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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群神仙打架。
黄侃就不说了，疯子一个，逮谁咬谁，但他在这个会议上就是个小角色。
可怕的是戴季陶和吴稚晖两人，都是常凯申的师爷智囊，然而他们的观点刚好相反。
戴季陶主张保留繁体字，历史上常凯申在30年代推行简化字，戴季陶反对得最凶，甚至三个月不参加任何国党会议，硬生生逼得常凯申取消简体字推广计划。
吴稚晖更加激进，号召废除汉字，让汉语拉丁字化。这家伙也是个疯子，外号“疯狗师爷”，他发起火来连自己都骂。
由于不满常凯申排除异己的做法，吴稚晖大白天打灯笼去见常凯申。常凯申问他：“稚晖公，大白天开会你打个灯笼干什么？”吴稚晖学着宁波腔说：“娘希匹，这里太黑暗，太黑暗了！”
去年常凯申拜托吴稚晖邀请李济深，结果李济深一来南京，直接被常凯申扣押。吴稚晖气得直跺脚，让卫队长转告常凯申：“你是婊（和谐）子养的！”常凯申专程去拜访吴稚晖，吴稚晖推开窗户大喊：“吴稚晖不在家！”
现在两个脾气大的人闹起来了，戴季陶分毫不让地说：“姓吴的，你要废除汉字，你就是数典忘祖！”
“你还抱残守缺呢，你家的夜壶怎么不一直用旧的？30年老夜壶的陈酿最香！”吴稚晖嬉笑怒骂。
钱玄同头疼道：“各退一步，各退一步。废除汉字太麻烦了，政府公文、报刊杂志、科学书籍全都要废掉，得不偿失。但繁体字确实又不利于传播，咱们先一步步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推行简化字。”说着，钱玄同对周赫煊道，“周先生，你来讲两句！”
“怎么又扯上我了？”周赫煊狂汗。
钱玄同道：“我听人说，周先生写文章的手稿，在清华讲课用的讲义，全都是简化字。你来讲讲自己使用简化字的心得吧。”
“我啊，”周赫煊笑道，“我用简化字也就图个方便，目前暂时还没谁有阅读障碍，连蒙带猜都能认识。”
戴季陶拍桌子说：“政府公文、法律条款也要靠连蒙带猜吗？”
周赫煊翻翻白眼，懒得再废话。常凯申下令推行简化字，都要被戴季陶怼回去，更何况他一介白身。
这次关于汉字发展的讨论，显然是不可能有结果的。
401【教科书】（）
民国是个有趣而又无奈的年代，就拿眼前这些吵架的人来说，思想之混乱可见一斑。
吴稚晖和钱玄同两人，其实都属于“废汉字派”。他们也知道废汉字无法一蹴而就，需得慢慢来才行，比如先搞简化字，一步步过度到拉丁字母。
这个思路跟新中国初期完全相同，我党也是准备先简化汉字，最终让汉字完全字母化。
会议结束后，钱玄同主动找上周赫煊：“周先生，有没有兴趣一起聊聊简化字？”
周赫煊笑道：“我的国学基础很糟糕，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没有多少研究。”
“非也，非也，”钱玄同摆手说，“太炎先生看过你的小说手稿，他说里面全是简化字，而且有些简化得非常过分。就此来看，你我乃是同道中人。”
钱玄同也是章太炎的学生，曾和鲁迅一起，跟随章太炎研究音韵、训诂和《说文解字》。钱玄同以前还是《新青年》的编辑，积极推进白话文运动，正是由于他向鲁迅邀稿，才诞生出《狂人日记》这篇小说。
周赫煊好笑道：“疑古先生，我们可非同道中人。我希望汉字能够适度简化，但我坚决反对废除汉字，我们的出发点完全不一样。”
“我也不想废除汉字啊，”钱玄同感慨地说，“但时代发展至今，汉字已经渐渐落伍了。不管是自然科学的表达运用，还是知识讯息的传播，汉字使用起来都极不方便。汉字的字母化是历史大势所趋，我们这代人不过是推动者而已，希望子孙后代能够因此受益吧。”
周赫煊默然，他不想再争论，因为不可能说服对方。
周赫煊主动转移话题问：“听说令公子在北大读书？”
“你说老三啊？”钱玄同笑道，“他在读北大预科，也兼听本科的课程。年轻人想法不一样，我本想把他培养成国学人才，结果他对物理更感兴趣。”
周赫煊说：“学物理好，国家最需要理工科人才。”
钱玄同道：“但愿他能学出个名堂吧。”
两人讨论的那个“老三”，正是两弹元勋钱三强先生。
民国“钱氏”出了太多能人，钱玄同、钱穆、钱伟长、钱钟书、钱学森、钱三强、钱钟韩……两岸院士加起来超过10个。
周赫煊和钱玄同一路闲聊，还没走出中央大学，教育部副部长段锡朋便追上来喊：“周先生，请稍等！”
周赫煊转身问道：“段部长有什么指教？”
段锡朋笑道：“跟教育部无关，我现在是以中央大学校长的身份，向周先生发出邀请，希望周先生能够担任中央大学的历史客座教授。”
“我很荣幸，但恐怕没什么时间来这里讲课。”周赫煊说。
“无妨，”段锡朋道，“只要有机会，中央大学随时欢迎周先生讲课。马上就要快期末了，周先生又正好在南京，不如这几天就给学生们讲讲历史吧。”
周赫煊想了想说：“没问题，就由段校长来安排时间。”
“明天下午如何？”段锡朋问。
“可以啊。”周赫煊道。
“那太好了，”段锡朋高兴道，“中央大学很缺周先生这样精通西洋史的学者，学生们早就翘首以盼了。”
民国时期的中央大学，因为有教育部的大力扶持，这所学校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就拿历史专业来说，中央大学不比清华、北大弱，邀请了多位国学大师任教。
遗憾的是在世界史方面，中央大学因为建校时间太短，暂时还没有招聘到顶级大牛。直到后来沈刚伯等人加入，中央大学才补足世界史领域的短板。
段锡朋随即邀请周赫煊参观中央大学历史系，又引荐了徐子明、缪凤林等多位史学教授。
“周先生你好，久仰大名！”徐子明是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负责教授西洋史，他见到周赫煊以后颇为激动。
周赫煊笑道：“徐教授你好。”
徐子明虽然精通西方历史，但跟辜鸿铭一样主张保留国粹，积极反对五四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当年他跟胡适打笔仗打得很欢，还写过一篇《胡祸丛谈》，痛斥胡适搞五四运动是毁弃传统文化的灾难。
几人说笑着走进一间教室，里面的学生听说周赫煊来了，顿时疯狂的将他们团团包围。就跟遇到明星一样，各种握手要签名的，叽叽喳喳缠着周赫煊说个不停。
周赫煊应付着众多学生，随手拿起课桌上的一本教科书。这本书叫《西洋史》，翻译整理自西方的多本史书，周赫煊大致看了看目录，发现内容实在有够粗糙。
“这就是中央大学的西方史教科书？”周赫煊皱眉问。
徐子明解释道：“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时编撰的，编得很仓促，而且还有部分错误疏漏。我给学生们上课时，还必须自行增加、纠正一些内容，否则就是误人子弟。”
中央大学的教科书都如此敷衍，可见整体情况有多糟糕。
民国初期和中期，国内大学的教科书都是自行解决的。给力的学校精心编撰，不给力的就直接乱来，特别是跟国外有关的学科，多数都是盗版翻译而来。
民国期间最牛的西方历史教科书，当数余协中先生的《西洋通史》，但那本书还要等好几年才能出版。
周赫煊扭头对段锡朋说：“段校长，我想编一本西方史教科书，不知中央大学有没有兴趣？”
“当然有兴趣，”段锡朋笑道，“周先生是世界史学大家，你亲自主编的教科书，肯定属于权威著作。只要这本书编出来，中央大学立即就采用！”
周赫煊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中央大学，他希望民国所有的大学，都采用他编撰的西方史教科书。
教科书这玩意儿，最容易夹带私货，把自己的思想潜移默化的传输给学生。
周赫煊这次准备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做蓝本，删改掉超前的部分，再增加一些爱国主义思想。
把《全球通史》放到20世纪30年代，绝对又是一部惊世之作，不仅会影响在校学生，恐怕世界著名的史学家都要奉若至宝。后世学界对《全球通史》评价极高，称其为“当代世界史编撰的一个新起点，影响世界历史的10本书之一，人类文明发展史的经典著作”。
到21世纪，美国的许多大学，都把《全球通史》做为基础课程教材，连一些军校都把它选做教科书。
402【重新定义世界史】（）
二战结束后，旧史学渐渐没落，被现代史学完全取代。而《全球通史》，便是现代史学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科学等多个方面内容。
民国时期，不论是西方史学还是东方史学，都统一把人类历史分为“远古—中古—近代”，名为“三分法”。
然而根据这种历史划分方式，中国的近代开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比西方近代史晚了几百年。这特么就尴尬了，搞得好像1840年以前的中国人未开化一样。
三分法存在严重的欧洲中心论。
《全球通史》摒弃了已有的“三分法”原则，将公元1500年作为分界线，分别描述1500年以前的孤立世界，以及1500年以后西方兴起的世界。
当然，由于原作者是美国人，这本书对于中国历史的叙述很有问题。
比如《全球通史》不承认夏朝的存在，又说黄土高原没有茂密森林，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观点。根据地质研究发现，数千年前的黄土高原植被茂密，有大量森林存在。
最离谱的是，《全球通史》认为商朝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人种概念，非蒙古族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通过掌握中东的青铜冶炼和战车制造技术，利用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入侵华北，征服了当地的新石器部落。
这特么也太扯淡了，周赫煊要是不经过修改，直接照抄原著的话，估计这本书写出来会被国人喷死。
咱响当当的炎黄子孙，咋就在西方史学家的笔下，成为游牧部族征服者的后代？
逗留南京期间，周赫煊就住在中央大学的教师宿舍内。他先把《全球通史》的大纲列出，又写了前面几章，在中央大学搞了两次学术演讲，突然有个日本人前来拜访。
来者年约50岁，身材瘦小，长着一张马脸，见面就九十度鞠躬：“周君，鄙人加藤繁，久仰大名！”
段锡朋介绍说：“周先生，这位是日本的中国经济史专家加藤繁先生，也是日本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第一人。”
“加藤先生你好。”周赫煊与对方微笑握手。
加藤繁在史学界还是很有名气的，周赫煊不可能没听说过，民国时期有好几个中国史学家，都是此人的学生。
加藤繁专门研究中国历代经济，比如南北朝的田亩制，比如明清市镇经济，比如秦朝的算赋，比如宋朝的商税，比如唐朝的庄园经济。他对中国经济史贡献极大，后世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史料学方法，便是加藤繁开创的。
顺便一提，加藤繁是日本天皇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天皇的忠诚跟政治无关，更像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信仰。但不管是政治还是信仰，加藤繁没有在学术研究里搞小动作，不像另一个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那样鼓吹大东亚共荣。
这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学者。
段锡朋笑道：“加藤先生这次是来中国考察的，他要走访一些江南小镇，昨天刚到的南京。”
加藤繁解释说：“我准备实地考察中国的村镇集市，在江南考察结束后，我还要去直隶、山东、河南等地。”
“加藤先生治学真是严谨。”周赫煊由衷赞道。
中国市镇经济史研究先河，是史学家全汉升先生开创的，于1934年发表《中国庙市之史的考察》。而加藤繁并没有落后太久，于同年发表《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做的同样是开创性质研究。
加藤繁说：“中国历史悠久，我所研究的中国经济史，只是沧海一粟。对中国历史了解越深，越能感受到她的魅力，特别是中国古代的经济策略，对今天依旧有着借鉴作用。”
周赫煊并非皇汉主义者，他痛恨日本战争贩子，但对纯粹的日本学者没有偏见。更何况，这个日本学者，还对中国的史学研究发展具有极大贡献，他主动邀请道：“等加藤先生去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