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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北平市领导机构进行改组，从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了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11月，在彭涛、周小舟、谷景生、姚依林等人的领导下，北平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们成立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女一中学生郭明秋为主席，姚依林为秘书长。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在****建立了党团，彭涛为书记。
1935年12月6日，北平****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
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就在这天，传来了在日本侵略者逼迫下将于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广大同学和各界进步人士极为震惊。
12月7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决定于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8日，彭涛、姚依林、郭明秋、****、孙敬文等人开会研究，决定由****任游行队伍总指挥，姚依林、郭明秋进行队外指挥。
1935年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迁到北平的原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在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
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学生们示威游行队伍要从新华门出发，但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
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
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
游行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
……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传遍了国内外。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及时总结，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起来罢课。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恐慌，下令严禁学生的爱国行为，还派军警封锁一些重点学校。但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获知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决定在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凌晨，1万余名北平爱国学生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发了。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从不同方向前进，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最后在天桥会合。
12月16日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整队向前门方向行进。学生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阻截，爱国学生就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继续进内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打开城门。当局为了分割示威游行队伍，答应让一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但大部分学生须从和平门和宣武门入城。
12月16日下午4时，****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部分同学由前门入城后，城门马上关闭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同学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门和宣武门。但城门都已紧闭，同学们多次试图撞开城门，均未成功。后来几经交涉，军警答应以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先撤走为条件，可以打开城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入城。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两校队伍离开后，城外四周的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挥刀舞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过来，许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门入城的学生想去宣武门接应，当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遭到大批军警扑打，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
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再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面目。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2月18日全天，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
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
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100多元钱，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
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
两次游行示威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也使爱国学生们得到了锻炼和教育。之后，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
华胜利得知了这次爱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后的消息后，他下令在抗日义勇军独立旅也宣传“爱国学习尚能如此，我们抗日义勇军独立旅也不更加地努力刻苦训练，早日将日本鬼子侵略者打出中国去”的宣传……
第551章 少帅复出（）
第550章少帅复出
华胜利得知了这次爱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后的消息后，他下令在抗日义勇军独立旅也宣传“爱国学习尚能如此，我们抗日义勇军独立旅也不更加地努力刻苦训练，早日将日本鬼子侵略者打出中国去”的宣传……
但是，令很多在日本鬼子侵略的东北大地上被奴役的人们企盼的是，原东北三省的少帅张学良，既然在一九三五年的十月份复出，被重新执掌了东北兵的兵权后，他什么时候能杀回到东北，赶走日本鬼子呢？
而现在的张学良和他的近二十万的东北军，现在却在西北……
张学良对蒋的不满，至少可以追溯到1934年他从欧洲回国前后。此前，张学良以“不抵抗将军”之名，率东北军流亡关内，寄寓******之篱下，其地位，先从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降至北平绥靖主任，再至被迫下野出洋，最后几乎差点丢掉看家本钱东北军，个中滋味可想而知。故而，1934年回国前后，张学良开始频繁与反蒋派领袖胡汉民联络，并欲与两广军阀合作武力倒蒋。
虽然张学良稍后感激于******对自己的信任——仍让他张学良全权指挥东北军，而与倒蒋派脱离，选择继续拥蒋，但很快，这种信任又因东北军西北进行“剿共”战争中，被消耗而遭遇危机。
1935年10月到11月间，东北军在与红军的交战中损失了近三个师，尤其让张学良心疼不已。张学良的痛苦在于：与红军交战，一不能抗日以洗刷个人之耻，二是，势必消耗东北军而不能保存实力。无论怎么看都是一笔亏本的买卖。
所以，当红军在1936年1月份试图利用东北军被俘团长高福源，对驻守甘泉的东北军进行劝降工作时，张学良亲自驾飞机前往洛川与高福源谈话。张学良愿意亲自与中共方面的全权代表就共同抗日问题进行商谈。其部红军致中央的电报说，“张学良表示，他真抗日，愿以实力相助，急请我方派全权代表到洛川与张一谈”。
1936年1月20日，张学良又在洛川与中共代表李克农密谈了三个小时。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到，国民党内同情中共的国防政府主张、希望尽快对日开战者不乏其人，他自己即曾与阎锡山讨论过类似想法，并得到了阎氏的赞同。如果中共能站在诚意方面，他愿意为此奔走，赴甘肃、南京做大约为期两周的斡旋，如有成绩，拟约彭总及其他中共领导人面谈。但张氏同时又说，他不能同意中共提出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强调自己对蒋颇有好感。此一时期，中共方面也只谋求与张学良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不奢望其参加反蒋。
张学良之所以强调他对蒋的好感，是因为李克农在会谈中曾竭力劝说张氏接受“抗日反蒋”的口号。红军高层电报指示此次会谈要：（1）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2）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3）暗示彼方如诚意抗日反蒋，则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进一步助其回平津、东三省，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并暗示彼方，如有抗日反蒋诚意，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汉卿担任。
对张学良而言，“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无疑是有诱惑力的。但更有诱惑力的，或许还是电报中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毕竟在西北地域，按实力原则，东北军最强，由张氏担任“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是情理中的事情。
红军高层所谓的“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则显然是在向张学良暗示：红军的背后倚靠着强大的苏联。而与苏联取得联系，并在抗日问题上取得苏联的物资支援，则是张学良多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想当年，在1929年时，张学良曾轻率动用武力，试图收复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引发了著名的中东路事件，与苏联方面交恶极深。东三省沦陷后，张学良曾反省自己上述行为，自认不智。在张学良看来，列强当中，唯有与日本积怨甚深，且直接受到日本进攻威胁的苏联，最有可能援助他收复东北。故而在1933年夏被迫出洋旅欧期间，张氏曾想尽办法试图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但因苏联方面对其缺乏信任，种种接触都无疾而终……
1936年与中共密谈期间，受张学良敦请，原东北军将领李杜仍在上海寻找共产国际的秘密组织，但也是毫无结果。如此，当不难理解，红军高层指示李克农带给张氏的暗示——“军饷、械弹我方亦有办法助其解决”，对张学良而言，其诱惑力究竟如何了。
但这种口头上的诱惑力似乎仍不足以吸引张学良由“拥蒋”转向“反蒋”。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