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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百里摇头说：“我就不去了，我是戴罪之身，参加婚礼会带去丧气。”
向哲浚也不强求，眼睛突然扫到茶几上的那些稿件，惊讶道：“百里先生，这是你的最新著作吗？我可不可以看看？”
“看吧，没关系的。”蒋百里无所谓道。
向哲浚仔细看完“三阳线决战论”，有些情绪低落地问道：“一旦中日开战，中国真的只有放弃大片的东部土地？”
“别无他法。”蒋百里说。
“可悲，可叹啊，泱泱大国居然落到如此地步，”向哲浚悲哀道，“可惜我这个搞法律的，对此一点忙都帮不上。”
周赫煊笑道：“等中国打败了日本，在国际军事法庭上，向兄就有了用武之地。到时候，还需要你这位大检察官，当面控诉那些罪恶滔天的日本战犯。”
向哲浚憧憬道：“希望有那么一天吧。”
615【赌徒】（）
常凯申不在南京，而是在庐山避暑，且已避了两个月的暑。
身为中国的最高领袖，常凯申真的昏聩到放下首都南京不管，连续几个月待在山沟里纳凉吗？
当然不可能！
避暑只是名义上的借口，常凯申留在庐山的真正目的有两个：第一，亲自掌控“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培养工作；第二，坐镇督战江西的“剿匪”工作。
清晨。
庐山别墅。
心情舒畅的常凯申，正在和宋美龄散步，并听取“剿匪”前线送来的最新战报。这几个月的仗打得很顺，前所未有的顺利，常凯申似乎看到了真正统一全国的希望。
听取完战报，常凯申突然对副官说：“雪冰啊，你在我身边待了好几年，有没有想过外放任职？”
副官邓文仪立即惶恐道：“委座明鉴，卑职只愿追随委座左右，尽效犬马之劳！”
常凯申笑道：“你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还给先总理（孙中山）做过侍从副官，你这种人才不能永远蛰伏在我身边。红匪眼看着就要灭亡了，我们必须跟苏联缓和关系，为将来联苏抗日做好准备。这样吧，等今年过完春节，你就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首席武官。”
“卑职肝脑涂地，还请委座训示！”邓文仪激动地说。从1924年开始，他先是给孙中山做副官，后来又给常凯申做副官，熬了整整十年，终于能够一展抱负了。
顺便一提，邓文仪还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负责谍报信息的汇总整理工作。
常凯申叮嘱说：“特务系统的职务，你可以暂时放下了。等到了莫斯科，要多多结交苏联的外交和军事官员，宣传日本对苏联的野心。中日两国一旦开战，苏联就是中国的天然盟友。”
邓文仪两腿一抖，立正敬礼道：“卑职谨记！”
“报告！”
就在此时，另一位侍从副官来到花园：“委座，周赫煊与蒋方震求见！”
常凯申愣了愣，随即挥手道：“让他们进来。”
邓文仪非常懂事的自动退下，宋美龄则让佣人沏了两杯好茶，笑道：“这个周明诚的风流韵事，我在庐山都听说了，不愧才子之名。”
常凯申有些不满道：“《中央日报》不该掺和的。”
为什么常凯申对此感觉不爽？
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中央日报》这种国党机关刊物，不应该评论名人的私生活，实在太掉逼格了；第二，《中央日报》在批评周赫煊的时候，居然打着常凯申新生活运动的旗号，完全把常凯申当枪使。
但常凯申还是按兵不动，没有出面干涉。他要好生看看，到底有哪些人在听汪兆铭使唤，那些充当急先锋的通通都要上政治黑名单。
周赫煊来到别墅花园时，常凯申和宋美龄正坐在石凳上聊天。一年不见，常凯申清瘦了许多，颧骨高高凸起，但比以前更有一种权势滔天的独裁者气势。
等对红区的第五次围剿成功，常凯申就该着手对付汪兆铭了，一步步把汪兆铭彻底架空，成为国民政府里的孤家寡人。到最后，不甘只做吉祥物的汪兆铭，终于跳反当了汉奸，那时的汪兆铭手里已经没有任何实权。
常凯申突然露出微笑，做出一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模样，起身迎接道：“百里兄，明诚先生，快请坐！”
蒋百里被常凯申平白无故幽禁了两年，但二人之间似乎看不到半分仇怨，他直奔主题说：“委员长，我前段时间走访了日本，情况及其危急，最多三年就要有大战。这是我跟明诚一起写的国防应策，希望委员长能够亲自阅览。”
常凯申随手翻开那份“三阳线决战论”，边看边思考，读完之后赞许道：“这是谋国之论，两位辛苦了。”
见常凯申没有任何实质性表态，蒋百里急道：“委员长……”
常凯申打断说：“不必多言，我已经有全盘考虑。”
常凯申确实有他自己的考虑，明年初，他和汪兆铭一起联名发布“禁止排日运动令”，还大肆宣扬中日友好言论。但他真的昏聩，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吗？当然不可能！
早在四个月前，常凯申对国府的一群资深政治官僚说：“（距战争爆发）总共还不到一千一百天。”
一千一百天刚好三年，也即是说，常凯申认为三年之内就要爆发中日战争。从他说话那天开始算，常凯申预计的三年之期，只跟七七事变爆发相差43天，料得极准了。
蒋百里提出的工业内迁计划，常凯申其实也早就在进行了。
自《塘沽协定》签订以后，常凯申就禁止在沿海地区兴建（国企）新工厂，下令规划把重工业转移到内陆省份。对于把察哈尔以及河北省北部划为非军事区，此等卖国行为，常凯申也有着自己的主张，他想要“缓和侵略”、“保存华北，稍纾喘息”，为抗战换取准备时间。
有句古话说“肉食者鄙”，其实肉食者并非真的鄙，而是他们身在高位，考虑得更多，不如周赫煊这些民间人士那么潇洒而已。
常凯申不但在经济和外交上有准备，在文化和军事上依然如此。
文化方面，他不敢高呼抗日口号，但却发起了“新生活运动”，无非是想要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兵员素质，只可惜被各地官僚把经念歪了。
而在军事方面，常凯申积极寻求与德国合作，得到德国的许多军事支持，比如引进兵工厂生产线、邀请德国教官训练士兵等等。同时，常凯申知道中央军校（黄埔军校）已经烂掉了，所以他另起炉灶，开设了“庐山军官训练团”。
“庐山军官训练团”表面上是为“剿匪”而设，但最终目的是培养抗日军官，从训练团的口号就可以看出来。本来，“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口号只有三个，即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但常凯申又特意加了一个口号叫“临难不苟”。
“临难不苟”这个口号，明显就是专为对付日寇而加的。因为红军一向优待俘虏，根本没有临不临难的说法。
可惜常凯申看得清楚，实际做起来就很糟糕了。他明知道上海不可能坚守，却又舍不得放弃，费尽心思的巩固上海防御，希望坚持到列强干涉那天。
常凯申的心思很好理解，欧美列强超过七成的在华利益集中于上海。如果能坚守上海两三个月，列强说不定就会武装调停，中日全面战争就有可能打不起来。
说白了，常凯申对列强还抱有一丝幻想。
然而搞笑的是，常凯申是非常不信任洋人的，在他眼中洋人都是王八蛋，这家伙属于极端的民族主义者。
常凯申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充满了矛盾。在很多时候，他对局势看得非常清楚，也料到了各种糟糕后果，但他又抱着赌徒的心理，认为事情会朝着好的那一面发展——比如悍然挑起中原大战，那就是常凯申的一次豪赌。
616【交易】（）
“如果有六十万以上真正的革命军，能够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打败这小小的倭寇。老实讲，他们那一般骄妄愚蠢的军人，完全不在我的眼中，我一定有办法可以战胜他们，而最要的条件，就是要指挥统一。”
这段话是半个月前，常凯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做演讲时说的。
看得出，老蒋对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非常自信。他认为日本的军人狂妄而愚蠢，只要有绝对听从指挥的60万精锐，他就能轻松打败小小的倭寇。
周赫煊真的很难理解，老蒋这种自信来源于何处。
常凯申当初虽然也留过洋，但他读的是振武学校（军事中专），而且还特么被开除了。
开除的原因很简单，常凯申不喜欢读书，花钱又大手大脚，于是就动了歪脑筋。他经常装病住院，每天可报销35日元的住院费，然后拿着钱请朋友到处玩耍。
结果因为病假不归，常凯申被振武学校开除，只拿到了肄业证。在肄业之后，常凯申被分配到炮兵联队实习，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拖炮的马匹洗澡，再牵着马儿去饮水和喂料。
这尼玛能学到什么军事技能？居然还对自己的指挥能力迷之自信，在抗战期间各种微操作。
常凯申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的讲话非常扯淡，先是分析国际大势，说日本侵华要得罪全世界列强，让大家不要慌。接着，又说不可与日本轻易开战，日本的军力太强了，三天之内就能占领中国的沿海地区，西南也靠不住，日本轻轻松松就能打到广西和四川。紧接着，他又说中国应该稳扎稳打，靠意志力来抵抗日军的先进武器。最后，他又让军官们忠君爱国，只要有几十万人服从指挥，他就可以轻松灭掉日本。
整个演讲的内容前后矛盾，毫无连贯性和逻辑性，涉及专业方面都是拾人牙慧，关键问题却各种假大空喊口号。
在周赫煊看来，如果这篇演讲稿是请人写的，那么写稿子的人可以拖去枪毙了。如果是常凯申的即兴演讲，那么就深深暴露了委员长的真实水平——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军校毕业生。
甚至，常凯申还在演讲中有这么一段话：“我们所有的官兵都能绝对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东西，这件事的性质虽然不属军事范围，因为很要紧，所以特别和大家提一提。”
尼玛，一个国家元首，在给未来的精英军官训话时号召“抵制日货”，还说这是经济抗日的重要手段。
画风清奇啊！
老蒋就是这么搞笑而矛盾，他一边压制社会上的抗日活动，一边在军队里边宣扬抗日思想。
常凯申此时看似对蒋百里的应策不屑一顾，但其实已经生出爱才之心：“百里兄，你是军事战略专家，你对两广的军阀力量怎么看？”
蒋百里毫不保留地说：“国难当头之际，中国必须团结一致，地方军阀必须服从中央。委员长你是国家元首，天然拥有统率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的权力和义务。至于两广的军阀，分化瓦解即可，但绝对不能开战。每一次内战，都会削弱中国的国力，我们必须积蓄力量迎接日寇的进攻。”
“很好！”
常凯申大赞了一声，他最顾忌的就是蒋百里在军界影响力深远，怕蒋百里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搅在一起。现在听到蒋百里的拥护中央之意，立即说：“百里兄，不如你来做我的参谋吧。”
“吾所愿也！”蒋百里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其实常凯申曾经数次邀请蒋百里做参谋，但都被蒋百里拒绝了。这次之所以答应，完全是为了抵抗日本，巩固中国的国防力量。
可惜，蒋百里病死得太早，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就去世了。
此刻“为患多年”的红军就要被“消灭”，又把军事奇才蒋百里收入囊中，常凯申已经有些志得意满的征兆。他笑着对周赫煊说：“明诚，有没有兴趣做官啊。你若是愿意出仕，教育部或者外交部的副部长位子就是你的。”
周赫煊连连摆手：“我做不来的，当官太复杂了，理不清的人际关系就能让我焦头烂额。”
这是实话，民国的官儿不是那么好当，各种派系牵扯能把主官逼疯。别说副部长，即便周赫煊做了正部长，他也干不了几天就要辞职。
常凯申也不再劝，突然说道：“你跟汪兆铭有仇？”
周赫煊笑道：“没有私怨，只有公仇。在对付日本人方面，我主战，他主和，就这么简单。”
“汪兆铭这个人呐，唉，一言难尽。”常凯申感慨道。
你很难想象，汪兆铭在30年代初是少有的对日主战派。
“淞沪之战”刚刚爆发时，孙科犹豫不决瞻前顾后，常凯申坐视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唯独汪兆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