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众目睽睽之下，梁士诒的回答也格外慎重起来，斟酌了半天，他吐出一句：“有困难，但基本上可以实现”
“哗”地一声，会场立即开始交头接耳起来，这个回答太不同寻常了，如果财政部认为中央财力可以负担，那计划通过的可能性就在90％以上，因为民间投资那部分已压根不必担心，只要政府点头，计划就能放行。
梁燕荪是点了头，但他点头的底气和依据何在呢？
。/
“
。。。
【第018章 】 一五计划（3）（）
ish
一五计划（3）
梁士诒的回答一出口，唐绍仪就知道，坏了！今天的事情邪门了。ish
他的老脸涨得通红，很想站起来大声指责这位号称“财神”的梁总长信口开河，又仿佛被抽去了气力，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有脑子在飞速运转，梁士诒说这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清清楚楚地问过梁士诒关于未来五年的财政推算，对方也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未来五年，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和波动，财政基本上能够保持弱平衡。为了强化预算，渡过难关，唐绍仪不惜多次召开会议，上下奔走，终于劝说军方将年度军费保持3。5亿的规模不变。按照唐绍仪的想法，倘若财政能保持微弱平衡，则就将这几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亿财政盈余投放出去，再带动一些民间投资实现产业升级，按照他设想的规模，财政投入无论如何也就每年1个亿的标准——在15元就能维持京畿地区一家四口人一个月小康生活的时代，1个亿已经能做很多事情了。可为什么平时口口声声财政微弱平衡的梁燕荪到了会上却一口咬定基本能够实现呢？
这当中有什么企图？或者，有什么自己不明白的特殊之处？可想来想去，都理不出个头绪来，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梁某人媚上，在迎合总统。或者干脆说，是总统授意他梁某人这么讲。
越是这么想，唐绍仪越是觉得自己脑瓜子疼，感觉局面又回到了1913年初那个最坏的时候——那时候袁世凯喜怒无常，一方面怀疑他唐某人的忠诚度，在内阁中用梁士诒、赵秉钧来架空自己，另一方面又恣意妄为，无视总理职权擅自发号施令，最终只能逼得自己从总理这个位子上卸任。仔细想想，又觉得局面比1913更堪忧，7年前袁世凯只是无视临时约法乱来，7年后秦时竹所有的政策方针都丝毫没有偏离民三宪法有关条文，换而言之，这是正在履行总统职权的表现。只是，通过国家政权强行制造需求的办法在各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唐绍仪也私下里征询过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洋大学很多留洋出身的学者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说没有类似先例，都承认看不懂、说不好，明确反对的人有，明确赞同的人却找不出一个。＇小说＇老天，这不是在实验地里搞实验，大不了这块地没收成，这是在拿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在实验，让人如何不慎重起见？搞成了的好处自然不必说，工商繁荣、产业升级、民生丰饶、财政宽裕搞不成怎么办？政府会不会垮台？经济会不会总崩溃？帝国主义会不会重新入侵？
当然，他相信形势再坏也不会坏过马关条约和庚子国变那时候了，但凡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无比珍惜眼下这个来之不易的局面。唐绍仪想不通的是，总统为什么要提出这么激进的主张？维持原状、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不是更踏实？更令人放心？总统不是愣头青，总统是有大智慧的人，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可究竟是为了什么，唐绍仪觉得自己看不清楚。为财？绝不可能！总统背后是北方集团，世界顶尖的大财团，利润相当于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钱对总统来说，已经只是个数字了。为权？总统早就大权在握，从文的来说，人民党占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从武的来说，全国200万军队都已经成了总统的嫡系，权力超过了袁世凯不知多少。为名？唐绍仪也不认为如此，1911革命起义推翻帝制，1913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1914打败日本收回山东和日租界，1919…1920打败俄国收回北方大片领土，民国所有重要的历史事件，都与总统有很大关系，国家的局面都是总统一手缔造的，威望如日中天，无人能及，要不是这次大选总统怕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显得“不够民主”而反复做孙中山的工作，让国民党方面推选代表，只怕得票率能有100％。
除非秦时竹想要做皇帝！一想到这个念头，唐绍仪忍不住吓了一大跳，仔细想想，又觉得只有这个可能了——总统现在不到50岁，再过15年也就是60刚刚出头，倘若再过15年称帝，那政权一定是异常稳固了，从总统的身体情况来看，说不定称帝之后还能再干上10年8年，如果那时候皇太子接班，也有40多岁了，政权交接也不会起什么波澜小姨的诱惑。他在脑海里盘旋许久，满脑子都是拿破仑在雾月十八里的表现，那一幕幕情形，现在看来有点儿接近了，唯一不同的是，拿破仑的儿子罗马王只是个婴儿，而总统的儿子据说再过几年就可以读大学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走势，自己该怎么办呢？
唐绍仪在迅速地盘算，自己比总统大12岁，今年已快60了，倘若再过15年称帝，自己不见得有机会能看到，似乎这“从龙之功”也没有什么，可女婿他们正好是人生壮年，即便不为自己考虑，也要为他们考虑不是？退一万步说，哪怕不屑这个“从龙之功”，也不能挡在人家面前啊，阻挡的后果是什么他当然是清楚的，他唐绍仪做过大清巡抚的嘛。他不敢接着想下去，只觉得这一切想法都太可怕了，他看了几眼其余的内阁成员，特别是葛洪义和陆尚荣——这才是总统亲信中的亲信，嫡系中的嫡系，他们会怎么表态？可看了半天，似乎也看不出个究竟来，倒是其他人都看清楚了，唐总理脸涨得通红，起色似乎不太好。当然，谁都不知道唐总理这会儿不是被梁士诒的发言气着的，他是被“从龙之功”这个可怕的念头给吓着了。
梁士诒当然不会介意唐绍仪怎么想，事实上，他梁某人根本不在乎他唐少川怎么想。没错，唐绍仪确实是大清的重臣，民国第一任总理，可梁士诒的来头更不小，光绪的进士、经济特科状元，邮传部大臣，说起来推翻大清还有他的一份功劳。当然这些就是老黄历了，他也不至于因为这些与唐绍仪较劲。他梁士诒最看不惯的是唐绍仪总与一把手唱反调：民初与袁世凯唱反调，现在又和秦时竹唱反调——怎么着，显得你唐某人有能耐？
“一五计划”的方案，梁士诒本来是举棋不定的，因为用政府力量来创造需求这个招数他也吃不准，但现在看了这个设想，他基本有数了。计划的核心要义，是以政府投资带动民间投资，最关键的一点，民间投资已经先期落实了，这个时候再说政府办不到，岂不是打总统的脸？更何况，他梁财神信心满满，认为每年7个多亿还是有办法拿出来的。
当然，现在他还有必要解释一下，免得被人认为是在当众拆唐绍仪的台，看不惯可以，但工作上不能故意捣乱，这是秦时竹的风格，再怎么说，财政部还是总理直接分管的，这一点梁士诒是心领神会的，看着唐绍仪涨得通红的脸色，他不疾不徐地解释道：“关于每年7个多亿的额外开支，虽然有点骇人，但绝不是我梁某人信口开河。倘若没有新增的经济规模，硬要搜刮出来，自然是民怨沸腾，是极其危险的，前不久总理问询的时候，我也说了一个中央财政微弱平衡的局面，这句话到现在我还是不改口。但今天重新审视整个计划，我发现事情还是大有可为，具体的没法细算，我们可以算大帐。国家财政在工商领域的收入主要是两块，一块所得税，一块营业税。所得税是将企业利润所得逢五抽一，营业税是逢百抽一，每个环节按营业额全额抽取，无论盈亏从刚才投资拉动来说，一年200亿的营业额，按照从生产到消费经过4个环节计算，那就是8亿。这8亿是个概略，有些领域，比如基础建设、军工等只有1…2个环节，而有些产品要经过6、7个环节，两相抵消后基本上可以算8亿。而根据我们以往的统计，企业净利润率一般在8％左右，200亿的规模大概有16亿可以进入纳税，可以拿到3个多亿的税收，即便因为前期投资规模大，周转率降低而导致净利润降低，一般也有2个亿的所得税，前后加起来约有10个亿，按照中央地方7：3的收入分成，中央可以拿到7个多亿基本上就有了保障。”
大家一听，也觉得梁士诒不像是在信口开河。
“当然”梁士诒的帐还会算得更细一点，“因为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届时政府公务人员队伍也会有所扩大，但因为除了工商税以外，还有相应增长的关税、矿税等林林总总周边税收，基本可以收支相抵，因此再考虑政府支出扩大的基础上，财政尽多7个亿是有可能的。”
！#
huish
。/
“
。。。
【第019章 】 一五计划（4）（）
分税制是民国三年以后在梁士诒等人的设计下逐步推动并实现的，使得民国政府第一次按照近代国民财政的原则建立了税收分层体制。按照设置，国家总体税收划分为国税和地税两类，其中关税、盐税等大宗是全部划给中央，而类似于屠宰税、酒席税、车牌税等小税种或者矿税这种因地制宜的税收都全部划给地方，而营业税、所得税、田税等普遍性税收由中央地方按照7：3的比例分享。这个比例的确定，有力地改变了清末地方对中央税收的抵制与截留，因为地方政府必须经地方议会同意才能用钱，而国地税分成比例是固定的，地方要想多用3元钱就必须向中央先交足7元才行，既没法隐瞒，也没法拖欠，除非地方不想用钱，可这样一来公务员工资发不了，二来民生事业又完不成，还是会被问责，因此税收的准确性日渐提高。当然，地方税收还分成2块，省政府（或者是设区的市政府）可以分得地方留成部分的30％，用于本级开支，其余70％由县（区）支配。
这个税制的意义本身不在于创造税源，而在于划分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的关系，更在于保持中央地方两级的相互制约——各地只有完成了中央税收的上缴，才能同步动用地方财政，这是中央对地方的制约；而因为分成比例的固定，中央不能随意对地方加派税收，只能遵守分成协定，不至于搜刮太甚，这又使得地方对中央也有所制约。
中央拿7成的大头也不是这么好拿的。按照收支相抵的原则，队全部是中央财政负担，驻军不得向地方索要半分经费，有力地避免了军阀割据与军人干政，民国以来军费浩大，中央把这一块揽了下来，各地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各地议会、各地司法机构的运作与人员经费都由中央负责，有效保障了立法、司法独立，可以有效监督行政权；在各类基础设施建设中，譬如铁路、公路、港口、水利等等，资金一律由中央投入，地方一般以劳力、土地入股；在教育体系中，高等以上教育中央全额拨款，中等教育中央地方七三开承担，初等教育中央地方五五开承担；原来对外赔款都是向各省摊派的，税制改革后一律由中央承担；原来各地为了兴办新政、填补财政窟窿而大规模举债的，税制改革以后也基本由中央承担。纯i
一句话，税制改革后中央收的钱当然不少，但承担的责任也大了许多，各地方反而能够轻装上阵，可以有效办一些造福桑梓的好事，在地方议会的监督下，贪污腐化的事情也减少了不少。事实上，民国三年以后，从地方到中央在财政方面普遍松了口气，一方面得益于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国际环境的改善，德国的、日本的、俄国的、奥匈的赔款纷纷取消，英法的赔款也一直拖着不给。
教育次长蔡元培的问话差不多代表了在场所有阁员的心声：“按梁总长的意思，是不是只要国民经济能实现200亿左右的额外增长，政府财政就可以承担？”
“对。就是这个道理。”梁士诒想了想，觉得还可以说得更谨慎一点、更圆滑一点，“在头三年，可能因为投资刚刚下去，增长不到这个数字，我们可以适当发行债券，等将来远远超过200亿规模时再将债券回收，只是额外多付一些利息罢了。财政部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追加发行10亿元长期建设债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以承受的。i”
长期建设债券是目前中央政府唯一发行在外的债券了，除此之外其他因革命、战争而起的临时债券早就一一还清了，虽然长期建设债券的规模一直都