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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29军的大刀队终于让国人扬眉吐气——咱们，还是能打胜仗的！
天津《益世报》把29军的喜峰口抗战，跟去年19路军的淞沪抗战并称，在新闻中写道：“十九路军淞沪一战，二十九军喜峰口一战，使我们中国人还可以做人。”
上海《时报》甚至高喊口号：“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方罢手！”
北平《世界日报》的社评说：“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此非大刀梭镖足以摧毁敌之机枪大炮，乃国民精神道德的力之最高表现也。”
就连日本《朝日新闻》也有相关报道评论：“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大捷，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引起了剧烈的反响。
……
三乐堂。
下野后的张学良，正带着夫人于凤至，在周赫煊家里戒除鸦片。他已经被中央党部安排去欧洲访问，为了不被洋人耻笑为“东亚病夫”，张学良特意跑来找周赫煊帮他戒烟。（前面被删除的几章有描述，这里不想多说了，反正张学良正待在周赫煊家里。）
“大捷，果真是大捷啊！”张学良拿着报纸，哭中带笑。
周赫煊也是拿着报纸看了又看，笑道：“恭喜六帅。”
张学良无奈地摆手说：“都是将士们打出来的，跟我没什么关系。”
说实话，29军这次能获得喜峰口大捷，还真跟张学良有很大的关系。
张学良刚刚收编29军的时候，只给了50万元安置费就撒手不管了，29军驻扎在山西寄人篱下，军费无着，穷困潦倒，士兵们形同乞丐。
直到去年，张学良为了防备关东军的进攻，主动把29军调到察哈尔，才让这些无家可归的西北军有了自己的地盘。29军在移防察哈尔的时候，甚至不得不夜间行军，因为他们装备和军容太烂，怕被人白天看到了当成土匪。
谁又能想到，就是这一群穿得犹如土匪的乞丐军，居然在长城取得如此大的胜利。
周赫煊心中也不禁感叹，西北军真是能打啊。当初中原大战的时候，若非阎锡山故意拖后腿，估计中央军早就被西北军打残了，老蒋能不能顺利统治中国都难说。
只可惜啊！
一想起历史上29军的遭遇，周赫煊就忍不住叹息。
此战之后，宋哲元带着29军返回察哈尔，军力迅速扩张到六万余人，并且接收了民众抗日同盟和汤玉麟部的大量装备，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
这支本来可以作为抗日中坚力量的军队，却由于不断地跟日寇周旋，被南京政府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就连29军的驻地都被割让给小日本。
堂堂的民族英雄、抗日将领宋哲元，被逼得跑到天津做寓公，气得公开指责说：“谁再相信常凯申抗日，谁就是傻瓜！”
随后29军扩张到十万人规模，相当于北平、天津的安全屏障，可宋哲元本人却一度被逼得投靠日本做汉奸。前方的日寇是敌人，身后的南京政府也是敌人，宋哲元整天想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如何保存他的29军。
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宋哲元已经被搞得身心疲惫，厌倦了和日本人的长期周旋，干脆跑回山东老家养病去了——正好遇到卢沟桥事变爆发。
猝不及防之下，29军损失惨重，奉命撤往保定。
常凯申明升暗降，派冯玉祥到29军（当时已升级为第一集团军）来夺权。冯玉祥本是这支部队的老长官，但却完全指挥不动，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诸将互相猜忌，每遇战事常常一触即溃。
本来士气高昂的抗日部队，被生生逼成一支只求自保、战斗力奇差的军阀部队，这就是29军的蜕变历史。
当然，宋哲元做为29军的领袖也难辞其咎，他私心杂念太多，始终都有保存实力的想法。
幸好29军的长城抗战之魂一直没有熄灭，后来刘汝明的68军、张自忠的59军、冯治安的77军……这些部队都是29军的延续，在多次会战当中屡立战功。
张自忠将军的英勇殉国，算是29军在抗日战场的最后余晖了，剩下的29军部队渐渐沦为二流杂牌。
533【背锅小王子】（）
张学良高兴之余，突然皱起眉头看着报纸，苦笑道：“明诚，你说这次喜峰口的捷报，有几分是真的？”
张学良以前也是领军打仗的人，自然能看出战报不对劲的地方。杀伤敌军数千或许有可能，但缴获飞机1架是什么鬼？居然还缴获了11辆坦克和6辆装甲车，真当日本人的坦克是纸糊的？
报纸上刊载的那些战果，肯定有水分，而且水分极大！
周赫煊笑道：“六帅，不管捷报是真是假，它都必须是真的。你说呢？”
张学良一愣，随即点头说：“确实，必须是真的。”
中国人民急需这场大捷，它甚至可以说是现在中国军民的精神支柱，它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所以它必须是真的，才能激励无数国民抗战，才能坚固中国人民反抗的决心。
至于这场“喜峰口大捷”，后世的讨论和研究很多，但都莫衷一是、说不明白。
有资料显示，29军大刀队只是杀退500多日军；也有资料显示，大刀队斩杀日寇3000余人。但不管如何，杀退日本人的战果是真实的，而且确确实实炸毁日军18门大炮。
至于缴获装甲车、飞机什么的，说起来实在有些玄幻，愿意信的就信，不愿意信的也可以合理质疑。
但无可否认，那些奋勇杀敌的大刀队战士都是英雄。一场夜袭战打下来，只有零星十几人幸存（也有说30人的），而这种夜袭战前后打了好几次。
29军的装备非常简陋，属于长城抗战部队当中的叫花子军。
可这些“叫花子”死守喜峰口整整10天，不但多次打退敌人进攻，还数次夜袭冲入敌军阵地。而他们面临的是机枪大炮，以及飞机的轰炸，纯粹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炮火。
如今29军还在喜峰口死守，历史上的他们，一直坚守阵地未失。直到侧翼友军（晋绥军）防线被击溃，29军才被迫撤出喜峰口，其战斗之顽强可见一斑。
“可惜啊，可惜，”张学良唏嘘道，“这场胜仗，不该是宋哲元打下来的。”
周赫煊点头赞同：“确实不该让他来打。”
宋哲元属于冯玉祥的左膀右臂，乃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在军阀混战、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的诸多战斗中都表现强悍。这个人打仗确实很强，但却有着天生的性格缺陷——或者说是“优点”。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宋哲元相当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集合体”。综合了冯玉祥、阎锡山的各种优点，同样包括了两人无数的缺点。这家伙狡诈而又莽撞，贪婪而又义气，而且权利欲非常大。
北伐战争期间，宋哲元居然能玩出杀俘的把戏，而且一杀就是3000人（有说500人的）。且不说他杀的俘虏是同胞，就算是四川的二杆子军阀，也知道不能干杀俘这种事啊。
张学良之所以说“可惜”，是因为宋哲元的身份太尴尬，已经注定了他未来的悲剧。
中原大战之后，随着冯玉祥倒台，“西北军”这个军事团体实际上消失了。而宋哲元属于西北军残余中最有实力的，他现在相当于西北军的精神领袖，就连冯玉祥都悄悄写信内定宋哲元为继承人。
现在宋哲元凭借29军成为民族英雄，必然迅速扩大势力，甚至能吸纳许多以前的西北军来投靠。
无论是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老蒋都不会坐视西北军复活，必然尽可能地打压其发展势头。而华北这边又是张学良的地盘，就算张学良胸怀大度，奉军其他将领也不愿看到西北军壮大。
从宋哲元打出“喜峰口大捷”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面临中央和奉系的双重打压。
而宋哲元又是个权利欲极盛的老牌军阀，他必然不愿屈服于常凯申，更不愿彻底投靠张学良，也不愿迎回老上司冯玉祥。那他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英雄名气，周旋于日寇、奉系和中央三者之间，甚至为了保存自身的实力，不惜选择跟日本人进行有限合作。
该死的政治！
该死的军阀思想！
如果换成太祖那样雄才大略之伟人，肯定不会太过逼迫宋哲元，毕竟对方的实力和名气摆在那里。让宋哲元在华北慢慢发展，做为抵御日寇进攻的屏障，这才是最好的用将用人方略——既可赢得民心，又可赢得军心，既彰显了自己的度量，还可以恶心日本人，何乐而不为？
可惜常凯申的格局实在太小，明知道不可能解除宋哲元的军权，却三番五次的逼迫宋哲元，差点把宋哲元逼得投靠日本人做汉奸。
这纯粹是费力不讨好啊，而且还民心尽失，落得个迫害抗日英雄的骂名。
历史上的宋哲元，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抱住中央的大腿发展自己。他甚至都主动示好了，拒绝跟共党合作，以免引起常凯申的反感。可常凯申却各种不领情，铁了心要吞掉宋哲元的部队。
老蒋这个人啊，有时候脑瓜子真的不好使。似乎只要不在他控制当中的军阀，都是必须干掉的王八蛋，搞得反对他的人越来越多。
而太祖就刚好相反，只要不是敌人，那都是朋友。就算以前是敌人，未来也可以发展成朋友，于是支持太祖的人越来越多。
只凭一个什么主义，在混乱不堪、内忧外困的民国，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再好的政治思想理念，都必须讲究合适的方法，领导人一定要有广阔的胸襟，换成太祖来当南京政府的领袖，宋哲元的部队肯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学良执掌奉系多年，基本的头脑还是有的。他完全可以想象，今后几年华北的混乱，这种混乱比日寇进攻还可怕。
张学良这次因热河之战被迫下野，常凯申必然过来插手华北事务。奉系的军权，常凯申肯定拿不走，但一定会染指民政事务，到时候中央和奉系的官僚能打出狗脑子来。再加上一个夹缝中崛起的西北军（29军），那就是三国混战的局面。
如果日本人够聪明的话，根本不用再使用武力，就能利用三方面的矛盾，慢慢攫取自己在华北的利益。
事实证明，日本人不是傻子，历史上差点搞出“华北五省自治”。
张学良对此毫无办法，他虽然心里明白，但却是力不从心。因为他能力有限，而且名声大丧、不足服人，根本镇不住那些收编过来的西北军、晋绥军，更没有办法跟中央政府为敌。
不管是哪一边把事情搞砸，张学良都必须为此负责，因为他是名义上的华北之主。
张学良如今头顶悬着几十口大锅，就等着哪口落下来，他未来的任务除了背锅还是背锅。给中央背锅，给西北军背锅，给晋绥军背锅……想要不背锅，就只剩下逼蒋抗日这一个选择。
534【收徒弟】（）
张学良再度被捆起来戒大烟时，端木蕻良终于到了三乐堂门外。他没有提前写信预约，非常自信的直接登门拜访，对开门的佣人说：“麻烦告知周先生，就说左联曹京平来访！”
片刻之后，端木蕻良就被带到客厅。
虽然在佣人面前口气很大，但见到周赫煊以后，端木蕻良难免心中忐忑。毕竟，他只是一个21岁的大学生，加入左联后也只写过几个短篇作品，跟举世闻名的周先生比起来差得太远。
“周先生，我叫曹京平，笔名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恭敬地说。
“坐吧。”周赫煊微笑道，好奇地打量眼前这个青年。
整个30年代的中国文坛，最耀眼的当属东北流亡作家群。这些来自于东北的青年作家们，将自己的家国情怀、思乡之情、惨痛遭遇都融入到作品当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而东北流亡作家群体当中，又有三个人最为瞩目，分别是：萧军、萧红和端木蕻良。
萧军和萧红此时已经同居，不过再过几年，萧红就要跟端木蕻良结婚。
这三人当中，萧军属于性情中人，嬉笑怒骂更胜于鲁迅。
1938年的时候，萧军只身一人，身背褡裢，手拄木杖，徒步从山西度过黄河去延安。太祖得知萧军到来，特地派办公室秘书去问候，顺便安排时间见见面。萧军居然一口回绝：“不见了，他挺忙的，我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萧军的潇洒、率性和幽默，颇有些魏晋遗风。难得的是，他能安心下来做事，交到他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