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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报设备、电报类型上大体分类，杨寻真发现，上海的地下电台可分成两大类：
一类设备比较差，发出来的声音干涩沙哑，但发报机功率非常大，显然是向遥远的地方传送信息，这一类的电报全是阿拉伯数字密报。
另一类设备比较好，声音清亮、手法高超，显然是经过严格的训练，但发报机功率要小一些，适宜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通讯，这一类电报全是英文字母密报。
杨寻真在美国中央情局接受培训时，接触了大量的中、日军队的密报，她非常了解双方的密报习惯。
中国军队惯用数字密报，而日本军队更喜欢使用英文代码。
由此，杨寻真判断，第一类电报应该属于中国的地下机构，简单地运用排除法，第二类就属于日本人了，这样的大功率信号源有两处。
区分开以后，杨寻真决定用全部的精力，来对付日本人的秘密电台。
杨寻真选择了日军驻上海宪兵司令部的电台来进行侦听，因为在冯晨的协助下，杨寻真很快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电台信号，同宪兵司令部的信号区别开了。
对于密码破译专家来说，电台的日变大大增加了侦收的难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会变到什么频率上去，也不知道它使用什么新的呼号。
不过这些难不倒杨寻真，经过长期的训练，她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对电台报务员的发报手法特征过耳不忘，这也是杨寻真特有的天赋。
她能听得出来军统总部和中统总部，发报的是哪个报务员，不管他们躲到什么地方，只要一发声，就会被杨寻真抓住。
她甚至推算出了军统和中统总部四个报务员的值班表，有时候，某一时刻，某个报务员没按杨寻真的值班表上的时间出现，杨寻真会默默地说：“又临时换班！”
除了这些，杨寻真还侦听到向延安发报的大功率的电台信号，这个信号源也有两处，杨寻真分析，可能一处是八路军办事处，另一个信号源，应该是秘密的。
杨寻真天生对无线电感兴趣，有时候，一整天全待在地下室内不出来，很多次，冯晨让方晓曼换下杨寻真，可是，她稍微休息一下，又继续上机。
杨寻真把抄录下来的电报一一存档，继续集中精力对付日本人的电台，耐心收集素材，寻找对手的破绽，一步一步慢慢地走向那虚无飘渺的终极目标。
杨寻真的美国密码破译老师威尔逊教授说过：“日本人是天生缺少数学天赋的民族，他们永远编制不出第一流的密码。”
同样，威尔逊教授还说过：“从事谍报工作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准则，译电员和报务员必须是双人，决不允许同一个人身兼二职，甚至不允许在同一个地方译报和发报。”
这几日，不管白天夜晚、吃饭睡觉，杨寻真的大脑里一刻也没停止对对手的琢磨。
根据威尔逊教授讲授的第一条定义，对小日本的密码，在战略上尽可以大胆藐视，充分树立破解的信心。
根据威尔逊教授的第二条定义，通过从冯晨那里了解的情况，杨寻真分析，日本军队上的电台随部队打仗，不可能随身再带一个译电员。
日本军人的狂妄，再加上谍报工作危机四伏的特征，决定了这些日本军人们，不可能随身携带一本密码本，也就是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这部电台，不需要密本，收报员凭大脑记忆就能编制和译解密报。
毫无疑问，日军宪兵司令部使用的是密表加密体制。
有了这个初步的收获，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复制出日本军方的密表，这是一项非常艰苦而又细致的工作。
但完成这一步工作，仅仅是破译这套密码的起步，更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那就是找到他们的密钥。
如果把整套密码比喻成一个保险柜的话，到编制出密表这一步，仅仅是复制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保险柜，并且对这个保险柜的设计、结构、性能等特点了然于胸。
而密钥，才是最终打开保险柜的钥匙，没有这把钥匙，就连保险柜的设计和制作者，也同样无能为力。
锁定攻击目标之后，杨寻真的日程变得简单起来。
好在，她根据冯晨给她提供的日本外务省“樱花会”的密钥，也就是那本《源氏物语》，很快破译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同日本外务省之间的通信联络。
但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自有他们的一套密码，密钥也许连平冈龙一也不太清楚，没有密钥，杨寻真便无法破解日本军方的密码。
为了取得日本军方的密钥，杨寻真每天在固定的时间内，把收讯机调到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电台，抄录下他们的电报。
其余时间，她则把电台锁定在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那部大功率电台上，全天候监听，收集的素材越来越丰富，但是破译毫无进展。
杨寻真的工作变得更加枯燥、乏味而繁琐。
武汉会战正进行到关键时候，早一天破译日军的通讯密码，则早一天对武汉会战出一份力量，她要找到那把破解日军密码的钥匙。
杨寻真感到自己仿佛是站在一片一望无际的沙滩上，而他所需要寻找的密钥，就是这沙滩上唯一的某一粒沙子。
如果漫无目的地寻找，仅凭一个人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的，靠自己，那是不可能成功的，必须走捷径！
可是，捷径在哪儿？杨寻真觉得自己不但没有走近捷径，反而钻进了对手设置的死胡同里，眼前一片混沌，没有方向、没有光明、没有希望。
在冯晨的建议下，杨寻真只能暂时放下手里的工作，调整一下疲累的大脑，她从地下室里走了出来。
来到自己的住室门口，杨寻真发现，餐馆老板东兰君手中拿着一叠报纸，正准备朝着前面餐馆里去。
“苏小姐，两天没见到你人了，你今天想吃点什么？我让前面的厨房师傅给你做。”
看到杨寻真，东兰君热情地跟这个整天闭门不出的神秘客人打着招呼，冯晨给杨寻真起了个化名叫苏静，所以包括东兰君在内，不知内情的人，都叫杨寻真为苏小姐。
“东老板，拿这么多报纸啊，有什么新闻吗？”杨寻真扫了一眼东兰君手里拿着的那叠报纸。
“唉！别提了，全是坏消息，日本人又在向武汉增兵，武汉会战打得不可开交，恐怕这一回我们国军还是凶多吉少啊！”
东兰君叹了口气，把手里的报纸递给了杨寻真。
“苏小姐，你先看吧，我到前面去，让厨房的师傅给你做点爱吃的东西端过来，身体要紧，报纸你别弄脏了，看完还我，我要全部收集起来。”
第0444章 走到前台（）
杨寻真抽出一份《中央日报》看了起来，这份报纸是两个月前的。
报纸上的一篇通讯吸引了她的眼光：
“1938年2月18日上午，日本出动12架重型轰炸机和26架三菱96…1战斗机在安徽、江西两省交会处会合，直扑武汉，。
我空军第四大队接到命令后，奉命迎敌。
代理大队长李桂丹率29架战斗机升空，不久后便与敌机相遇，李桂丹命令第四大队分头迎战，由第22、第23中队担任主攻，第21中队负责掩护。
空战中，第21中队的董明德、杨弧帆、柳哲生、刘宗武四机协同作战首开记录，击落日战斗机一架。
柳哲生在协同战友击落一架敌机后又单独作战击落一架敌机，该机队其他战鹰又击落三架敌机。
与此同时，第22中队的11架战机与日11架战机相遇，且被敌死死咬住，但他们并未惊慌，而是利用飞机的良好机动性与敌周旋。
一两个回合后，就形成了单机混战的局面，中队长刘志汉首先击落一架敌机，其他战友也相继击落敌机共四架。
第23中队的8架战机飞抵汉口上空时，见到第22中队正处于劣势，中队长即命第23中队全体增援，一番混战后击落2架敌机。
这场以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空战，只进行了12分钟，我空军击落12架日机，其中10架战斗机、2架轰炸机，这也是我空战史上十分辉煌的一页。
但在此次空战中，我空军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大队长李桂丹、中队长吕基淳、飞行员巴清正、王怡、李鹏翔共5人，壮烈牺牲。
此次空战，负责掩护的第21飞行队，首先在汉口机场的西北方与敌人的10架飞机遭遇，并立即投入战斗，进入高度约4，000米，随后，第22、23飞行队也在武汉上空与敌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这是一场机群对机群的大规模对峙，双方数十架飞机恶战在武汉三镇上空，高度从5，000米到几百米，上下翻飞，相互缠斗，场面蔚为壮观。
这场恶战大约进行了12分钟，我军以击落敌机11架，我方空军仅损失5架的代价大获全胜。
日军空袭编队指挥官金子隆司饮弹坠机身亡，然我方大队长李桂丹上尉、飞行中队长吕基淳上尉、飞行员巴清正少尉、王怡少尉和李鹏翔中尉等5人均为国光荣捐躯。
飞行员张光明的座机被击中29处，自己身负重伤，但仍顽强地坚持驾机返回机场。
此次空战，被我军击落之敌机坠落地点分别如下：
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附近，1架敌机坠落于汉口和青山之间，1架敌机坠落于黄陂和汉口之间……
其中，坠落于汉口和青山之间的敌机，大部分部件保存完好，日军飞行员跳伞后，被我武汉城防部队抓获，经审讯，日军飞行员称，事先，有城内日谍提供轰炸坐标位置。”
这篇通讯的最后一段话，吸引了杨寻真的目光，她心里一阵激动，拿着报纸去找冯晨去了，她从这篇通讯中，突然发现了寻找日军通讯密码密钥的途径。
……
就在杨寻真从两个月前的一份过时的报纸上，发现了寻找日军通讯密钥的途径时，丁默邨正托章正范，邀请汪曼云到大西路67号会面。
丁默邨同李士群勾搭上的消息，汪曼云当然是第一时间知道了。
此前，汪曼云有一段时间没去李士群的大西路67号了，为什么呢？那还不因为于松乔想行刺李士群？
李士群吹牛，自己的大西路67号风水好，是最保险、最安全的房子，那其实根本就是屁话一句。
说房子风水好，安全保险，能比得上人家吕班路上的鲁伯宏的府第？能比得上天主教路上的永大粮行的风水？
鲁伯宏，顾馨一，不是照样被军统的人给干掉了？！
固然，最后于松乔放弃了行刺李士群的主意，但谁能保证你李士群哪天不招惹到那班军统的夺命太岁们？
汪曼云此时虽与李士群彼此来往过几次，但与李士群还不是一回事，最起码，汪曼云就不曾直接与日本人勾搭过。
此时，他汪曼云还算是党国的人啊。
不过，这丁默邨也是熟人，不论是否是由陈立夫直接派遣来上海协助自己工作的，汪曼云觉得，处于礼貌与丁默邨见见面是应该的。
汪曼云与章正范来到了67号。
一脚踏进房间，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房子正中的墙上，挂有两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旗帜的当中，还悬挂着孙中山的遗像。
自上海沦陷后，尤其在私人的家里，这种情景是很难看到的。
正在惊异之间，丁默邨已踱进了房间，大家本来都是熟人，一见面便欣然相互问好，嘘寒问暖。
丁默邨指着墙上挂着的国旗与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对汪曼云与章正范说：“这些大家都久违了吧？”
接着丁默邨又来了一段歪理邪说的长篇大论：
“我丁默邨这次是奉陈立夫部长之命而来的，因为在大后方，大家看到抗战如此进行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是要抗垮国民党，是唯恐中国不乱。
为了国家的前途，陈立夫部长要我来上海探路，一俟时机成熟，他也要过来的，不过，在时机未成熟时，我们应当代立夫部长保密。
至于日本人那里，我已和他们交涉过，允许我们仍然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帜，仍然可以悬挂中山先生的遗像。”
丁默邨讲的日本人，就是影佐祯昭安排的晴气庆胤。
日本人晴气庆胤，不仅授意他们可以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还指使他们以倡导和平运动名义，扩大山头。
丁默邨的此番所谓“奉陈立夫之命来上海打前站”的表白，其实是在为自己充当日本人的走狗寻找借口。
他是在穷途末路之时，受李士群的拉拢而卖身投靠日本人，与陈立夫毫不相干，而章正范、汪曼云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