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砀邑这样的小邑，在戴言入主睢阳以后，其已经没有反抗的能力了。然而砀邑邑守却是一个得罪过陶丘的人，当初抱睢阳的大腿，抱得太紧，故而做出了一系列出格的举动，如今想回头就难了。他还想反抗陶丘军队接受城邑，然而砀邑的贵族和官员们就不干了，他们集体起来将邑守杀死，并将砀邑交到了陶丘军手中。
这也是陶丘军队入主睢阳以后，唯一发生流血的城邑了。至于宋国剩余的城邑，在见到戴言已经入主睢阳，并且掌握了三都，也一个个的放开城门让陶丘军队进入，并且接受陶丘的管理。
如此，陶丘军队统一宋国的任务，就算是彻底的完成了！
统一宋国以后，戴言也并没有接任国君之位，而是派出使者，前往魏国邀请子喜回来接任国君之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子喜自然是不敢回国的，宋国就这样保持着一种没有国君的状态。
在此时的天下，国家无君，简直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直不着急的反而不是戴言，而是睢阳的贵族了！
他们搞不清楚，为何曹公在局势如此明朗的时候，在宋国最为需要国君的情况下，他还不接任国君？难道是我们的诚意不够？
睢阳的贵族私下讨论了很久，也没有搞懂戴言的想法，于是他们在第一次劝进以后，又发起了一次劝进，劝说戴言接任国君之位。不出意料的是，戴言依然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这一下，非但睢阳贵族，就连陶丘军的将领，都有些不明白了。有这些想法的将领，立即串联到了一起，并且找到了军队中地位最高的唐鞅、萧相等人，想要联名一起，劝说主君登基！
唐鞅和萧相一听到这些人的想法，当场就吓坏了。这些将领们联名一起，无论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光是他们的这种做法，已经算是事实上的逼宫了！在知道戴言后续计划的情况下，两人立即压住了这些人，将其斥退，并让他们切勿轻举妄动！
而戴言在知道了两人所汇报的情况以后，也是对他们极为赞赏。
在第二次劝进无果后不久，睢阳的贵族们还是不甘心，又一次劝说戴言接任国君之位。看到这些贵族们诚恳的表情，戴言也知道，不能让这些人太寒心，于是调整了一下节奏，接任宋国执政之位。在如今宋国无君的情况下，暂时代理国政。
虽然依旧没有达到睢阳贵族们的心理预期，但是宋国总算是有一个头，有人管事了。而且，在睢阳贵族们看来，他们放陶丘军入城，在陶丘攻取睢阳的行动中立有大功，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应当论功行赏了！
在通过代理人的暗示之下，作为执政的戴言也收到了睢阳贵族们的意思。他爽快的同意了，之前与睢阳贵族们所谈好的条件，他都爽快的同意了。那位亲自派出使者，前来与戴言谈判，并主导了睢阳献城事宜的贵族子洪，戴言也让他如愿成为了睢阳令。
其他的贵族，都各有封赏，一时间，整个睢阳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然而很快，睢阳贵族们发现，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了。因为戴言开始制定了明确的爵位，来更改宋国之前的爵位！
宋国，作为周的封国，其爵位系统也一直是延续着周的传统的。而且宋国国君的爵位历来很高，是公爵，在国君之下，还有着候、伯、子、男四等爵位。然而到了战国时代，爵位系统不再被人所重视，大家都开始争抢一种地位——封君。
只有封君，才是真正有着实际地位的领主。而如今的宋国，得益于之前的内战，整个宋国除了他这么一位最大的封君外，已经没有其他的封君了。
对于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的陶丘掌权者来说，戴言是万般不想再让宋国进入封建制的。然而他很清楚，在如今的宋国，他无法摆脱贵族，也无法断绝封建制的苗头！
对付封建制，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如果以戴言的想法来说，仿效秦国，直接推行郡县制就是最好的办法，然而戴言却无法这么做！
宋国与秦国不同，秦国原本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权，地方势力本就弱小，对于国君并无多少反抗能力，因而国君可以强制性推行郡县制。然而宋国却不一样，宋国这种历史悠久的国家，贵族势力一直很强大，而民间的宗教氛围浓厚，尊崇血统，在地方都是由大大小小拥有高贵血统的豪长统治着。这些豪长虽然没有贵族的名号，然而凭着血统和自身实力统治地方，就是事实上的贵族。
若是戴言强制推行郡县制改革，那么必然会受到这些豪长们的反对，到那个时候，宋国的改革是极有可能像楚国吴起的变法那样，面对着整个宋国豪长们的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他的兄长子喜，其实也是想推行这样的改革，然而这一次在他起兵的过程中，以大多数宋国豪长们中立的情况，就能知道他们对这种改革的意见了。
因此，对于宋国的贵族们，他不希望用这种强迫的方式，而是以收买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改革！
很快，戴言执掌宋国之后，第一项大的政令就开始转变了。宋国之前的爵位体制，将进行变更。原本宋国所仿效周制，在国君之下的候、伯、子、男四等爵位，爵位等级不变，而名称变更为侯、甸、男、卫，并且在这四种爵位之外，另外单设一种邦伯的爵位。
对于戴言来说，变更爵位的名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所统治的宋国，将不再是周朝的国宾，而是继承了商朝传统的新宋国，因此爵位，也必须要变更为商朝的爵位名称！
至于新添加的邦伯，则是地处如今宋国控制之外的地方强势实力派，才能拥有的爵位。好比之前发现了霓虹岛屿的金银，而一直被戴言任命为倭奴国大夫的空桐嘉，就被戴言封为倭奴邦伯，成为了能够统治倭奴国的实际领主！邦伯，这样一种新的爵位，就是应对于接下来的海外扩张而设立的！
而对于四种候、甸、男、卫这四种爵位，戴言也是豪不吝啬，让那些原本有着爵位的贵族再进一级，如此他所得到的拥戴声，就更高了！
在这一轮的册封中，睢阳的贵族们是很有些失落的，因为他们发现，在戴言承诺了给他们的赏赐之后，他就转而对遍布宋国全国的贵族，来了一轮普遍性的赏赐！这样一来，他们的那种爵位，就显得没有那么有突出了。爵位这种就是比较地位高贵与尊卑的东西，一旦失去了可比性，获得的成就感自然就大大降低了！
而在此之后，戴言新建立的一个机构，以及所推行的另外一项政策，就真的是让睢阳的贵族们大吃一惊了！
这个新的机构，名为贵族议事院，由于它位于建立的地方位于宫城左前方，后来又被称为左院。左院的成员，全部由全国甸爵以上的人组成。仔细算下来的话，左院的议员在整个宋国，一共有三十多人。这其中，宋国三都，陶丘、睢阳、彭城，分别占据了五个名额，一共就差不多占据了左院几乎一半的议员数量，而剩下的议员，则全部来自于各个小城邑，这些小城邑，每个城邑大致能分到一个名额！
如此一来，整个左院，几乎就集中了整个宋国所有有实力的贵族。戴言随后就公示了左院的职能，左院乃是宋国的立法机构，拥有册立国君，遴选执政，制定法律等所有决定国家重大事务的权力！
在戴言看来，左院这种由贵族所组成的议院，就是地方势力的代表。他通过这种让地方豪长分享整个宋国中枢的权力，就可以将宋国的地方豪族拉拢进来，让他能够完美的控制整个宋国！而他设立这个机构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如今宋国没有国君，国家的重大事项，不是单单一个人能够承担的，必须由整个宋国来承担！而承担这份责任的，就是左院所有的议员们！
这样的一种拉拢地方豪族的方式，睢阳贵族这种原来的统治者自然极力反对，然而在地方豪族的强力拥戴下，这一机构的成立不可阻挡，而地方的豪族们也都很快进入睢阳，开始享受这么一项宝贵的权力！
左院成立以后，戴言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派到宋国各地的地方官员，处理起地方事务来，变得顺畅了许多！
当然，在宋国资本主义力量已经兴起的情况下，他当然也不会让贵族的势力太过膨胀！在左院成立之后，与之相对的，完全由平民所组成的平民议事院，位于睢阳宫城外右方的右院，也随之成立了！
第三百一十章 国体转变（下）（）
右院，既然是戴言用来平衡贵族势力的机构，那么它的成员，就必然来自于平民。
右院的议员，戴言意图通过竞选的方式筛选出来。当然，在确定选民的资格上面，戴言自然也需要来控制。
戴言对于皿煮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他看来，皿煮必然代表着平庸。就算他在这个连耶稣都没有诞生的年代，搞皿煮搞得再好，也没有人来奖赏他。他想要的，一直都是实际的东西。
那些实际的东西是什么？是希望能够整个宋国的精英阶层参与到政治中来，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博弈，让他们不要游离于宋国的政局之外。
在戴言看来，如今的宋国国内，除了实力雄厚，而又地位高贵的贵族外，至少还有其他几大政治势力，是游离于政局之外的。
首先，就是名义上属于贵族阶层，然而却又失去了土地，逐步退化为平民的士阶层。这一阶层，虽然看起来是属于平民，但它却是整个国家最有活力的阶层。他们单独一个人没有实力，然而结合到一起，就是一股极为庞大的势力！在如今的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这一阶层的！
戴言知道，他在齐国的大敌，薛公田婴之子田文，在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倾天下的孟尝君，就是靠拉拢了大批士人才达到这一目的的。在戴言看来，士族是一个在整个天下流动的阶层，如果他不能够留住宋国之士，这些宋国的士人就必然会出走他国！卫国和魏国在这方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商鞅、张仪这些人才，不就是因为没有受到母国的重用，才跑到秦国去，为秦国重用的吗？
然而在拉拢士族方面，以战国四公子那种养士的方法，戴言始终不太认可。在他看来，战国四公子的做法，和一个黑社会老大养小弟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用这样的方式，来拉拢士族，档次实在是太低了。
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拉拢这个阶层！
因此，戴言给选民的第一个硬性要求，就需要他们必须是有姓氏的人。在此时的天下，有姓，并不奇怪。但是拥有氏，就是比较少的了。贵者有氏，有氏的人，要么本身是贵族，要么此人祖上曾经拥有封地，也就是属于贵族的后代，天然就将士阶层包括在内了。
在士阶层之位，戴言还希望拉拢的一个阶层，就是商人阶层。哪怕没有戴言穿越到战国时代，商人阶层在战国后期，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吕不韦这样有着政治眼光的商人，为何一看到在赵国为质的子楚，就认定他奇货可居，并投入大笔资金帮助他成为秦王？还不是希望能从这种政治投机中收获丰厚的利益吗！
而对于陶丘来说，拉拢商人则更加重要！毕竟陶丘已经转向了资本主义，商人必然是未来的主干力量，它若是不参政，那么一个如此强大的势力游离于统治阶层之外，必然会产生矛盾。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们纳入到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就是着眼于未来的布局了。
因此，对于选民的第二个要求，戴言在和众多的学者商议过后，又给出了一个硬性的指标：每年交税税额达到120钱以上的人。120钱，算下来就是6金，拿陶丘这座宋国最为富裕的城市来说，它的税率平均算下来，大致在15％左右，缴税额在6金以上的人，年收入必然超过了40金！
以陶丘如此富裕的城市来说，也不过只有区区10％的人拥有选举权！这些人，大部分在陶丘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小生意的商人，以及部分拥有高超技艺的工匠。
而在宋国其他的城邑，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就更少了，几乎连3％都不到！而且这些人中，除了少部分当地的商人，其他的，就只剩下部分拥有土地的地主了。
然而在戴言看来，这样的规定是必须做的。选举政治，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哪怕是后世玩这一套制度最为熟练的英国，也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全民选举，而是逐步放开的！
拥有选举权的人，由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公民。在戴言看来，这些为国家缴纳着重税的人，自然应该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