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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1966 9（4）
余国祯前后在监狱中待了九个月，后来，当解放军已经开进了上海，牢狱的大门突然洞开，难友才把他抬了出来。他出狱之后，叛徒证明，余国祯没有叛变没有自首。罪大恶极的叛徒立马就枪决了。余国祯伤愈之后重新工作。一切似乎成为过去，监狱中的一段，成为忠贞不屈的壮歌载入历史。
不过，依然有那个疑点，这些个疑点确实连叛徒和特务都不能解释，案卷中过于简略没有说明。更重要的是，最后审讯余国祯的特务漏网了。
余国祯自己更不能解释，自己人的不相信是需要等待的。
第二天的黎明时分，比倒马桶的车来得更早，大同坊就有了很大的响动。一群学生带着“反到底”红卫兵的袖章，冲进了弄堂。几乎是袭击一样，一会儿就将后弄堂最后一条全部堵住了。很响的拍门声，很响的说话声，很响的口号声，最后一条弄堂的人全部被惊醒了。
妈妈从前房过来，问瑞平：“啥人？”
瑞平躺在床上就说：“68中的。小木克。”
“做啥？”
“小木克要革命。”
“他那个出身还要造反？”
“现在正是那种成分革命的时候。”
妈妈突然将伸出窗外的头回过来，狠狠地对瑞平说：“你不许去，到什么时候你都不许去。革命总有结束的一天，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工人阶级还是工人阶级。校长还是校长。你还是你。”
这时数十个手电筒的光一起射向对门，校长从后门口被押出来了。校长没有进行革命的演说，他担心说些什么被人家的反驳会弄出更多的材料。他知道，在他地下工作的年月，石库门的居民或许会因为同情革命暗中帮他一把。而在今天，一个人只要被称为叛徒，石库门的人绝不可能相信他。他保持沉默和孤独。
校长的坚强实际上只有两天。第三天，当区委书记从医院中被本区造反派揪出来的时候，校长就彻底泄了气。他在国民党的监狱中九个月，严刑拷打坚不吐实，在“反到底”的手中只有坚持了三天。他的崩溃是因为他面前的不是敌人，而对方将他看作是敌人。谁都知道校长是区委书记“线”上的人，于是余国祯在学校中很是“被动地”忙乱了一场。他已经有了一种新的“头衔”， “区委书记在68中的黑走狗”。到处是批判会，因为有二十八个兵团，校长又在小木克的“反到底”手中，小木克便很机灵地将校长“安排”给每一个兵团。因为有的兵团只有十多个人，小木克就安排三数个兵团联合进行斗争。在一周时间里校长被批判了十七次。因为小木克掌握了校长，实际上也就掌握了运动的大方向。
生逢1966 9（5）
瑞平到底没有躲过小木克的劝，几乎全校都起来造反了。他也就成为“反到底”的一员，分到了一只红袖章。不过他心里还有一点忐忑，他感到自己的袖章还有一点“野鸡”。这样的组织在校内没有登记，在社会上没有人承认。不如小妹袖章上的图章，是卢湾区总部盖的。毕竟是有了一只袖章，于是他穿上了瑞知的军装。背上了瑞知那只军用小包当作书包。在马路上走，俨然作红卫兵状。
小木克成为学校中的中流砥柱，他的那双有一点水泡眼的眼睛永远是肿着的，本来眼白很多的，现在眼白上面爬满了红丝。他不再打球，很晚了都在自己的司令部中工作。“反到底”已经成立了一个联合兵团，二十八个组织中有十五个参加了反到底。很像今天的企业兼并，司令小木克已经有二百骨干人马。
瑞平一开始就没有去当“宣传部长”，他甘愿做一些刻蜡纸、拍照这样的事务性工作。
瑞平将蔡斯照相机拿到了学校。有空就拍一些照片，校长被批斗的照片他拍了好几种。以后他看到报纸上也有照片登载，那时的照片时行用摆拍的手段，就是将人组织起来，将批判会弄成一个活报剧的造型，所有的人呼口号此起彼落，表情生动，卡嚓拍上一张。瑞平就感到自己也可以拍摄一张试试。瑞平有一天就叫“反到底”的十来个初中生拍了一张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的照片，连带红卫兵游行和小分队演出的照片送到了报社去。一个多星期过去，照片没有刊登，忽然收到报社寄来的一封信。瑞平就到了外滩的那家报社，一个中年记者说，瑞平的照片拍得很好，能不能说一说拍摄的经过，瑞平说了。人家就又问了一些情况，包括家里的情况。瑞平很老实，将自己家中生父养父子丑寅卯全部说了个明白，足足说了十五分钟。那个记者笑了一笑，就从抽斗中拿出了一块锌版，像是一张扑克牌一样大，硬板纸厚薄，沉甸甸的。锌版上面有一些模糊的黑色，仿佛是有一些人影。他又递上一张新闻纸，粗看黄黄的纸上只有粗粗细细的密密麻麻的黑点，拿远了看，这些黑点组成了许多人组成的一个群像，正是瑞平拍的批判照片。中年记者把两样东西收到了一个信封中，说，“就留给你作纪念吧，我们以后会和你联系的。”
瑞平像宝贝一样将锌版拿到了家里。妈妈很惊讶瑞平会拿这样的东西回家，听瑞平将话说完，妈妈就说，你还是扔掉吧。这锌版原理和标牌是一样的，全部是烂版机里出来的。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妈妈又说：“他们本来是要登的，不登做版子做什么？人家一定是听说你是这样家庭出来的，生怕把你的照片登上了报纸他犯错误，才把锌版还了你。你这个寿头，随便说一个出身不就好了？登出来最要紧。”
生逢1966 9（6）
妈妈对锌版不屑一顾，铛的一下就扔在了桌子上。
小木克已经将蔡小妹打败了。她的部下已经有不少已经被小木克“策反”了。小木克是很精明的，他不愿自己的反到底成为所有出身不好学生的收容所，因此他在成了气候之后大量吸收工农子弟，而且让他们成为骨干。当“反到底”已经抽空了红卫兵团之后，他就不再在他们的门口贴上“老保红卫兵”了。小木克很忙碌，很紧张，他也不再说校长是叛徒。校园中也几乎没有这样的大字报。校园中的批判倒是不断深入。牛棚已经解散，没有每天早上的悲惨低沉的歌声。早请示晚汇报变成了全校的自觉行动。全校一清早就是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的琅琅之声。
在学生们喊口号学习语录的时候，校长也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喊着口号学习语录。然后就很自觉地将自己的腰微微含着，以便有个准备，随时可以上台接受批判。校长依然不断在礼堂亮相。对于被斗，他已经非常的纯熟，实际上是因为惯性而变得油滑。和当年在敌人的监狱中不同，校长有了一些艺术，在接受批斗的时候，很自然地对自己进行一点表白。再加上小木克是不主张武斗的，他就再也没有吃什么苦头。每天他回到办公室，他临时被关押的地方，他会很自觉地翻开毛主席著作学习。有时还翻开《资本论》、《自然辩证法》之类，初中没有毕业的红卫兵看到这样像砖头的著作，便渐渐有了一些敬意。
有一天，校长突然起不来了。他在他的那个办公室里坐着写检查，写着写着下半身就成了泥塑木雕，膝盖弯曲，双脚麻木，双手不住地颤抖。卫生老师在赤脚医生学习班学过了针灸，就到办公室为校长扎了几针，校长的膝盖松了，就颤颤巍巍站了起来。可是他的老伤复发，实在不能走路了。像一根桩子一样，校长戳在办公室的当中。
“你是在装死啊！”初中生们突然警醒了起来。于是提了浆糊桶就要出门刷标语。
小木克来到校长的办公室看了看。又问了卫生老师。校长本来以为小木克要为难他。不料小木克非常爽快地说，可以将校长送回家去。校长开始有一点疑惑，后来看到一个“反到底”初中生推过来一辆黄鱼车，让校长坐在上面。另外两个人陪着，小木克亲自踏黄鱼车。黄鱼车经过淮海路。校长贪婪地看着久违了的商店，行人，标语，很新奇的样子。他突然感到，他的双腿在这个时候发病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他又看看小木克，小木克很和蔼地回头看着校长，对他笑了一笑。黄鱼车进了大同坊，又转弯进了小弄堂，在校长家后门停住。校长想往下跨，两条腿依然如同假的一样，指挥不动。
生逢1966 9（7）
人群恰好在这个时候聚集过来了。这时出现了一个会被人长久记住的画面，在很多人视线的交集注视之下，小木克往前走上一步，背转身，弯下腰，周围的人一时反应不过来，就在边上呆看着。小木克就用手势示意着，让别人将校长往他的身上靠靠。边上的人在当天简直如同被绷紧的阶级斗争的弦一样，紧张而又笔直地站着，没有动作。小木克于是往后退了半步，用自己的背脊将校长的腹部紧紧贴着，双手后伸，搂住了校长两条指挥不动的双腿，把校长背起。在周围人惊讶的眼睛中走进了后门，手扶着扶梯把手，一步一步上了楼。全弄堂的人都看见了这一幕，很多人张开的嘴巴很久没有闭上。
有一天，小木克专程到校长的家中探望，让瑞平陪着。校长要从床上起来，小木克就说：“当心当心，你还是躺着的好。”瑞平看着小木克嘘寒问暖，校长唯唯诺诺，突然感到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完全错位了，小木克越来越像一个领导了。
从校长家出来，小木克就进了瑞平的家门。
“你不再斗争校长了？这不是白斗吗？”
“世界上有白做的事情没有？没有。你我不是已经成为红卫兵了吗？我不是早就说过，我们要砸碎的是自己身上的锁链吗？瑞平，我们在球场上不是要将球扔进篮筐吗？我们就是将对手打个血流满头，还是没有得分。我们得分只是因为我们在正确投篮，而且投中了。”
校长静静地躺倒在床上，从此他和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无缘。沿着小木克的篮球思路，校长这回就像是被五次犯规罚了下来，不能再在场上运动了。学校中依然有大字报，没有人将批判他大字报的内容讲给他听，没有人来报告学校的动态。人们渐渐将他遗忘。
当文革的最初冲击已经过去，学校开始变得安静了。这是因为，很多的学生已经出门串连去了。校长被打倒了，就没有谁能阻止学生的革命行动。学校教导处的老师无数次地为学生敲上证明上的图章。证明起先还是铅印的，后来走的人太多，就变成了油印的。学校已经成为一个空巢，不久就又满了，那是外地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走了进来，睡在了那些空空的教室里面。陈瑞平他们选择的是步行串连，这是那些成分不好的学生的选择。陈瑞平很幸运，因为和他一路的还有汤老师和蔡小妹。他们走的时间最长，一走就是两个月。他们一直走到了北京。当他们从长征回来的时候，“一月风暴”已经在上海卷过了。上海工总司已经成为上海最大的造反团体。他回家的时候，意外发现妈妈的手臂上缠着一个崭新的工总司的袖章。妈妈造反了。不管怎样，妈妈也算和爸爸划清了界线。爷叔是恒大厂的功臣。他派一个人和工总司接洽，派另一个人和赤卫队联系。就在最后的一刻，他决定参加工总司，于是全厂的工人无一例外全部带上了革命造反派的红袖章。而董品章同志就成了工厂红色的造反司令。
生逢1966 9（8）
妈妈把瑞平堵在家门口，不许进房门，就在瑞平的手里塞上两角钱和一个装着干净衣服的书包，让瑞平立刻转身到浑堂洗澡。然后，妈妈喊了蓓蓓过来，将瑞平的衣服全部放在一个大脸盆里，用水煮着。热气蒸腾起来。妈妈一面骂虱子，一面在骂瑞平。蓓蓓从对过下了楼，来到90号的灶披间，蓓蓓恢复了她的美丽和伶俐。她看着瑞平，指着面盆里那些有虱子的衣服，一脸坏笑。瑞平忽然感到这个家又有了一点温馨。
“蓓蓓和好婆都要到香港去了。”妈妈说。“以前好婆申请了一年没有批准，现在两个人一道申请，三个月就批准了。”
“好婆先走，我晚走。”蓓蓓说，她很妩媚地看了瑞平一眼。瑞平当然对这样的眉眼没有什么感觉。因为，他是和汤老师蔡小妹一起长征，毕竟他们是在革命，而汪蓓蓓已经游离在革命的范畴之外了。
有一件事情很叫人意外，这是瑞平到学校之后才知道的。他们长征走了三千里，目前并不能构成新闻；因为校园里到处在流传着小木克在安亭的“壮举”。后来在校园里，瑞平看见小木克站在红卫兵团办公室的门口，手臂上戴着的袖章不是红卫兵的，而是工总司的。
“不容易啊，”小木克说，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