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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就在他们走在开阔地时，苏军的三辆军车从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急速地开了过来，在离我们中翼掩护组只有二百多米远的预先构筑的阵地边停了下来。接着，就见苏军士兵一个个地从军车上跳了下来。他们一边下着我们一边数着，等他们全部下了车，我们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是126人。我们相互之间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等苏军士兵全部地进到了阵地的掩体中，这时，裴副站长带领的巡逻队已经走到了离我们中翼掩护组的阵地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了。
苏军这时用喇叭对着巡逻组开始喊叫起来，声音很大，非常刺耳。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巡逻队进入了他们的边界，要巡逻队马上离开，否则就是侵入，将要给予回击。但我巡逻队员对苏军这种反应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们平时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英雄事迹报告，都比较夸大我军的机智英敢，而把敌方说得比较胆小怕死，所以，在事先的对敌准备中，有人就问到如果碰上苏军该怎么办时，我们的许多战士就大大咧咧地说，‘老修嘛，就那么两下子，见到了我们，也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从这种腔调中，就不难看见我们的战士还真是没把苏军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忘了：苏军也是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关东军的一支强军，如果他们不够强大，还会胆敢入侵有七亿人民七亿兵的中国吗？
“我们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苏军见我们的巡逻队还在朝前走，当即就开了枪。第一枪就把裴映章的脖子打了个贯穿，鲜血从他的颈部泉水般地涌了出来。第二枪又打中了我们排长李国桢，但李国桢的伤并不是很重。而这时，巡逻队还没有进入无名高地的争议地段。见到苏军开枪了，巡逻队员马上卧倒，匍匐着朝着我们的阵地爬了过来。我们很想开枪掩护裴副站长他们，可是，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枪。不一会，裴副站长带着巡逻队的10名队员爬上了这座只有七、八十米高的铁褐色无名高地。
他们刚撤到我们的阵地上，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朝我们的无名高地扑了过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苏军阵地上竟出现了装甲车。这是他们昨日下午就已经在阵地里埋伏好的。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了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正好对着我们攻了上来。
巡逻组的报话员曹新龙就蹲在我旁边，不停地用报话机向指挥部呼叫‘现在是九点零五分，苏军已向我开枪，将裴副站长和李排长打伤。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指示。’可是，这时一颗子弹将他击倒，接着，他的报话机也被苏军击毁。我们边防站只有两部报话机，一部由巡逻队的曹新龙携带，另一部在指挥部。我们左中右三个掩护组都没有报话机。曹新龙一死，报话机一坏，就使得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朝我们无名高地阵地扑来，可是，因为报话机坏了，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第一枪。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指挥组向我们发出了两枚信号弹，命令我们开枪反击。
看着苏军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友，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到指挥组要我们反击的命令，我们怀着‘保卫祖国、为战友复仇’的满腔怒火，立刻把子弹射向敌人。我们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苏军装甲车又掩护步兵从南侧向无名高地攻击，再次被我们击退。接着苏军又发动第三次进攻，苏军共出动装甲车10多辆，步兵300余人。装甲车从南北两个方向迂回到无名高地后侧，以猛烈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却遭到我们的顽强抵抗，多次冲击被击退。此时，我们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我们的口号是‘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因为眼前的情况是我们下不了山，而左右翼那两个掩护组也无法向我们靠拢。我们和两个掩护组之间有一片七八百米宽的开阔地，苏军的装甲车一直卡在这片开阔地上，切断了我们几个阵地的相互增援，使得我们只能拼死坚守。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我们又第3次打退了敌人的猖狂进攻。苏军看攻不上来，便改变战术，远离我军轻武器的有效射程，使用装甲车和火炮向我无名高地进行射击和轰击。我本想等敌人的装甲车靠近50米时再发射枪榴弹，可是，敌人的装甲车只是在无名高地下面平缓的荒漠地上来回跑动，不停地用枪炮朝我阵地远射。我见装甲车从东北角开始往南运动，距离在枪榴弹150米的有效射程内，便朝着装甲车发射一枚枪榴弹。因我从接到枪榴弹到开始执行任务，只有三天的时间，对它的性能还不太了解，使用也不熟练，又是第一次实弹发射，所以，我发射的第一枚枪榴弹，离人家装甲车还差得很远。我调整了一下枪口，对准那辆装甲车再次发射枪榴弹。可是，还是打偏了。正当我准备再发射第三枚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在了我的身旁，随着一声巨响，我被一股巨浪掀翻，然后被炮弹炸崩的石头埋住，我便昏了过去。
接下来的混乱战斗，我是四十年后才知道的。我方虽然只有100余人，但前方三个预设阵地都没有电台，后方与前方只能用信号弹联系，也就是用一、二、三发信号弹发布不同命令。可是，战斗打响后，指挥员发射两发信号弹后，怕前方看不见，又匆忙补发了两发，四发信号弹让各战斗组不明其意，所以造成了信息混乱。混乱的指挥加上原本兵力火力的巨大差距，各战斗组只能坐视苏军从容不迫地用四辆装甲车包围中翼无名高地，不断地进行炮击，使得铁列克提之战变成了一边倒的屠杀。战斗打到13时30分结束。坚守无名高地及其南侧小高地的边防指战员26人及3名随军记者全部伤亡。而苏军死亡12人，伤22人。
后来听说这次巡逻几乎准备了一个月时间，目的确实只是巡逻，但由于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为了确保巡逻队的安全，我方还在8月13日这天邀请了苏方边防代表到我巴克图进行会谈，以将其军官调离岗位，使我方乘机进行巡逻。按照惯例，我们会谈都是在上午时间10时进行。可是，当我方边防代表军分区副政委王新光同志上午10时准时乘车来到苏军边防站搭门时，苏边防代表巴申捷夫下车后气势汹汹对着我边防代表说：‘王新光，你的部队向我的部队开火了，我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说罢把皮包往胳膊下一夹，扭头就走。王新光脑子还没转过来，就说：‘哎！哎！说好的要进行会谈，你怎么就走了？’苏方代表巴申捷夫也不搭理，上到自己的车里，油门一踏就开走了。王新光只好乘车返回军分区，等他回到军分区时，这才得知战斗已经结束。”
第七章：被俘之后（）
第七章：被俘之后
“我曾多次想到过我会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为烈士，就让父母家人光荣，却从没想到过我会被苏军俘虏。即使我如果想到我会被苏军俘虏，我肯定会以引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战场的结局谁也不会知晓。它往往会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惊异和意外，却也让你沮丧和无奈。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接着，就有一大帮男男女女的记者进到我的病房，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录音机，还有人拿着钢笔和本子，几乎把病房挤得满满的。还没等我看清他们，就有人对我打起了闪光灯。我一见来了这多的记者，心里一惊，心想我现在是苏军的俘虏，如果我这又瘦又小，脸面有伤，红肿变形的样子让他们拍照下来，登在报纸上，那该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