所以两者关系接近于半盟友。
第二个阶段是在建安五年（200），当时孙策已经横扫江东势力大增，曹操对于其开始限制，不仅要求孙策的弟弟们入朝，还任命扬州刺史以动摇孙策在江东的统治，而孙策也不是好惹的，他在曹操和袁绍对抗的关键时刻准备出兵北上，并且还杀掉了扬州刺史严象，不过孙策于同年受到刺杀而去世。
第三个阶段是在建安五年（200）到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接受了张纮的建议没有趁机南下，而孙权继位后也逐渐稳定了局势。后来曹操讨伐北方袁氏，孙权进攻荆州刘表，二者关系不冷不谈。
第四个阶段是建安十三年（208）到建安二十二年（217），曹操在消灭袁氏后，又吞并了荆州，遂将目光转向江东，孙权为了自保被迫和刘备联盟以抗衡曹操，此后孙刘联盟先后在赤壁和江陵大败曹操军，双方的对抗转入均势。
曹操和孙权则围绕江淮一带展开了近十年的对抗，曹操过不了长江，孙权过不去合肥，随着刘备势力的不断扩张，二者再次谈和。
第五个阶段是建安二十二年（217）到建安二十五年（220），曹魏集团和孙权集团短暂的结束了对抗，曹操于公元220年去世。
第001章 天下未乱蜀先乱（）
三国时代的大幕严格意义上是由董卓拉开的，董卓也是使得中原大陆群雄割据的源头，但实际上在董卓入京之前东汉王朝就已经有地方产生了割据之势，最早的当然是凉州，而其次就是益州。
益州的割据起源于刘焉，而刘焉不仅是东汉末年恢复州牧制度的提议者也是最初的那一批州牧之一。
【谋划初始】
刘焉是鲁恭王的后裔，字君郎，江夏竟陵（今湖北天门）人。
刘焉师从祝恬，祝恬在延熹二年（159）由光禄大夫升为三公中的司徒，是大汉王朝绝对的核心官吏之一。刘焉本身才学不低，再加上祝恬的提携教导和皇室的身份，使得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先后在地方和中央都担任过重要官职，包括雒阳令、冀州刺史、南阳太守、宗正、太常等大官。
也是想远离中央躲避可能的风暴，于是他向灵帝建议道：“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叛乱，是由于刺史权小威轻，受到的制约太多，没办法有效管理，又因为用人不当，所以才引起百姓的叛离。所以应该改置州牧，选用有清廉名声的重臣担任，这样才能安定一方。”
刘焉的提议有一部分是出于公心，但实际上他也是替自己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