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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謇见自己的提议实现后，便将话题转移到下一议题：“前两日总理办公会另一议决不下的议题乃是本位问题。具体请梁总长具体解释一二。”
“我中国货币原无本位之说，只是近20多年来，各大列强均陆续采用金单本位制。我国则是主要用银的国家，世界银价持续跌落，我国损失不小。马关条约中地对日赔款、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皆需折合金币交付，每次支付赔款时所支付的银两一直随银价的下跌而增多，而发生所谓‘镑亏’，并由此而使本位问题的争论一时热烈。光绪三十年美国国际汇兑调查委员精琦（jclemishw。jenks）建议我国实行金汇兑本位制，虽被拒绝。但影响一直存在。民国后，财政部特设币制委员会讨论币制就主张采用金汇兑本位制。前两日会上也是争论不休。外交陆总长主张金本位，总理和工商周总长主张银本位，民政岑总长主张银铜复本位，鄙人则主张先银本位，嗣后条件成熟向金本位过渡。”
“诸位既然都有了意见，那先听听理由，由陆总长先开始吧。”
“总统、总理、诸位。鄙人一直是主张金本位的。方才如梁总长所言，因为各大列强都已采用金本位，我们吃亏不小，赔款、外债本已是天文数字般的重负，再加上镑亏，简直苦不堪言。原本精琦所言金汇兑本位在现实上不无可操作之处，亦能够避免镑亏之弊，但这种乃是殖民地和附属国所实行地制度。他们有宗主国可以依附，我国显然不适宜实行此种制度，故鄙人主金本位。”
岑春煊随后发言：“鄙人主银铜复合本位（不是说用铜做货币就是铜本位，而是强调用铜来衡量单位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方是铜本位）乃是从传统和历史考量，我国一直都以银、铜作为大宗货币，人民相熟已久。断然更改绝不适应，况骤然建立金本位之条件也不具备”
“我和总理都是主张银本位地，原因主要着眼于商品生产和出口。”周学熙侃侃而谈，“梁总长分析的很透彻，近30年来，世界银价持续下跌，我国遭受到了镑亏这一弊端，但反过来说，也意味着在国内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国货币发生贬值。外国货币发生升值。这对于还债是不利的，但对于商品生产却是利好。本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从长远来看，商品出口所得利益要大于镑亏所损失之利”周学熙和张謇都是大资本家，考虑问题第一就是发展生产。
梁士怡最后发言：“鄙人以为，金本位制虽甚美善，但条件不具备，既缺乏黄金，又一时不易处理白银，不能断然采用。以今世界大势论，银本位自然不无其弊，但我国之大患却是无本位，与其梦想一步到位实行最好之本位，不如行银本位先为之过渡，作改进金本位的预备。我一贯以为，恶本位尤胜于无本位。”
关于本位问题，秦时竹或许不像这几人如此熟悉，但他最大的优势在于洞察历史。金本位虽然好，但实行起来难度甚大，历史上一战结束后，列强迫于经济危机就已经退出了金本位，对中国而言，确实不用赶这个时髦。况且，在一战其间，银价有一次大的跃升，这对于中国是一个相当利好地前景，实行银本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诸位的主张我都听了一遍，我认为其实大家并无原则性的分歧。第一，都是主张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本位制度；第二，都看到了金本位的优势和我们的条件限制。综合起来，现阶段最宜确定本位，我的意见以银本位适宜，将来若是条件成熟，我们也可以实行金本位，抑或者到那时有更好地选择再做选择也可以。镑亏问题说句实在话我们暂且无能为力，况总理和周总长所谈的扩大出口，抑制进口也有一定功效，两项抵消，我们实际上吃亏并没有表现出来的那么大。因此，我赞同燕孙兄的主张，本阶段先实行银本位，将来可再次进步，诸位不妨再讨论下”
众人议论来议论去，发现张謇、周学熙、梁士怡、陆征祥等人的意见其实是一致，无非是个先后步骤和阶段问题，因此最后形成决议时也没有多少困难，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实行银本位的决定
“第三件棘手地事情，是关于前清时节遗留下来的众多制钱和铜元。不知如何处理？今后既然已经确定银元为主币，那辅币又该如何确定与发行。”
制钱俗称铜钱，外为圆形，中有方孔以利于穿绳携带，应和‘天圆地方’之意制钱之铸造，自汉代以来便是政府地专利，民间不得私铸。有清一朝，有制钱铸造权之机关在中央为户部及工部。在地方为各省布政使司。户部有宝泉局，工部有宝源局，皆因袭明之旧制，惟明代各直省铸局皆得称宝泉、宝源，清代则只限于京局。咸丰三年（1853）后，因洪杨（太平天国）起事，财政空虚。各地颇有不遵旧制增设铸员，创钱充作军饷。而当时各局又多系鼓铸大钱，其后因大钱难行于市面，各局亦多相继停闭，同时因外国银元畅行各地，制钱的需要量自亦相对减少，同治年间铸局剧减。及开始铸造铜元之后，各省都视为获利的捷径。除宝泉、宝源二局而外，无局肯制钱，到宣统初年仅剩京师宝泉一局，然亦只是为着维持局员、局匠生活，所以没有裁撤。
梁士怡介绍：“银元流行前，制钱每年约铸200万串（每串1000文）。后逐渐减少，清廷为搜刮人民，每每变更制钱分量，铸造大钱（如当十、当五十等），更有夹杂铁、铅等杂质之举，于是钱银比愈加跌落，清初一两白银可换钱约1000文，后跌落至1700余文仍难换到，现在市面行情，每一银元大概可换钱1250到1400文之间。现全国制钱因为经年累月和自然损耗不详。但据财政部分析。至少在100万万文以上，因为都是前朝货币。继续使用不太妥当，但如何收回，财政部深感头痛”
铜元同样为圆形铜钱，其与制钱之最大区别在于边缘略厚，中央无方孔，出现甚晚，光绪年间始有面世，主要为模仿外国之铜辅币，特别是模仿香港盛行之铜仙。但以货币体系而论，其与大钱又是一脉相承。大钱在咸丰朝初铸时虽有当五、当十、当二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七种，但因流通阻滞，不久即废弃当五及当二十以上各种，单铸造当十一种，这种大钱当时在市面上已流通无阻，渐有代替制钱之趋势。到光绪中叶以后，制钱彻底恢复已不可能，而当十大钱之流通已成习惯，铜元的铸造即是乘此种趋势，同时为适应中西通商日益发达之新情势，乃将大钱的形式略加改变而称之为铜元，其实质无非是改头换面之当十大钱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广东因停铸制钱而闹钱荒，外洋铜仙广泛流通，为挽回利权，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便开始铸造铜元。每枚重二钱，当制钱十文，以紫铜百分之九十五，白铅百分之四，点锡百分之一配合铸成，直径二十八毫，形式精美，为白铜元之最精者，一面镌光绪通宝四字，内加满文广宝二字，周围镌广东省造，并分镌每百个换一元字样，一面中携盘龙，四周有英文‘kwangtu’字样，意即‘广东一仙’。此种制度明系模仿香港货币。花纹细致，中部无孔，均为进步的明征。铜元铸行之后，颇受社会欢迎，因其本身地价值只相当于6～7文铜钱，既然是当十使用，也不会有人会将其重新熔化。次年适当义和拳起事之后，巨额赔款使清廷财政深陷困境，因广东铸造铜元已见成效，利润也颇为可观，乃令沿江沿海各省设厂仿铸；各省督抚都知道铸造铜元可以获利，欣然受命，各造币厂纷纷设立，大铸铜元。其初因所铸不多，市场容易消耗，极为民众所乐用，不但按币面每百枚换洋一元，有时甚至还超过币面价额。
“财政部根据海关资料曾经有过报告，光绪三十一年以前，在胶州铜元每八十枚即兑洋一元，安庆每元合九十五枚，苏州一元合八十八枚，杭州合九十枚，上海也在九十二至九十五枚不等。可见发行价格虽规定为百枚合一元，而行用时在市面竟升水百分之五至十五不等。”梁士怡讲到这里，叹了口气，“可是好景不长，由于贪图其中厚利，各省中即便动作稍缓没有享铸造铜元之利者也按捺不住，纷纷向外国采购机器建厂铸币，视铸铜元为筹款之捷径，结果产出大量铜元，价格迅速跌落，当十铜元地市价，由当九、当八、当八半、当七，而跌至当制钱六文半。宣统元年银元每元可换铜元一百二十枚，而到宣统三年每元已经可换铜元一百七八十枚。银价日贵，物价愈昂”
“这种情况难道就没有办法控制么？”
“办法是有地，但实行起来难度颇大。清廷先前为挽救此种经济危机，采用了两种紧急措施，一面由度支部拨银五十万两交顺天府尹贬价收购铜元，以求提高铜元价值。并令各省加铸一文新钱，以确保铜元当十之数，一面令各省局厂一律暂行停铸铜元数月，以减少产量的办法控制价值继续下落。区区五十万两在京城虽可收一时平价之效，而对整个铜元制度，却为效甚微。尤其是停铸之令，首先不行于川省，江、鄂、湘、闽、浙、豫等省则请就现存铜斤继续铸造，津、粤亦请将已购之铜尽数铸造，停铸之令等于虚文，流通量不断加大，更难收效。由于铜元过剩，充斥市场，各省一方面禁止他省铜元在本省使用，一面又加紧将本省铜元行销于他省，皆企图以邻为壑，以他省之失补本省之利”
“这么说来，制钱和铜元过剩地问题基本是同一的，即铸造量过大不得不贬值使用，方才已谈到了将各省铸币权收归中央，看来不仅是主币，就是辅币铸造权也是一大要害。”
“总统所言甚是，只是铸铜元比铸银元要求更低，各省都有铸造局，有些还不止一个，且都视之为本省财政来源，要想停铸，难度很大况且，很多铜元是辛亥后新铸的，即使以前朝旧币不得通用的条例去限制，也不太能够奏效。”
“看来这事需要从长计议，诸位有好点子？”秦时竹再次将问讯的眼光投向了在座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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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40章】 纸币发行（）
第040章纸币发行
“铜钱和铜元是一定要收回的，我国虽然产铜，但数量不大，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每年都要花费银子从国外进口铜料，现在兵工行业大量需铜，两相争夺必然不妥。况且，铜钱、铜元滥铸，已经失信于民，不能不加以重视。我看，不如以北疆的方式改革，取消铜辅币，代之以纸币作为辅币，南方久以铸造铜元获利，那我们先就稳妥一点，只说回收铜钱，且以京畿、直隶、山东、河南等地先行试点，待时机成熟再推向全国。”说到这里，葛洪义笑了一下，“为了加快回收步伐，不妨在回收时略微让利于民。比如一元可换1250文铜钱，我们定的兑换标准就以1200文换一元。北疆当日以溢价回收保证了纸币的信誉，虽然财政承担了近300万的损失，但结果换来六万万余元人民币信用的稳定。熊秉三一开始天天苦着脸，后来就笑得合不拢嘴，相信燕孙兄也会有此一遭。”
众人大笑，梁士怡对葛洪义的调侃之言也并不介意，这么严肃的会议，确实需要诙谐话活跃活跃，葛洪义能这么说，说明已将他梁士怡看作自己人，这等的信任和重用才是最令自己感激的。
“总统一贯以来的执政方针都以积极稳妥为标准，刚才我说了稳妥的一方面，其实内中还蕴含着积极成分。既然是溢价回收，每一元可净得50文，约4％的利润。各地凡是头脑灵光必然会嗅出此中机会，我们不用号召，自然会纷纷把各地地铜钱收拢过来兑换，这等于政府不用出面张罗就有人帮我们贯彻回收精神。从另一方面看，也不需要另设很多兑换点，我的意思是在京城、天津、保定、济南、青岛、上海六处设立，自有人为了那一部分溢价而送上门来虽然溢价回收可能要亏损一部分。但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大的损失。”
“妙。妙。”众人都叫好。
周学熙问道：“还有一个疑问，若是各地都贪图此中溢价，在一时间纷纷前来岂非难以承受？”
“不然，铜钱是大宗货物，分量极大，长途贩运之运输费用必然超过4％的界线，只能得不偿失。这也是为我建议只在上述六处设点兑换的缘由――距离一长，运输费用必然超过溢价，商人经过计算就自然明白。等将来时机成熟，可在各省都设点兑换以作为政策的深入执行。”
经过表决，众人都赞同葛洪义地建议，秦时竹道：“等会我就发布总统令，上述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