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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留申科笑了。
第三三三章 难言之隐（一）（）
普留申科笑是笑了，可心里的难言之隐却是只有自己知道。
残酷的克里米亚战争，在交战双方损失了总计百万大军之后，硝烟渐渐开始散去。而对于俄国，旷日持久的“克里米亚噩梦”似乎却还一直笼罩在它的上空，趋之不去，压得曾经常常喜欢以“欧洲执法者”自居的俄国喘不过气，直不起腰。
在这个夏季，离开涅瓦河畔的冬宫，躲进圣彼得堡郊区、就坐落在芬兰湾南岸茂密森林中，豪华壮丽的被世人誉为“俄罗斯的凡尔赛”的夏宫（彼得宫），无论是身居两翼镀金穹顶、内外装饰极其奢华的大宫殿，还是现在坐在的完全采用了真正的中国漆屏风和家具，布置得充满着东方情趣的中国厅，亚历山大二世不仅依然没有感到丝毫的清爽，反而更加的郁闷和烦躁。
在他的面前，放着以法国、英国为首的联军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的停战条款，还有着好几份来自正陷于中国战场上的，他的驻华派遣军的一个比一个急的电报。
“黑海中立化，禁止各**舰通过两海峡。禁止俄国在黑海沿岸建立或保有兵工厂。多瑙河航行自由。”俄国从此将失去在黑海拥有舰队的权力，对黑海多少辈长期不懈的扩张努力，最终将前功尽弃。
“为了维护巴尔干地区的稳定，遏制强权，克里米亚半岛设置为军事缓冲区，由联军方面共同驻军、分区管理”。与此同时，还有必须要“把多瑙河口和比萨拉比亚南部割让给摩尔达维亚，高加索的卡尔斯归还给土耳其，并放弃对土耳其境内的东正教的保护权。塞尔维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宗主权仍归土耳其，由列强共同保证……”
近四年不堪回首的克里米亚战争，除去带给了他近七十万精锐沙皇士兵的伤亡代价之外，现在，他不仅仅是将要面对着一无所得的沮丧，丧失国土的耻辱，还要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俄国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的难堪和尴尬。
更严重的，这场错误的估计了形势、错误地抬高了自己的、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的战争，几乎榨干了整个的国内经济。由此而带来的不单单是风起云涌的农奴暴乱，更有一些曾经是那么极力鼓吹，乃至以各种方式积极投身于这场战争的官僚、贵族们，也开始怀疑起他们所忠于的沙皇陛下。那个拥有“男子汉的勇气和女人的虚荣心”的，处处标榜自己是欧洲的解放者君王，“到底是一个伟大、强悍的俄罗斯的斗士，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可不接受这一切的现实又怎么办？
为了战争，亚历山大二世可以说付出了一切应有的努力，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对大清朝的“无私援助”，拉动了国内铁路、机器制造等诸多行业的发展。只可惜他碰上了个穷得底儿掉的邻居，很快就再拿不出一点点的现银，整个一个空手套白狼。为了缓解危机，他已经开始考虑到是否应该叫那个大清朝倾其所有，怎么的也先给个仨俩的，譬如“抵押”些珍宝、字画，弄些丝绸、皮货、茶叶啦，哪怕就是弄上几万口猪呀、牛呀、羊啦什么的也行啊。
遗憾的是，都不成。不是大清朝不干，而是战局不给他那么多的机会。继塞瓦斯托波尔港防御战持续了十一个月，最终以沙俄军队丢掉十多万士兵性命的惨重损失，狼狈逃窜之后，前年六月，又爆发了高加索的卡斯激战。
他的沙俄军队包围卡斯，本想全歼城内十数万土耳其军队，一扫笼罩沙俄军队身上的晦气，也给自己这个沙皇争得一点儿可怜的面子，留条退路。谁知道先是九月攻城受挫，接着又是一个整整十个月的僵持。更没有想到的是，原本已经息兵歇马的法国佬，值此关键时刻，却又加入了战团。
“我的陛下，战争已经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这是亚历山大二世最为信任的统帅米哈依尔·哥尔查科夫亲王，从卡斯侥幸逃脱后发给他的奏报，此刻他又想了起来，“无论从士气，还是从武器上，我们都不是法军的对手。尤其是法军新组建的近卫军团，攻击力之强为前所未有。据我们曾经在塞瓦斯托波尔港防御战中抓获的英军军官证实，法军近卫军团是一支由太平天国给装备起来的优良军队，其所使用的火药、枪械、大炮均是自古罕见，令人难以想象。一支不到万人的近卫军团，可以轻松地撕裂并吃掉我们几万的军队集团……”
如果不是前线的军队将士已经被打得胆战心惊、丢魂落魄，如果不是在卡斯这个倒霉的地方又整整丢掉了他的十万大军，亚历山大二世哪里就肯接受其后奥斯曼帝国的斡旋，开始与联军之间艰苦卓绝的谈判？
进入实质性的谈判阶段，尽管对方是狮子大开口，条件提得吓人，但近东的事情似乎暂且可以搁到一边儿了，也似乎应当静下心来，仔细审度审度国内的混乱局面，找出一个尽快提升经济实力的好办法来，否则，再想找机会出这口气，那岂不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可偏偏这个时候，真是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啊，远东的问题又找上了门。驻华派遣军在山东威海的驻屯军不仅全军覆没，居然没逃出来哪怕是一个人，一艘船。亚历山大二世又是震惊，又是发懵。米哈依尔不是说了吗，太平天国一手武装起来法**团都能战无不胜，更何况人家自己的军队了。
两线同时遭受残酷的打击，好好的一个帝国闹得到处都是窟窿，该怎么补？唉，对下面那些乌鸦似的胡乱叫唤的人发出的噪音，谁的也不能听，“巴黎合约”看来是不能不签。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丢了一个克里米亚，总比丢掉了东宫要好得多。
那么，如何来面对中国的艰难处境呢？普拉雅廷等人看来是想借助大清与太平天国准备和谈的空隙，加紧补充在华的军队，确保划黄河而峙的理想方案能够得以实现，这可能吗？
面对着工艺极其精致的中国家具，面对着屏风上活灵活现的水墨丹青，亚历山大二世无奈地叹息。普拉雅廷们真是白白在中国呆了这许多年，想的实在是太简单、太天真了。战争是要花钱的，本沙皇却是罗锅子上山前（钱）紧，在这么折腾下去，只怕本沙皇陛下的宝座都要换人了。亚历山大二世的这种担心可不是空穴来风，他可是清楚的很，直到现在，还有不老少的人在怀疑，那位挑起克里米亚战争的元凶，前沙皇尼古拉一世的突然服毒自杀是与他有关。
第三三四章 难言之隐（二）（）
说起来也不能过多抱怨那些对他产生怀疑的人，亚历山大二世自己都明白，在沙皇俄国的历史上，弑君篡位那简直就是一件太平常不过的事情了。远的不说，再往前推两代，当年的亚历山大一世，不就是策划了谋杀父亲保罗一世的政变，才成为的俄国新沙皇吗。
再说说自己的父亲，那位已经步入天堂的尼古拉一世，当亚历山大一世驾崩之后，都传言说当年还只是尼古拉大公的自己的父亲，曾经一再向当然的沙皇继承者――王兄康斯坦丁大公宣誓效忠，可康斯坦丁却自己主动、自愿地放弃王位，从而又一代沙皇的皇冠就顺利落在了自己父亲的头上，当然，也就有了自己现在。
其实，对于这样的传说，亚历山大二世自己都不太相信，一贯残暴的父亲会那么低三下四地情愿给王兄打杂？指不定中间有着多少为人所不知的内幕哩。
既然宫廷内部总是有着这种时时刻刻也许都会存在的危险，亚历山大二世就不能不为自己好好地打算打算了。
宝座要想坐稳，就得“国富民强”，自从一接替先皇坐上金交椅的那一刻起，亚历山大二世就下定了这个决心。先皇尼古拉一世正是窥探到了国内落后的农奴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一个强大的封建帝国建设，试图以仅限于在不损害地主阶级的利益的范围内，对危机四伏的农奴制度加以变通。可惜此路不通，也正是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农奴制，转移由于国内的破败不堪而引起越来越多对沙皇充斥着不信任的人的视线，这才发动了克里米亚战争。
痛定思痛，亚历山大二世深切地明白，一切都是万恶的农奴制惹得祸。看看这乌烟瘴气的国内，看看那些无恶不作的刁民，在过去的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总共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农奴暴乱七百零九次，平均每年能达二十四次以上。尤其是今年，才过去刚刚半年啊，各地农奴的暴动居然烧起来七十余次。
难怪他的警察局长在报告中惊恐地呼喊，“农奴制度是国家脚下的火药库。”难怪他那个颇有天分的军事大臣德米特里·米利乌汀两年来一再地提醒他，“农奴制是建立一支现代化的、机动灵活的，而且能够迅速作战的军队的直接障碍。”更难怪一场克里米亚战争输得一干二净了。
为了振兴这个已经步入暮年的俄国，在不得不接受与联军和平谈判的同时，亚历山大二世开始秘密着手策划农奴制的改革构想。首先，在宫廷这个圈子中，他得到了他的姑妈埃琳娜·帕夫洛芙娜公主的鼎立支持，并给予了巨大的勇气。
埃琳娜·帕夫洛芙娜公主曾经向他透露，其实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一直就期望着自己的儿子能够从他跌倒的地方爬起来，去成功地解放农奴。不仅如此，姑妈公主还深入到官僚、王公贵族及学者们之中，到处寻找支持他的力量。这样一来，除了来自政府要害部门的决策层的相当支持力量外，各种各样的崇尚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和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等等的有知识的精英们，也渐渐汇集成一股紧紧团结在他周围的强大力量，坚决支持农奴解放政策。
于是，就在上个月，亚历山大二世亲手成立了“沙皇俄国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开始筹备改革，同时向他的臣民们保证，上帝可以看到，生长在沙皇俄国的所有人将会充分享受到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
说来也许有人不想相信，亚历山大二世之所以这么果断地决定来一场这样的大变革，除去他在国内经过了一番准备和策划之外，还有来自中国的因素。在作为他派出去的两只手、两只眼睛的普留申科将军和马尔雅诺夫来自中国的信息中，他知道在那里的太平天国政府也在从事着这样的一个严峻的工作，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他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认真而细致地研究了俩人的报告，从太平天国政府利用土地改革把一批又一批本分的农民，一下子改变成一个强大政府的掘墓人的演变中，他更加悟彻到了一个真理。
不过，太平天国的那种政策，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生猛了，那整个是一种颠覆，是万万做不得的。当然，借鉴之处还是有的。于是，在他宏伟的改革构想中，改革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宣布废除农奴制，农奴全部获得人身自由，包括迁徙、婚姻、改变职业、拥有财产、订立契约等的自由；二是要规定，全部土地为地主所有，农奴必须按照规定赎买将属于自己那一小块土地，转变成农民。至于赎金？赎金的数额至少得为原土地实际价格的两至三倍。鉴于负担太重，也许有人会承担不起，那干脆这样，农奴们支付一部分，其余由善良的沙皇政府以有偿债券的方式代付，但是，农奴们必须要在五十年内连本带息还清。
对于太平天国政府还在各地没有普及的农民互助制度，亚历山大二世也是极感兴趣。他决定，沙皇俄国的改革还要有其他一些方面，如将获得自由的农奴，也就是未来的农民，一起组织到“公社”中，公社的公职人员可以由农民选举产生，但必须服从地方行政机构的管理。
不能不说亚历山大的改革极富良苦用心。他清醒地明白农奴获得解放之后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但是，连带土地解放农奴，让农奴无偿地获得他们一直所经营的土地，在这场不是革命而只是改革的过程中，他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土地的产权本来为农奴主所有，农奴的经营权是同他们的农奴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亚历山大也只是想如何最大限度地使封建贵族和农奴二者都满意，在巨变的同时维持国内局势安定而已。
亚历山大二世既然铁下心来要做沙皇俄国这场伟大改革的设计师，要永垂千古，那么，他也就十分地清楚，现在，他不仅需要的是时间，还要有一个和平的外界环境。克里米亚丢了无所谓，在中国，以前想得到的东西，是不是也该暂时放弃呢？他矛盾，但知道只能如此。
作为一个敢于冒险改革的“大政治家”，什么该丢，什么不该丢，他不会不明白。能保住《中俄瑷珲条约》，能保住在中国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