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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蓬莱阁聚会。
当然，蓬莱阁只是一栋楼阁，虽然有着许多仙气凛然的传说，但是对登州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因为这年代交通条件有限，你不可能指着它来为登州吸引游客，创造收入。
从古至今，登州最为让人熟知的，也是最为关系登州民生的，那边是是它一直是作为海运大港名闻于世的。
早在远古时，登州的先民就利用简单的航海工具，沿庙岛群岛“逐岛航行”，开辟了我国最早的航海历史，登州港也成为我国最早的海港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登州港就是“海王之国”齐国的出海口。所以登州港素以南北通达，历史悠久著称，其至辽东半岛的航线被认为是我国北方最古老的航线，而这条航线也历来为各代统治者所重视。
登州港是南北海上交通中枢，也是海漕运输干线上的最重要的中转站，其地位在大唐时达到顶峰。
大唐时的运粮航线，起自东吴的港口，沿江浙海岸，经山东东南部海岸，从成山转至登州港集散，即所谓“吴门转粟帛，泛海凌蓬莱”，可直发辽东。
大唐时，国力强盛，利用登州海行入高丽道，先后十余次大规模用兵高丽，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以登莱为基地，在此造船、运兵、运粮，登州港也逐渐成为大唐北方重要的水师基地，北方最具实力的海事中心。作为水师基地，登州港紧靠府城，无后顾之忧而又便于支援。因此唐时，登州港“帆樯林立，笙歌达旦”，极为繁盛。登州港紧靠府城，陆路交通比较便利，作为商港，货物贸易吞吐量较大。
大唐时，登州不但是大唐最重要的拓展海外基地，也是对外交往的重要来往中心。
大唐时，山东半岛海上对外贸易的港口主要集中在登州，登州港不仅是连接唐朝与朝鲜半岛和日本重要出海口，而且是通往渤海和南方沿海各地的良港，因此登州也成为成为北方海洋文明的传播中心。
第三五〇章 到登州（）
大宋朝建立之初，因为高丽对宋上表称臣，双方成为宗藩关系，登州港成为是大宋对高丽和日本之间文化交流、经济贸易和使者往来重要港口。
那时，高丽到大宋的使者大都是由登州港入境，大宋使者也由登州港出行。大宋第一次派往高丽的使者，便是从登州港口出行的。淳化四年二月，宋朝廷派遣秘书丞陈靖、刘武二人出使高丽便从登州港出发的。
在大宋初期，登州港的商贸地位在大宋四大港口中最为重要，无论是贸易额，还是地位重要性远远高于广州、泉州和明州这三大港口。
只是后来随着“澶渊之盟”后，辽国腾出手来对付高丽，通过两个大战让高丽国被迫臣服，高丽国从而断绝和大宋的宗藩关系，而此时日本政局的逐渐混乱造成对外贸易也急剧减少，再加上契丹族的航海技术的进步，完全摆脱逐岛航行的办法，从而时常在渤海海域进行阻扰，从而使北宋与高丽、日本通过登州港的贸易往来时断时续，登州的经济出现极大的起伏，港口的作用日趋下降。？？？
？到庆历年间，大宋朝廷对登州港进行封锁，禁止南方的海船进入登州港。除了登州港，莱州港也实行海禁。大宋时期，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方港口的地位逐渐上升，加上契丹对渤海海域的袭扰，大宋朝廷对登州港、莱州港施行了港禁政策，从而使得登州港商业贸易锐减，登州港也由盛变衰。
此后，北宋朝廷在密州板桥镇设立北方唯一的市舶司，专门负责山东半岛及临近口岸与高丽、日本等国的贸易。密州市舶司北通高丽，南沿海岸通明州、泉州、广州等港。京东、河北、河东等路也可以通过密州板桥镇输出商品，南方诸地向朝廷上供的物品也可用此航线。这样，登州港逐渐衰落，为密州板桥镇的密州港所代替。
但登州虽施行港禁，但是高丽的使者确实一直还是从登州港登陆。因为高丽的国都也在北方，从登州登陆海程近很多，而且是在渤海这内海航行，比去绕道密州需要经过外海风浪小、海图熟悉，也安全很多。
而且高丽国在登州经营几十年，还是颇有些关系和底蕴的，这登州城内很多高丽的侨民在此经商或是直接定居，而且许多原先的海商以及城内的很多坐商等，都跟他们高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为在登州城内有着这许多经营，所以高丽的使者往来，自然更喜欢从登州来大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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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州最早设立于唐高祖武德四年，最初时州治在文登县。武则天神龙三年，登州治所始移至蓬莱，从此蓬莱县作为登州州治的地位开始确立，以后再没有变过。
登州在大唐时，属河南道，到了大宋，登州划为京东路。
登州城周五里，高两丈五尺，临海而立，州城离渤海海边仅一二里路，引画河水为护城河。
登州城离得海边一二里，离得登州港也是一二里，因为登州城内的海边便是登州港。
登州港不但是对外经济贸易、文化交流和使者往来的重要港口，也是重要的水师基地。隋炀帝杨广在位之时，发动的对高句丽的五次征伐，便大多是水陆并进，动用了舟师，利用登州港的优势条件，运兵、运粮到辽东。到了大唐，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对高句丽、百济乃至新罗的战争，也多次利用登州港运兵、运粮到前线。从那时起，登州港就是重要的军事基地。
北宋时期，由于和契丹的敌对关系，登州港这里的军事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突出。
宝元、庆历年间，因为大宋在集中力量对付西夏的时候，为防止契丹从渤海海上泛海来攻，再实行登莱海禁的同时，在登州港开始设立刀鱼寨，以保护登莱地区安全，同时屏障登州海域。
大宋庆历二年，登州知州郭志高奉命在此构成一座城寨，以泊舰船。这座城寨依傍而建，位于北丹崖山下，临海而建，探入海中，扼守登州港咽喉。因大宋的水军使用的战船大都是长四丈，宽仅仅不足一丈，形似狭长的刀鱼，所以称为“刀鱼船”，这座水城便被称为“刀鱼寨”。
刀鱼寨修建完成之后，登州于刀鱼寨巡检，泊刀鱼战棹，备御契丹。朝廷还将这刀鱼寨的厢军，升为禁军，以表明重视。刀鱼寨的构筑，算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军港的雏形，对大宋海上的屏障契丹海上进攻，以及高丽、日本海盗的袭扰等军事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这座刀鱼寨在我国军港建设上，也算是开先河之作。
当然，如今的这座刀鱼寨从庆历二年建立，到现在只不过十余年时间，规模和建制还不是很完善，名声也不是太大。
钟浩之所以对这座刚创立不久的刀鱼寨耳熟能详，并不是来到大宋才了解到的，而是因为后世他曾来过这座蓬莱水城。
在历史上，随着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金国统治了北方，这座刀鱼寨自然失去了屏障辽东民族政权来进攻的作用，因此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荒废了。
直到大明建立以后，为了防备倭寇袭扰。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于洪武九年，下令在登州港内刀鱼寨基础上建造修筑水城。
登州府军民于是在刀鱼寨基础上，北砌水门，南设振扬门，以土城绕之，引海水入城，建成了蓬莱水城。蓬莱水城周三里，高三丈五尺，厚一丈一尺，东跨山，东南滨河。其实把丹崖山、刀鱼寨以及刀鱼寨以西的水域整合为一体，外筑城墙以围之，东设出口以通大海。蓬莱水城建成以后，朱元璋特地赐名“备倭城”。
大明派驻水城和巡防登州海域的水师，最盛时达六营。出身登州卫戚继光在领导平倭战斗时，曾在这“备倭城”训练水军，从而使得这蓬莱水城名扬天下，也让蓬莱水城成为中国古代军港建设的光辉范例。
蓬莱水城，南宽北窄，呈不规则长方形，负山控海，形势险峻。自古就有“京津门户”、“渤海锁钥”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水城有着完备而系统的防御体系和水师训练作战设施，因此，水城有着极其强大的防御能力。
水城在明代最为繁盛，荒废于清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蓬莱水浅，港湾泥沙淤积，不宜停泊近代大型的机动船，于是，商埠由登州水城移至烟台芝罘，蓬莱的区位优势逐渐萎缩，水城也由繁华变为荒凉。
虽说在历史长河中，蓬莱水城的军事价值或者商业价值，逐渐降低或者被废弃。然而这座特色而完整的军事建筑，却得以存留，一直保存到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
后世几经修缮后，呈现了蓬莱水城的原貌，可以让后世钟浩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人们感受下古代水军的文化！
这蓬莱水城便是依傍丹崖山而建，丹崖山上便是蓬莱阁，丹崖山下便是蓬莱水城，钟浩后世来蓬莱旅游时，自然是曾经来这蓬莱水城游览过。
当然，钟浩如今来到登州，自然也少不了故地重游。呃……当然，到底后世那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还是大宋的这个蓬莱阁和蓬莱水城算是故地，却是有待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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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登州城周四里，高两丈七尺，临海而立，城池算不得大城，城墙也不算太高，比起青州城来远远不如。
当然，登州城比起钟浩这一路来经过的潍州城和莱州城来说，也算是差不多大了。至于青州城，因为是望州，又是京东路路治，这登州城比起青州城来，多有不如，也算是正常。
登州最辉煌的时期，应该算是明清时期，那时的登州府是山东六府之一，城池经过几次扩建，规模比大宋的登州大了许多。钟浩来蓬莱旅游时曾经，看过蓬莱的县志，明朝的登州府城周九里，高三丈五尺，厚二丈，皆为砖石结构，扩容一倍多。如今大宋登州的护城河画水和城东的密水，到了大明，被扩容的登州府城纳入城中，成为城中河。登州府城除了正常四门外，另有三个水门，外加一个小水门，城池规模相当大。
虽然登州城不算太大，但是这临海而立却是一大特色，钟浩觉得等忙完了差事，一定好好在登州游览一番，顺便去海边玩玩。这来到大宋之后，这还从没见过海呢！
钟浩带着译使李光旭和两个差役在登州城西郊的驿站安顿好之后，便从登州城西门迎恩门入城。
钟浩一行先去了登州成为的高丽馆舍，去打探一下高丽使者的情况。当然，今天是没法天色已晚，自然是不便接洽高丽使者了。钟浩打算先去跟高丽使者约一下接洽时间。
从唐朝起，登州港作为跟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交流的重要港口，这城内也设有专门接待官方使者以及管理外来人员的机构。唐朝时，在登州设有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专门作为负责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使者的驿馆。
这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除了负责接待安排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的官方使者，还具有一部分“海关”和“使馆”的职能，管理入境大唐的非官方人员。进入大唐境内人员，需要由各自专门负责管理接待新罗国、渤海国和日本国人员的新罗馆、渤海馆和日本馆核发类似于后世护照和签证的“边碟”，才可以进入大唐境内。这种“边碟”会注明进入大唐外国人员的目的地和路线。进入大唐外国人员必须严格按照“边碟”上的目的地和路线前行。若是不按路线前行，各地官府发现后，可以将他们遣返。而且他们在大唐完成自己的事情后，回来的路线也必须严格按照“边碟”的路线行走，不能随意更改。
大宋建立以后，延续大唐的一些外交政策和举措，依旧是在登州设立馆舍，管理和接待外国来员，依旧是延续大唐的“边碟”政策。不过大宋建立时，渤海国早已被契丹灭亡，自然也就不再设立渤海馆。而朝鲜半岛新罗国也被高丽国所取代，这新罗馆自然也变成了高丽馆。
大唐时，新罗和大唐接壤，也可以走陆路，海路只是他们派遣使者来大唐的道路选择之一，登州的新罗馆地位还不是太重要和突出。但是到了大宋时期，因为高丽和大宋陆路交通被契丹阻断，这泛海交流，自然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在大宋和高丽保持宗藩关系、交往很是密切的那几十年，登州城内的高丽馆一度在大宋和高丽的关系中，有着重要地位。
不过随着大宋和契丹澶渊之盟之后，两国关系趋于稳定。契丹得以腾出手来对付高丽，在和高丽的两次大战之后，高丽向契丹修表称臣，和大宋断绝宗藩关系，双方官方交往迅速减少，这随后的几十年高丽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