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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声，是杜月笙最看重的东西，他答应周赫煊的事情必然全力去做，可信度远高于国民政府的官僚。
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说，杜月笙还是一个爱国者……
历史上，淞沪会战爆发之时，杜月笙主动提出计划：在长江下游沉没自己轮船公司的船只，用以阻挡日本军舰通行，同时为中国将领提供自己的防弹汽车。
杜月笙还组织青帮力量，全力配合戴笠的特务行动。并将发起组建“淞沪别动总队”，共有8000多名民兵，其人员构成为：商店店员、地皮流氓、国党溃兵、失业工人、公务人员等等。
虽然杜月笙的别动总队是一帮乌合之众，被日寇打得溃不成军，但他们至少参战了，没有屈膝当汉奸——最后一支别动分队，1938年2月才撤出上海，那时候淞沪会战都结束三个月了。
上海别动总队虽然溃败，杜月笙还在继续组织地下抗日行动。直至日军进入上海南市，杜月笙才逃去香港，继续在香港进行抗日活动。而上海青帮的地下抗日斗争，持续了足足三年，杜月笙一直都在遥控指挥。
国难当头，帮会也是爱国的。
不仅是青帮和洪门，四川的袍哥会，同样涌现出许多爱国团体。
……
八月五日，《春望》诗刊正式发行创刊号。
周赫煊为纪念赵、佟两位将军的《沁园春》，迅速在大江南北流传开来。国共两党的报纸也极为配合，大力宣传赵登禹、佟麟阁的英勇事迹，把他们奉为抗战军人的英雄榜样。
《春望》由此打开场面，成为爱国青年争相传阅的刊物，每天都有无数诗稿从全国各地寄来。
郭沫若也从日本回国了，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刊物《救亡日报》的主编。不管这位先生私德如何，但他的爱国精神是不容置疑的。他曾在老蒋清党的最危险时刻加入共党，也在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回国，能做到这两件事，应该获得后人的尊重。
徐志摩家中。
庞德正在阅读报纸，随着中国时局变幻，他暂时放下对《易经》的研究，转而关注中国人的爱国精神。
昨晚，庞德还给挚友艾略特写了一封信，说道：
“当我还在美国的时候，就对中国文化深深着迷，对中国展开过各种幻想。在我的幻想当中，中国神秘而传统，这里的男人留着辫子，这里的女人裹着小脚，有着精美的瓷器，有着柔软的丝绸。就像印度一样，中国应该是个未开化的民族，底层人民蒙昧无知，上流社会顽固保守，知识分子优雅排外……”
“而当我真正来到中国，发现跟我的幻想有很大不同。前两天，我跟哈恩小姐（项美丽）进行了一番交流，她对于中国的了解深入透彻，令我大为震惊。中国政局虽然四分五裂，但却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就连很多不识字的底层贫民，都是令人敬佩的爱国者……”
“中日两国已经开战，这是一次全面战争，我看到中国人异常团结。昨天，哈恩小姐和她的中国情人邵（洵美），邀请我到一家戏院观看演出。据邵先生介绍，演出的剧目分别为《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岳母刺字》、《苏武牧羊》、《花蕊夫人》，都是中国著名的爱国戏剧，其中《花蕊夫人》的编剧还是周赫煊先生和他的朋友。演出过程中，中国观众疯狂拍手叫好，还有人站起来大喊‘干死小日本儿’。”
“而在前往剧院的路上，我还看到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发起的募捐活动，人们排着长队，非常有秩序的捐出救国款。这跟平时乱糟糟的中国人非常不一样，他们是如此团结，如此遵守纪律。”
“这个国家正在沸腾，就像是受伤咆哮的狮子。中国现在有一首歌非常流行，这段时间我在广播里反复听到，歌词是这样的：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我必须留下来，留在中国。不仅是学习这个国家的文化，还要研究这个国家的灵魂，这肯定是个极为有趣的课题。下次再聊吧，我的朋友。”
庞德阅读中文报纸的时候，周赫煊正在和徐志摩聊天。
“若是上海即将沦陷，就把《春望》杂志社迁到武汉。”周赫煊说。
“你觉得距离上海沦陷还有多久？”徐志摩问。
周赫煊道：“三五个月吧。”
徐志摩有些吃惊：“能坚持那么久？”
是的，徐志摩吃惊的不是上海沦陷太快，而是吃惊上海沦陷太慢。
因为北平有坚城可依，也只守了大半个月，其中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日寇在等援兵。而上海连城墙都没有，日本的海军还可以开来，一旦上海开战，必然沦陷得比北平还快。
至于日本是否会进攻上海，没人对此怀疑，因为上海对中国太重要了。
不仅常凯申想在上海开战，日本海军也想在上海开战。若真老老实实的从北打到南，日本海军要等多久，才能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徐志摩说的这种话，代表了很多中国人的心声。
北平沦陷得太快了，以至于人们对未来的抗战丧失信心，日本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此时的国人也对此等狂言有些相信。
历史上，淞沪会战虽然失败，但却有着更为重要的精神意义，它打击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也为无数国人对抗战必胜坚定了信心。
比如胡适这样的和评论者，就是在淞沪会战之后，彻底转变成对日主战派的。
人们的想法大概如此：原来，中国也可以打！
周赫煊也懒得说太多，只提醒道：“十月底，你带着《春望》编辑部前往武汉。还有，你提醒徐伯父，让他尽快把工厂内迁，再迟就找不到船了。”
“我不一定能说服他。”徐志摩道。
江浙工厂大举内迁，是在八一三事变爆发之后，距离现在只有不足两周的时间了。若不提前动身，真的连船都不好找，好多人搬家只能赶着牛车出发。
而在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周赫煊就提醒华北地区的希望小学，让老师带着学生尽快南下转移。但大部分师生都不肯走，只有少数在平津沦陷后，拿着周赫煊提供的经费仓皇逃离。
周赫煊现在也要离开了，而且是带着阮玲玉、周璇一起走，他在重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825【安排】（）
就在周赫煊把磺胺药品交给杜月笙的时候，国军精锐德械第87师和88师，已经秘密抵达上海附近。同时，驻扎在苏州的精锐部队，则换上保安团服装秘密进驻虹桥机场等战略要地。
显而易见，国防会议虽然还没开完，但常凯申已经打算在上海开战了。
事实上，直到此时此刻，日军参谋本部都没想过要进攻华东和华南。根据石原莞尔制定的国防国策大纲来看，日本完全没有把中国当敌人，他们的假想敌依次是美国和苏联。
在具体策略上，日本想要“努力与美国保持亲善关系”，通过占领东北和华北地区，遏制苏联的共产主义南下，以此来讨好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日本又打算疯狂扩充军备，以武力为后盾与苏联谈判，“迫使苏联放弃进攻远东的图谋”。
这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的国际大策略，在这个国际大策略之下，再进行对话战争的小策略。
说起来很可能有人不信，日军参谋本部是反对扩大战争的。他们定下的短期战略目标，是稳固东北和占领华北，再挑动西北内战。而远期目标则是，逐步向南洋渗透，得到东南亚的橡胶和石油，接着再挤走英国人，争取吃掉东印度群岛，如此则可保证石油和橡胶等战略资源的供应。
等拿下东南亚以后，又消化了中国东北和华北地盘，便可以趁机染指西北和华东，并顺势吞掉整个中国。到那个时候，日本就不需要依赖美国资源进口，可以跟美国进行“最终战争”。打败美国，日本则可成为远东和太平洋霸主，顺势再把苏联的远东地盘给吃掉。
非常异想天开而又合理的战略，说明日军参谋本部还是有明白人的。
若照此计划而行，国内诸多势力看到南方和西北安全，说不定又要爆发内战，让占领了华北的日军笑着看好戏。而且，随着日军对华北和东北的消化，以及对东南亚的渗透，日本战略资源储备将更加丰富，偷袭珍珠港的事情极有可能推迟，美国也没有借口那么快参战。
但是，日本海军等不及了
如果严格按照国防国策大纲的步骤来执行，起码在十年之内，日本海军是无仗可打的。没有仗打，就没有军功，没有军功就不能升职，日本海军也没理由索要更多军费。
于是乎，看到陆军在华北打得顺风顺水，而参谋本部打算跟中国和谈（是真和谈，只想占领华北），海军终于忍不住在上海动手了。
八月九日，日本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和一等水兵斋藤要藏，驾驶军车强闯虹桥军用机场。遭到中国士兵阻拦后，他们开枪打死一名中国士兵，随即被机场卫兵当场击毙。
日本海军终于把事情挑起来了，上海的战争不打也得打。而陆军部的一些军官将领，也不甘心只占领华北，非常配合的帮着海军挑事，逼迫参谋本部扩大战争意图，将原本只占领华北的计划改为占领整个中国。
日军参谋本部原先还很清醒，但看到陆军轻松攻克平津，也觉得中国是个超级软柿子，顺水推舟就喊着要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虹桥机场挑事开始，整个战争的方向，就已经脱离了日本军部和政府的控制。就像手里牵着几头恶犬，那些恶犬疯狂的向前奔跑，牵绳子的人根本拉不住，只能被恶犬带着往前奔。
八月十三日，就在周赫煊离开上海的第五天，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长长谷川下令：对南京、广德、南昌进行空袭，并对上海虹桥机场予以突袭。随后两日，日军派遣军舰16艘，载乘海军陆战队若干登陆淞沪，日本内阁也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增援。
史称，八一三事变。
中国这边，南京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任命张治中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任命张发奎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对登陆日军予以坚决抵抗和打击。
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是袖手旁观，并且美国在持续卖给日本战略物资。德国表面上倾向于日本，但继续暗中向中国出售大量军火。
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美国和德国的做法都是为了赚钱。
只有苏联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很快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各大国都采取中立立场的时候，苏联单独声明不与中日战争的中国方为敌，事实上就是在声援中国，并把日本确定为潜在敌对目标。
苏联的做法，同样无关国际友谊和道义，这属于地缘政治的范畴。
不管如何，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给危机关头的中国带来极大鼓舞，不管是南京政府还是各界人士，都对此条约的签署感到无比兴奋。
当八一三事变的消息传来，周赫煊已经到了南京，专门托人找到一位先生——许传音。
“周先生怎么专程来拜访我？”许传音感觉有些纳闷儿。虽然他在南京当官，但官职并不大，不可能入周赫煊的法眼啊。
周赫煊为什么要找许传音？
因为此君在战争期间主动留下，担任国际红卍字会副会长，主持国际安全区的难民住房安排工作，并成为国际救济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
在许传音博士的主持下，共在南京建起了25个难民营，收容了约20万到30万难民，他还把自己的两栋洋房也拿出来给难民住。
作为唯一获准在南京城内自由走动的非汉奸中国人，许传音博士全程目睹了日军暴行，他后来成为东京审判庭上指控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重要证人。
周赫煊问道：“许博士，如果日寇攻陷南京，你会带着家人离开吗？”
许传音摇头道：“应该不会走。我身体不好，家业也在南京，我必须留在这里保住家产。周先生认为日寇会攻到南京？”
“不好说，”周赫煊叹息道，“以中日两国的军事力量来看，恐怕南京是保不住的。而且作为中国的首都，日寇一旦攻陷南京，恐有昔日旅顺之事。”
“大屠杀？”许传音噌的站起来。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周赫煊拿出20万大洋的汇票说，“不管如何，战乱一来，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