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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命令一班长和二班长带着两个战斗小组边打边往后撤。仗还没打上一会，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不一会，天也开始黑了起来。看着苏军带着张成山已经离开了，我们才把孙龙珍的遗体背回。
副班长讲到这里，就听到有人在外面叫着让副班长去食堂吃饭。副班长就对大家说，‘大家赶快睡觉，有话明天再讲。’看着副班长去了食堂，大家这才一边议论着，一边开始上床睡觉。”
第四章：边防站生活（）
第四章：边防站生活
“周日是我们一周之中最轻闲最快乐的日子。可是因为近来边界形势紧张，站里规定周日早上也要安排军事训练。这天上午，我们排进行射击训练，训练完，要进行实弹射击考核。我们排三个班的士兵在射击场边集合起来，九人站一队，二十七人站成三队，听着副连长杨振林讲考核的标准和要求。其实，考核的标准和要求我们都知道，因为在我进到骑兵营三连的第一个月里的军训结束时，已经打过一次实弹。射击标准是100米卧射，5发冲锋枪点射30环为及格，40环为优良，45环为优秀。而半自动步枪9发子弹打出60环为及格，70环为优良，80环为优秀。可那次实弹射击，我打了个‘光头’，就是不及格。那次实弹射击几乎所有的新兵蛋子都被剔了‘光头’。可是，自从来到边防站之后，不但军事训练抓得比较紧，而且，射击能手和标兵也多，所以，我就常常请教他们，他们也非常乐意地指导我帮助我，教我掌握射击的要领和射击技巧，所以，我感觉我今天一定能打出个好成绩。
讲完射击考核的标准和要求，杨副连长又用非常严肃的口气对大家讲，‘同志们，眼前这靶子就是美帝苏修侵略者，我们要满怀仇恨，狠狠地打，准准地打。’
听着杨副连长的话，我想起了那天巡逻时看到苏军士兵站在设在我国境内的哨所前朝我们得意忘形的情景，我当时真想一枪打过去，让他尝尝子弹的滋味。可是，我不能开枪。现在，我可以开枪了，我要看看如果我这一枪打过去，是否能打到那个苏军的要害。
我进到射击位置，拿起冲锋枪朝着100米处的标靶瞄准。而标靶的中心就是那苏军的心脏。我瞄准后，连续打了五发点射。等了一会，那边考核人员报过来，说我打了42环。其中一个10环，一个9环，两个8环和一个7环。接着，我又开始进行半自动步枪的射击。九发子弹我竟打了73环，成绩优良。
回到宿舍里，副班长余长安就对我说，‘袁国孝，你今天真争气，成绩不错。’我谦虚地说，‘还不是平常你和班长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副班长说，‘不过，你还要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我说，‘那是自然。’我拿起脸盆刚走到水笼头边上接水，李排长过来，用手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小伙，今天射击成绩不错，给你们班争了光。’我说，‘全是平时排长和大家指导帮忙的结果。’
因下午还要进行篮球比赛，我是我们排里的后卫队员，肯定是要上场的。所以，我洗完脸就赶忙往食堂里跑，好早点吃完饭，到球场上练上一会。我进到食堂，人已经很多了。可大家并不象平常那样急着吃饭，我就纳闷。可当我坐在餐桌旁时，才发现餐桌上放的不是米饭，也没有土豆丝和白菜煮粉条，而是放着一盆红薯与米糠混合做成的汤。这时，我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阴沉着脸，不想吃饭，而且还有不少的人在说着怪话。因为边防站里的人差不多都是我们河南那边的人，在老家时，因粮食不够吃，每当红薯下来时，我们几乎大半年时间都是靠吃红薯度日，一天三顿吃红薯。等红薯煮熟了，全家老少一人拾上一碗红薯，没有菜吃，也不用筷子，甚至连桌子都不用，端上一碗红薯就站在家门外，跟别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吃着。不知道别人咋样，反正我是吃红薯吃伤了吃怕了，一见吃红薯就胃酸，就犯恶心。
这时，魏指导员就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伟大领袖**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现在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救。现在美帝和苏修也在对我们虎视眈眈，妄图对我们发动侵略战争，要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为此，根据塔城军分区党委安排，今天要对大家进行忆苦思甜教育。要让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听指导员这样一说，大家也就知道了，开始用饭勺舀着盆里的红薯汤，吃起了忆苦思甜饭。我哪怕是饿肚子都不想吃红薯，可是，因为是忆苦思甜饭，不能不吃，所以，我就挖了两勺稀汤，对付着一喝，算是吃过了。
因为中午饭没吃好，下午比赛时就感觉劲头不足，斗志不强。双方队员们上场时都显得有些懒散，所以，比赛时跑动和争抢也不是很卖力。观众虽然来了不少，可是，掌声稀稀啦啦，喝彩声也是有气无力。我开始还跑得挺欢，可是跑了一会，就开始感到胃酸，酸得老是想吐。所以，上半场一结束，我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换人吧，我实在是坚持不住了。’说着，便往厕所那边跑，在厕所里吐了一大片酸水。可是，等我从厕所那边回来，李排长对我说，‘小袁，你还得要继续上场，吴大个受伤了，上不了场，你再不上，人就不够了。’这时，双方比分是41：35，我们还差6分，如果吴大个一下场，那就更是没法打了。因为吴大个是我们的主力前锋。于是，我对排长说，‘吴大个咋说也不能下场，他一下场，比赛就一边倒了，那还有啥看头？’
正在这时，裴副站长和魏指导员带着一位三十四、五岁，穿着四兜军服的英俊军人来到李排长面前，说，‘李排长，这是八一制片厂来咱们边防站从事摄影工作的摄影师李连祥，现在编入你们一排三班。’李排长马上跟那人握手，说，‘欢迎欢迎。’
两人刚说几句话，下半场比赛就要开始了。吴大个见李排长不让他下场，就对李排长说，‘排长，我可以不下场，但我的腿受了伤，打不了前锋，只能打打后卫。’
李排长就搔头了，说，‘你不打前锋，那前锋让谁来打？’因为平时我们队能打前锋的也只有吴大个一人，他不打前锋，就再没人打前锋了。这时，那位刚来的八一制片厂的李同志就说，‘李排长，要不，我就赶鸭子上架，给大家凑个场面？’李排长朝李同志看了一眼，问，‘你也会打篮球？’李同志说，‘我过去是学校篮球队的。’李排长一听，高兴地说，‘太好了，那你就来打前锋，让吴大个打后卫。小袁就不用上场了。’
大家一看我们队换上了一个新人，还没认清这人是谁，就见李同志连续几个突破上篮，一下把比分反超为50；48。看着李同志高超精彩的表演，大家顿时振奋起来，不住地鼓掌喝彩。对方见情况不妙，赶忙叫暂停，又是换人，又是变换战术，准备把比分赶过来。可是，无论对方怎么变换，比分却是越拉越大。最后，我们一排以83：72战胜三排。
比赛一结束，大家都围过来跟李同志握手，簇拥着他一起来到了我们宿舍。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班长把李同志分给我跟我结成了一帮一的对子。而且他的床也跟我的床紧挨着。我想跟这样的人在一起，肯定会进步得很快。
不一会，我们就很熟了。他叫李连祥，上海人，34岁，党员，曾拍摄过《新沙皇**暴行》等多部影片，去过‘抗美援越’前线进行采访拍摄。他还给我讲了他们能来新疆边防拍摄，完全是中央特殊时期领导小组组长**帮的忙。听着他这话，我更是对他刮目相看了。他说在九大上，一些新闻媒体的领导从军代表那得知新疆军区可能要在丘尔丘特转场方面有些行动，就向**提出要求去新疆军区采访拍摄，**当时想都没想，就说：‘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但这些媒体向新疆军区提出请求时，说这必须要经军委办事小组批准。因新疆边民发生了外逃事件，边防管制很严，一般不接受采访；边防的食宿条件也比较差，不方便接待；边防形势也比较紧张，万一死了人，那就更是无法交代。可是，**知道这事后，立刻打电话找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还发了脾气，说：‘我的话在军队不管用吗？’黄永胜一听这话，赶忙通知军委办事组，允许新闻机构派人到新疆采访。
那天，他让我带他出去看看现在的中苏边界线。我带着他先是上到铁丘的山顶，指着各个方位给他讲着我们的边界线不断被苏军蚕食的历史和现实，还对他讲着前不久我们与苏军在40号界点附近发生的阻拦与反阻拦的冲突。他听着我的讲述，非常气愤，说一定要把苏修新沙皇的扩张野心和丑恶面目更彻底地揭露出来，让全国人民看清楚，让世界人民看清楚。
夜里，轮我在十一到十二点钟值班站岗。李连祥要求跟我一起站岗，说想体验一下边防生活。于是，我们俩人就上到了铁丘之上的观察哨所。我手握着钢枪，目光紧盯着西边那片千百年来一直属于我国的，但却被苏联侵占的领土。寂静的夜幕下，平坦的戈壁和美丽的阿拉湖都已沉睡，一阵阵清冷的夜风从寂静的空旷中匆匆吹过。不知在这寂静中，强盗们是不是也在沉睡？我想他们是不会沉睡的。越是天黑和寂静的时候，他们越是在想着如何地偷窃别人，抢劫别人。
山丘下的西侧，苏军那一前一后鬼魅一般的前哨还在亮着灯，象两只发着绿光的狼眼在死死地盯着我们，好象要乘我们不注意时朝我们猛扑过来。他们离我们只有数十米之遥，要是在白天，可以把苏军哨兵看得一清二楚。
我持枪站在哨所里，一边用目光紧盯着空旷漆黑的苏军边界和对面的哨所，一边问着李连祥，‘你是大学毕业，又是八一制片厂的摄影师，住在大城市里，生活得又舒适又幸福，为什么要来到我们这艰苦又危险的边防站？’
李连祥坐在我的旁边，说，‘我是革命军人，我的事业就是要拍摄出更多更好的影片，教育人民，鼓舞人民。’接着，他又感慨地对着我说，‘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一个人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我说，‘这是奥斯托洛夫斯基说的话。’因为我看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说，‘是的，我们都应该象保尔·柯察金那样活着。’
突然，我看到黑暗的戈壁中的远处有三四道灯光在闪动，虽然很远，听不到声音，但一看就象是苏军的坦克或装甲车在运动。我马上对李连祥说，‘李大哥，你看，那边有几道灯光在移动。’他朝着那边看了一会，说，‘那是苏军的坦克或是装甲车在活动，他们恐怕会有什么行动。’
过了一会，又见刚才灯光亮起的地方，有一片礼花般的火光映红了一大片夜空，而且，可以清楚地听到隆隆的炮火声。我就对李连祥说，‘那是苏军利用夜间在进行炮火演习。’李连祥说，‘他们肯定又在搞什么鬼，要不，这么晚了还不老实。’“
第五章 战斗前夕（）
第五章：战斗前夕
“和李连祥一起来边防站的还有两个人，一个是中央新闻纪录影片制片厂的记者温炳林，一个是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王一兵。一个边防站突然来了三名记者，也就透露出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铁列克提这边可能要有新的行动。我就暗暗地在想，说不定全国人民会在新闻纪录片上看到我在为祖国建功立业。
进到8月后，各种政治学习和会议突然地多了起来，从小会、班排会、党小组会，甚至还有动员大会。李连祥他们刚好有许多关于新沙皇的**暴行和罪行的纪录片，在宣传动员方面，也不用领导多费口舌，把这些纪录片一放，就让我们对新沙皇的**暴行和罪行看得非常地真切，非常地直观，心中充满着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
我和李连祥成了关系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就象是一对亲兄弟。他是摄影系的大学生，见多识广，经历丰富，所以，我们一有空就来到铁丘之上，看着铁丘两边的风景，听他讲着许多新鲜和有趣的故事。
那天，我带李连祥来到靠近无名高地的一座小山上。这里离无名高地非常近，可以看到无名高地的全景。他在这里呆了很久，而且还用照像机对准无名高地来回地察看，象是在为拍摄无名高地选点。
可是，正在他举着相机在独立石前面为我照像着，一架苏军的直升飞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了我们的头顶。飞机飞得很低，我们甚至可以看到飞行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